杨联陞 （1914年—1990年），原名莲生，后以莲生为字。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河北保定。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0年赴美就读于哈佛大学，1942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46年完成《晋书食货志译注》获博士学位。四十年代初，在哈佛习文史哲的中国留学生中，任华（西方哲学）、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吴于廑（世界史）、杨联陞 （中国史）四人皆风华正茂，而意气相投；周、杨二氏尤为英敏特出。其后任、周、吴三人皆返国任教。惟杨氏自有因缘，得以留在哈佛远东语文系执教，墙外开花，海外称雄，乃至有“汉学界第一人”之誉。
中文里“报”这个字有很广泛的意义，包括“报告”、“报答”、“报偿”、“报仇”，以及“报应”。这一些名词的中心意义是“反应”或“还报”，而此一观念是中国社会关系中重要的基础。中国人相信行动的交互性（爱与憎，赏与罚），在人与人之间，以至人与超自然之间，应当有一种确定的因果关系存在。
因此，当一个中国人有所举动时，一般来说，他会预期对方有所“反应”或“还报”。给别人的好处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投资”（social investments），以期将来有相当的还报。当然，实际上每一个社会中这种交互报偿的原则都是被接受的。而在中国，其不同之处是这项原则有由来久远的历史，高度意识到其存在，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制度上，而且产生深刻的影响。
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本段内容出自《礼记·曲礼上》
图为四库荟要本《礼记注疏》书影
这一段后来多次为人所用，已经成为一个谚语。在明恩溥（ArthurH. Smith）的《中国谚语与俗话》 中，他引述《礼记》这一段，并加上一则俗话：所谓相互报偿，在理论上就是俗语中的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所谓得人一牛，还人一马；或一盒子来，必须一盒子去，都是这个意思。
明恩溥的同一著作中，又引述了一首诗，并加说明：“这一首诗，显示出交互报偿的必要性，阐明朋友交情的真正功用，并且说明了中国帝制下一个基本的原则。”其诗如下：
天上下雨地下滑，
各人栽倒各人爬。
亲戚朋友拉一把，
酒换酒来茶换茶。
社会关系的反应或还报并不一定是即时的。逢年遇节的往来送礼几乎是即时的，但其他场合如生日或婚丧喜庆的送礼，则只有在对方也有同样情事发生时才能还报。当然，在这些场合，招待亲友的吃喝可以部分抵还所送的礼；如果送来一份薄礼而受到丰盛的招待，这种还报已经是超过了。此类特别场合以外的普通宴饮，也是同样从质与量上计算所给与所得的。
还报也可以是延后的，因为中国人的社会关系，一般来说，是以家庭为基础，而家庭像一个法人，是可以延续很长时间的。在两个已经建立了友善关系的家庭之间，社交礼之往来不必每次都结清，因为双方在短时间内都不会觉得过意不去了。
但怎样才算是适当的回礼或还报，则依儒家或道家哲学而有所不同。《论语》中有一段：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根据《礼记》孔子也允许“以怨报怨”，我们不清楚这项原则在孔子说来是否相当于“以直报怨”。如果孔子确实提过这两项原则，他的立场必然被后来儒家学者修改过了。这些儒者认为以一个君子而大谈以怨报怨是不相称的。这种修改很可能是受了道家的影响。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认为这是道家的理想主义对儒家现实主义（realism）的胜利，因为不论儒家或道家均各有其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层面；同时，“以怨报怨”可以是理想主义的，也可以是现实主义的。
一个很实际的理由是，“怨怨相报，何时得了”。为了防止这种永无止境的报仇，政府常会下令禁止报复或血仇世斗，这一点又配合另一法理的理由，就是：
