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城發祥於隋代南、北運河交匯處，屬典型的漕運城市，金、元以降隨著海防發展軍事職能見重，明永樂二年（1404）築天津衛城，清雍正三年（1725）升衛為州，同年九月升直隸州，九年（1731）設府，六年間行政級別連升3級，除漕運、鹽業等內部經濟動因，來自外界的動力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軍事動力，地緣格局漸變、邊疆安全由陸疆漸轉海疆，京師安全需要一個水上門戶、海防中心；二是經濟動力，海河流域腹地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在尾閭建立一個外向型的商貿中心，同時全國經濟發展，為滿足北京所需及南北物質貿易，也需要一個河海聯運樞紐；三是河流治理，清前中期海河水災對京師及漕運威脅加重，需設置專門的管理機構。這些因素皆與海河水系相關。
一、“水陸通衢”與1731年天津設府
雍正九年（1731）四月，直隸總督唐執玉奏請將天津直隸州升府，主要理由是：“天津直隸州系水陸通衢，五方雜處，事務繁多，辦理不易，請升州為府”[1]。旨在保證水陸交通樞紐暢通，並有效解決其所帶來的管理問題。
（一）天津設府概況
順治九年（1652）天津三衛合一，依然是軍事建制；雍正三年（1725）改天津衛為天津州，隸河間府，始由軍事單位變為行政區劃，標誌著天津城市性質的質變；同年九月，升直隸州；雍正九年（1731）四月，再升府，六年之內行政地位連升三級，直觀地反映了當時天津地緣位置的重要。
雍正三年（1725）設州後，轄區並不十分清晰，“天津所管屯莊，俱在各州縣，遠有三四百里不等，津城附近，反無同屬，西門南門以外即為靜海縣地方，北門、東門以外僅隔一河，又系武清縣地方”[2]。行政邊界不明必然給管理帶來困難，故同年八月長蘆鹽政奏請：“將天津州改為直隸州，分武清、靜海、青縣三邑屬之。至若天津舊轄之窵遠屯民，即就近分隸於各該州縣，其附近天津百里內村民，向為武清、靜海所屬者，查明丁戶、地畝、錢銀，相度地勢俱為天津州管轄，如此則經整齊……”[3]。同年九月升直隸州，轄武清、靜海、青縣三縣，具體實施直到雍正八年（1730）才基本完成，武清縣所屬的143個村莊，靜海和滄州地區113個村莊名副其實歸天津直隸州管轄。雍正九年（1731）四月再昇天津府，“附廓置天津……。此新設一縣，同該州原轄青縣、靜海及滄州、南皮、鹽山、慶雲一州三縣，統歸新升之府轄。其舊設之河間府海防同知，應就近該屬天津” [4]。至此，天津府轄區已擴至六縣一州，即天津、靜海、青縣、南皮、鹽山、慶雲和滄州。
因現實之需，雍正三年至九年（1725-1731）六年內天津不僅完成了由軍事衛所向行政建制的快速轉變，且實現了行政地位“州——直隸州——府”的三級連升。
（二）海河“逆潮”與天津早期城市空間範圍
京師北遷，天津作為水運、河海聯運樞紐迅速崛起，因北運河水量遠不及南方，所以南來的漕船、海船需更換小船隻方能繼續北進京師。渤海灣的逆潮能抬升海河干流河道的水位，所以逆潮的範圍就決定著碼頭、倉廒的分佈——或曰水陸聯運、河海聯運樞紐的位置。
1、“潮不過三楊”與海潮大致範圍
海河尾閭地勢平緩，受潮汐力影響極大，古代有“逆河”之謂，《畿輔通志》釋曰“以海水逆潮得名”。在渤海灣潮汐頂託下，海河干流水位被託高數米、逆向延伸十幾裡，可以使來自渤海的大船直接駛入。
關於海河入海口潮水逆流的範圍，有“潮不過三楊”之說。這一說法最早見諸嘉慶年間（1796-1820）樊彬所作《憶江南·津門小令》，光緒十八年（1892）有人釋之：“邑有潮不過楊之說，事亦甚奇。每潮溢時，御河潮至楊柳青止，北河潮至楊村止，西河潮至楊芬港止，過此無潮”[5]。可見渤海灣的逆潮沿海河水系侵入天津的範圍：御河[6]不過楊柳青鎮，北河[7]不過楊村，西河[8]不過楊芬港鎮。潮汐潮水強度、位置呈現週期性變化，所以海河逆潮每天的位置是很難準確界定的，文獻所記“潮不過三楊”大致有兩種說法：
（1）北運河抵楊村，南運河抵程官屯，子牙河抵王慶坨。此說法最早見於《大明一統志》，此後《天津縣誌》[9]、《津門雜記》[10]大致沿襲此說。
