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早年对社会主义抱有憧憬，他“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愿意将其收入自由主义的传统之中。自由于胡适来说是一纯粹、普世的价值追求，“现有贵族阶级的争自由，次有资产阶级的争自由，今则为无产阶级争自由”，甚至想组织“自由党”，自是摒除了“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至1941年7月8日，他讲演“意识形态的冲突”，才第一次把苏联社会主义和德国、意大利法西斯视为同流，与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不可并存。
1948年他扼要论说自由主义：基本权利是自由，多数人的统治是民主，而多数人的政权能够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才是真正自由主义的精髓。胡适认定了天赋的权利是不可侵犯的，继承了英美哲学对消极自由一贯的维护，虽自由与民主之间存在张力，但他仍然主张尊重，他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宽容是现代民主的基本前提，宽容而不是斗争保证了民主秩序的长期存续，多数人、少数人在宽容的气氛中才能妥协和睦，这里联想到一个国家培植中产阶级的意义，就是造就一个雍容大度的“多数人”。西方社会通过权力之间的斗争代替一国之内各群体之间的杀伐，用心良苦地以分权制度平衡利益冲突。
胡适提到中国人的“残酷心理”，“小脚逐渐绝迹了，夹棍板子、砍头碎剐废止了，但裹小脚的残酷心理，上夹棍打屁股的野蛮心理，都还存在无数老少人们的心灵里”，禁绝这股戾气，才是社会自由的开端，胡适说孔孟之道中也有和西方自由主义相符的人情味，“民主社会是一个最有人情味的文明社会”，那里的人情味更真诚，但中国人的“人情”自古及今和宗法血缘、家族主义、地缘亲缘联系着，里面裹挟着各种牵扯不清的纠纷。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胡适的根本信条是“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与各种社会主义都拉开了距离。
分享到:
閱讀更多 食一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