社会上的不公道只能经由国家当局来纠正。
历史上，政府常常基于稳定，下令禁止复仇
图为《三国志·魏书》文帝四年诏：“敢有私复仇者皆族之”
总而言之，“以怨报怨”这句话极少被以后的儒者引用，他们甚至会希望这是《礼记》原书中的一个笔误。
另外一个对“报”的观念产生影响的是武侠或游侠的传说。 游侠的兴起是战国时代，那时封建势力衰落，传统的武士阶级丧失了他们的地位与爵衔，这些勇敢独立的武士，又吸收了来自低层阶级的壮士，他们分散于全国，向任何能够用他们的人贡献其服役（甚至他们的生命）。这些游侠的特点是绝对的可靠，他们视此为其职业道德，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这就是还报那些真正赏识者的方式。他们的永远打抱不平的态度，使得他们成为那些复仇心切的人最得力的助手。
到秦汉时代建立了统一的帝国以后，政府开始限制游侠的活动；这政策主要是根据一项原则，就是公道的行使只能经由代表帝王的司法机构。以后的朝代同样继续这个政策，大致来说颇为成功。自行报仇的人被视同触犯法律者，将被解至公堂接受刑罚（但一个报杀父母之仇的孝子，则是例外：他被判流放而非死刑）。
然而，游侠的骑士精神并未被消灭，《史记•游侠列传》中那些传诵的英雄一直能激起后代的向往，而每个时代中总会产生一些或真或假的游侠人物。
依照一个真正游侠的道德规范，虽然一定会得到报答别人的恩惠，他们给别人的恩惠却不期望任何报偿，许多游侠甚至拒绝报偿，这种德行称做“义”。“义”通常有“正直”的意思，但在这里，它的特殊意义是表示任何超于普通道德标准的德行。
从太史公《游侠列传》开始，游侠主题一直构成了中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图为《白马篇》书法
下面一段是冯友兰对“义”字的阐述 ：
“所谓‘行侠作义’底人，所取底行为标准，在有些地方，都比其社会的道德所规定者高。如《儿女英雄传》中，十三妹施恩拒报，安老爷向她讲了一篇圣贤的中道，正可说明此点。安老爷说，凡是侠义一流人，都有‘一团至性，一副奇才，作事要比圣贤还高一层。’圣贤‘从容中道’照着一社会的道德所规定者而行。比圣贤高一层者，正此所谓超道德底也。施恩不望报是道德底行为，施恩拒报则即是超道德底行为了。”
报的观念也同时应用到所有其他社会关系上，从五伦之首—君臣关系开始，及于其他。在古代就已经知道，报恩是德政的基础，这一点在汉代学者刘向的《说苑》中说明的最为清楚：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夫施德者，贵不德；受恩者，尚必报。是故臣劳勤以为君，而不求其赏；君持施以牧下，而无所德。故《易》曰：劳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与，以市道接，君悬禄以待之；臣竭力以报之，逮臣有不测之功，则主加之以重赏，如主有超异之恩，则臣必死以复之。……夫禽兽昆虫犹知比假而相有报也，况于士君子之欲兴名利于天下者乎？夫臣不复君之恩，而尚营其私门，祸之原也，君不能报臣之功，而惮行赏者，亦乱之本也。夫祸乱之源，皆由不报恩生矣。
图为明成祖修建的大报恩寺塔，1636年荷兰传教士所绘的大报恩寺塔图
董仲舒也持有相似的观点。这位汉代的思想家发出一套天人合一的理论，在他的理论系统中，国家社会的系统是可与宇宙结构相应的。政府制度的行使应该模仿天道的运行。他所谓的“国之四政”相当于自然界的四时：
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凉以杀，冬寒以藏。暖、暑、凉、寒、异气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岁也。圣人副天之所行以为政，故以庆副暖而当春，以赏副暑而当夏，以罚副凉而当秋，以刑副寒而当冬。……故曰：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
这里所说的“天”，在董仲舒以及其他大部分中国思想家的理论中，是同时指自然界与统御自然界的超自然（神性），其意义有时着重在前者，有时在后者。 我们可以说，“天”不论是人格化或非人格化的，中国人相信它都守遵循还报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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