（2）北運河抵楊村，南運河抵楊柳青，子牙河抵瘸柳樹。該說法見於《青縣誌·藝文志》、光緒《重修天津府志》[11]、民國《天津政俗沿革記》[12]等。
這兩種說法差異並不大，逆潮可以漫過天津老城所在的三岔河口，確保了海河干流段水量。1958年天津市修建海河防潮大閘，有效阻攔了海水逆溯，但海輪也再不能駛進海河河道了。
2、海潮對水運的影響與天津早期城市空間
在近代交通發展之前，天津最大的交通價值在“水運”。海河尾閭、瀕臨渤海灣決定了其之水運獲益於兩種動力：一是海河水動力，二是大海潮汐力——這兩種“水力”合力之處，便是天津作為水運樞紐的大致範圍。
有“先有三岔口，後有天津城”之說，《天津衛志》引明代文獻亦載：“三岔河在津城東北，潞、衛二水會流。潞水清，衛水濁，匯流東注於海”[13]。舊三岔口[14]是指海河、南運河（潞河）、北運河（衛河）交匯處，位於天津城東東北隅（今獅子林橋附近），這是海河干流的起點。從隋朝永濟渠開通，這裡就成為航運樞紐，逐步吸引人口聚集、形成聚落；隨漕運發展、水旱碼頭形成，又逐步成為商品集散中心。金以降定都北京，依靠政治力量的聚集效應，人口規模不斷擴大、成為全國最大的消費中心，需要各地物資的供給。傳統交通條件下，南方物質北運主要依賴大運河，海運處於輔助地位。無論河運還是海運，所受渤海潮汐對於海河干流河道的水量影響都是顯著，如元王懋德所記：“東吳轉海輸粳稻，一夕潮來集萬船”[15]；陳廷敬在《海門鹽坨平浪元侯廟碑記》亦云：“河海會流，三汊深邃”[16]。
南北運河與海河干流交匯的三叉河口，是海運、漕運南糧轉輸北京必經的樞紐，因為“逆潮”過不了楊村，米糧等物資只能在北倉卸下來囤儲，再換成小型駁船轉運入京，自然成為皇糧囤儲重地、轉運樞紐。明代在北門外大街的南運河岸設立常關，來津的漕船、商船、海船等皆須停泊在常關附近，驗關納稅，這條街由之也被稱為“北大關”。清承明制，漕運進一步發展，順治九年（1652）設立民政、鹽運和稅收、軍事等建置，南運河兩岸新建的碼頭、貨棧、商店、客棧不斷增加，漸成為天津商業、娛樂業中心。
（三）水運、鹽業與天津府轄區的“南向延伸”
在古代行政建制中，為便於四境管理治所多位於轄區中心位置，此即所謂國都要位於“天下之中”，縣城要居“方圓百里”之中，府（州、縣）治位置與轄區四境大致如斯。雍正九年（1731）天津升府及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天津府城卻位於轄區最北端，而整個轄區一直南向延伸到與山東境接壤。
1、天津府轄區的“南向延伸”
雍正九年（1731年）天津升府：“附廓置天津縣，……。此新設一縣，同該州原轄青縣、靜海及滄州、南皮、鹽山、慶雲一州三縣，統歸新升之府轄。其舊設之河間府海防同知，應就近該屬天津。天津舊設之州同吏目，應裁霸昌道屬之”[17]。天津府轄區已擴大到六縣一州，即天津、靜海、青縣、南皮、鹽山、慶雲和滄州。天津府的管轄範圍：東界於海，東南界武定府海豐縣，南界武定府樂陵縣，西界順天府霸州，西南界河間府東光縣，西北界順天府東安縣，北界順天府寶坻縣。轄區和後世有很大不同，主要呈現在向南、東南、西南方向的大幅延伸：其東南界遠達三百二十里，西南界為二百五十里，正南界二百六十里。而現在的天津市則是向北、東北、西北方面擴展，清代原屬順天府的薊縣、寶坻、武清、寧河劃歸了天津，原屬天津府管轄的滄州、青州、南皮、鹽山各縣已改屬河北省，慶雲縣亦於1965年劃入山東省。
清代天津府管區南向擴展的態勢表明：這一新興城市興起的動力、興起後功能，既不同於內地的傳統封建政治中心城市，也與其他沿海的封建工商業城市有所不同。天津城市在18世紀初期迅速崛起主要得益於其海河尾閭、瀕臨渤海、接壤京師的地緣位置，由此海河流域的外向型發展、南北河海聯運中樞、京師物資供給和軍事安全就成為其城市主要職能。轄區“南向延伸”與上述職能關係密切。
2、“南向延伸”的水運和鹽業意義
首先，南部與山東接壤，使直隸境內運河段大部在天津府轄區內，便於管理。天津府南部與山東省武定府樂陵縣接壤，如此大運河由山東經天津府就直接入京了，“運河自京師經直沽、山東，下達揚子江口，南北二千餘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餘里，通謂之運河”[18]。運河由山東入直隸省，經古城、吳橋、東光三縣，便進入天津府轄區，要經過南皮、滄州、青縣、靜海、天津、武清、香河六縣一州，然後入順天府通州。
其次，可以使長蘆鹽區大部位於天津府治轄區內。長蘆鹽區得名於明代，主要分佈於今天河北省和天津市的渤海沿岸：南起黃驊，北到山海關南。清康熙七年（1668）和十六年（1677），長蘆巡鹽御史署、長蘆鹽運司，分別從北京、滄州移駐天津，天津始成為長蘆鹽產銷中心。長蘆巡鹽御史“以衙署在京，無事退居私室，恐滋弊端。天津為鹽務總彙之地，奏請移駐天津，督催引課為便”[19]奏請移津，長蘆鹽運司因“商人多隸北所，天津督催引課為便，遂移駐天津”[20] 。天津府轄區南延，就使長蘆鹽區大部位於府治轄區之內，便於管理。
二、清廷對海疆的關注與1725年天津水師營設立
18世紀前期西方許多國家已經完成了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的轉變，野外海上殖民掠奪不斷，大清王朝內一些開明人士也開始關注海疆問題。
（一）清初國防對海疆的關注
成書於雍正八年（1730）的《海國聞見錄》，系統地論述了北起渤海灣、南達北部灣，逾3.2萬公里海岸線的水文、地貌、航運、海防等概況，對以京津為中心的渤海灣寫道：“天下沿海形勢，從京師、天津東向遼海、鐵山、黃城、皮島，外對朝鮮，左延東北山海關、寧遠、蓋平、復州、金州、旅順口、鴨綠江而抵高麗，右袤東南山東之利津、清河、蒲臺、壽光、海倉口、登州而至廟島成山衛。”[21]陳氏的論述極具科學價值，折射出當時人們對海上貿易、海防的關注。
康熙晚年曾告誡：“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22]；雍正也曾言：“苟萬千戰艘來我海岸則禍患大矣”[23]。為此，《天津通志·大事記》等機載康熙帝南巡時分別於康熙八年（1669）、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三十三年（1694）、康熙三十八年（1698）、康熙四十五年（1705）路過天津，其中第三次來津曾巡視海邊疆，第四次來天津曾“命總兵官潘育龍閱兵演武場”。天津作為“京師東面噤喉之地”[24]，海防作用一目瞭然。
（二）天津的水上門戶地位
天津西接京師，“當海河之要衝，為畿輔之門戶”，明代因抗倭援朝海戰需要，設立天津海防巡撫，“海防營，在縣[25]東北。《志》雲：其地名葛沽，去天津衛城六十里，又天津之外護也”[26]。迄清海疆變化、天津“水上門戶”日漸重要，如1759年英國人洪仁輝到天津海口，並企圖由此入京，1793年馬噶爾尼使華也是在天津海口登岸，至第一次鴉片戰爭大沽口的軍事地位空前重要：“天津——位於運糧河和白河的交叉點的大商業城市。……聚集在那裡的漕船的火焰，如果需要的話，再加上該城的火焰，就會喚醒皇帝的恐懼感，而我們自己的條件就可以達到”[27] 。大沽口成為近代北京的咽喉、真正的水上門戶。
雍正四年（1726）“憲皇帝念津門附近京畿，海防綦基，因設滿洲水師都統一員”[28]，在海河入海口——大沽口設置滿洲水師營，這是當時最大的八旗水師營，後在海口南北設置炮臺，並多次增添構築了大沽口海上防禦體系。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攻陷大沽、劫掠津京，次年簽訂的《辛丑條約》內容之一便是全部拆毀大沽炮臺，削弱天津海上防禦力量。（待續）
[1] 王先謙：《東華錄》卷9，雍正九年二月丙辰，光緒二十五年石刻本，第8頁上。
[2] 莽鵠立：《奏為請政疆域以便吏事》，吳惠元修《續天津縣誌》卷16《藝文》，清同治9年（1870）刻本，第1頁B。
[3] 莽鵠立：《奏為請政疆域以便吏事》，吳惠元修《續天津縣誌》卷16《藝文》，清同治9年（1870）刻本，第2頁A。
[4] 沈家本、榮銓：：《重修天津府志》卷1《詔諭》，光緒二十五年刻本，第19頁上。
[5] 李慶辰：《醉茶志怪·潮異》,齊魯書社2004年,第64頁。
[6] 今南運河。
[7] 今北運河。
[8] 今子牙河。
[9] 朱奎揚、張志奇《天津縣誌》卷五《山川志·大沽口》，乾隆四年刻本，第20頁A-B.
[10] 張燾撰、丁綿孫，王黎雅點校：《天津風土叢書·津門雜記·海口》，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頁。
[11] 沈家本、榮銓：《重修天津府志》卷20《輿地二·山水·水道圖說 治河諸說》，光緒二十五年刻本,第7頁。
[12] 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記》卷2《河渠·水道三·歸墟》，天津市地方誌編修委員會編著《天津通志·舊志點校》卷下,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第14-15頁。
[13] 薛柱鬥：《天津衛志》卷1《形勝》康熙17年（1678）補刻本，第36頁上下。
[14] 1918年曾裁彎取直。
[15] 王懋德：《直沽》，卷22《藝文》，乾隆4年（1739）刻本，第2頁A。
[16] 陳廷敬《海門鹽坨平浪元侯廟碑記》，朱奎揚、張志奇《天津縣誌》卷21《藝文》, 乾隆4年（1739）刻本，第8頁B
[17] 王先謙：《東華錄》卷9，雍正九年二月丙辰，光緒二十五年石刻本，第8頁上。
[18] 國史館校注：《清史稿校注》第5冊，卷134《河渠二·運河》，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3670頁
[19] 黃掌綸等撰：《長蘆鹽法志》卷19《營建》，科學出版社 2009年，第406頁。
[20] 黃掌綸等撰：《長蘆鹽法志》卷20《圖識》，科學出版社 2009年，第438頁。
[21] 陳倫炯：《海國聞見錄》捲上《天下沿海形勢錄》，見魏源《魏源全集》第17冊 《皇朝經世文編》卷70至卷89《兵政》,嶽麓書社2004年,第499頁。
[22] 王慶雲：《石渠餘記》卷六《紀市舶》，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83頁
[23] 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上海書店1990影印本，第256頁
[24]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13《直隸四·河間府》，中華書局1955，第583頁。
[25] 清代天津縣
[26]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13《直隸四·河間府》商務印書館1937，第584頁。
[27] 齊思和等：《鴉片戰爭》（第5冊）,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上海：神州國光社1954，第89頁。
[28] 昭褳：《嘯亭雜錄》，卷4，中華書局1980年，第106-107頁。
作者簡介：張慧芝（1969—），女，漢族，河北井陘人，歷史地理學博士，教授。1988-1995年在山西大學學習，獲歷史學學士、史學史碩士學位，師從崔凡芝先生。同年留校旅遊管理專業任教；先後到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進修學習歷史文化資源開發利用。2002-2005年在陝西師範大學學習，師從朱士光先生，論文選題為明清時期黃河中游環境變遷與社會經濟發展，獲歷史地理學博士學位。同年調入太原師範學院歷史地理研究所工作。2007年-2010年在四川大學城市史博士後流動站工作，師從何一民先生，合作課題為清代直隸地區城市研究。2011年8月至今，任教河北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近年主要在海河流域水環境變遷與京津冀協同發展、城市歷史地理、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等相關領域展開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河北省社科基金、天津市教委重大調研項目等多項，撰寫學術專著3部，發表學術論文30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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