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對陝北的嚴密封鎖，中斷了外國人對延安的訪問；他們對延安的抹黑，增強了延安和邊區的神秘性，反而激發了外國記者們前往探秘的強烈慾望。黨中央根據以往八、九年的經驗，堅信儘管外國記者與我們的政見不同，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會篤信“新聞的生命是真實”，有著做人的起碼良知。邀請他們訪問延安，進行新聞報道，對我們是有利的。於是，中共駐重慶的代表受中央的委託，公開邀請外國記者訪問延安，立即得到積極回應。“外國記者西北訪問團”（亦稱“參觀團”）很快組建併成行，使沉寂了數年的外國人訪問延安，又活躍起來。
曲折組建的訪問團
1944年2月16日，在重慶的“駐華外國記者聯盟”，以《紐約時報》的布魯克斯·阿特金森為首，聯名上書蔣介石，要求去陝北和延安訪問。2月23日，蔣介石迫於輿論壓力，出人意料地第一次批准了外國記者們的要求。
中共對此非常重視。3月4日，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將這一重要信息急報延安。毛澤東收到電報，當即批給中央十幾位同志傳閱。3月19日，周恩來致電董必武轉外國記者團說：“我受毛澤東、朱德兩位同志及中共中央委託，特向你們表示熱烈歡迎！”同時，周恩來還請董必武通知駐渝《新華日報》記者龔澎及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交通科長龍飛虎，到時陪同和護送外國記者來延安。此事商定後的4月30日，毛澤東又致電董必武，請他轉告外國記者：“諸位來延，甚表歡迎。”
國民黨雖然批准了外國記者們訪問延安的要求，但是很不放心，害怕外國記者們到了延安被“洗腦”“赤化”，便採取了種種限制和防範措施。他們不僅增派了國民黨“中央社”、《中央日報》《掃蕩報》等“可靠”的中國記者參加記者訪問團，以監控外國記者的“越軌”行為；而且指定國民黨官方代表擔任記者團的正、副領隊，制定了中外記者“統一行動”的紀律。國民黨當局還規定，參觀團西北之行的時間限定在三個月內，而且必須先到西北國民黨統治區訪問，然後再到共產黨的邊區參訪；寫出的報道必須送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審查。同時，蔣介石還訓令西安地區國民黨的軍政要人，到時要網羅一批人，偽裝成“中共叛徒”“受迫害者”“知情人”，實行“攔道鳴冤”，向外國記者編造中共的“罪狀”，給中共抹黑。但是，蔣介石這些訓令和相關情況，很快被我黨掌握。4月初，毛澤東和周恩來電告董必武，要他把這些情況迅速透露給各位來訪記者，要他們在思想上有所準備。蔣介石的陰謀提前曝光，氣得他直罵娘！
1944年5月17日，中外記者21人組成的“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乘汽車離開重慶，經寶雞、西安前往西北。
訪問團共有6名外國記者，除1人為塔斯社記者普羅岑科外，其餘5人皆為美國記者，他們同時兼任著英美等國幾家有影響的報社的記者。他們是美聯社、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英國《曼徹斯特衛報》的史坦因，美國《時代》雜誌、《紐約時報》的愛潑斯坦，合眾社、倫敦《泰晤士報》的福爾曼，路透社、《多倫多明星週刊》《巴爾的摩太陽報》的武道和美國《天主教信號雜誌》《中國通訊》的夏南漢神父。這5個人的政治傾向很不相同，愛潑斯坦、史坦因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福爾曼對政治不感興趣，武道與國民黨宣傳部關係密切，天主教神父夏南漢敵視共產主義。但這只是他們西北之行前的思想狀況，訪問延安後有了很大的變化。
◆1944年6月，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會見到延安訪問的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
中國記者9人，他們是：《大公報》的孔昭愷，《中央日報》的張文伯，《掃蕩報》的謝爽秋，《國民公報》的周本淵，《時事新報》的趙炳煷，《新民報》的趙超構，《商務日報》的金東平，中央社的徐兆鏞、楊嘉勇。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派員參加的有：魏素蒙、陶啟湘、張湖生、楊西昆。訪問團的領隊（隊長）是謝保樵，副隊長是鄧友德。6月9日，即盟軍在法國諾曼底登陸、開闢歐洲第二戰場後的第三天，訪問團抵達延安，開始了3個多月的訪問。
馬不停蹄的參訪活動
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於1944年5月30日進入陝甘寧邊區。先在固臨、延長訪問，後到南泥灣，參觀了359旅的軍事訓練和生產建設。6月9日抵達延安，住在延安最高檔的旅社——交際處，受到熱情招待，並開始馬不停蹄的參訪活動。
6月10日下午，朱德總司令在八路軍總部設宴招待記者團。招待會是在王家坪的樹陰下，擺了20來張矮桌，中餐西吃，4人一桌，以露天閒談的形式進行。出席作陪的軍界有師長林彪、聯防軍司令賀龍等；政界有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高自立等；文化界有解放日報社社長博古、邊區文協主席吳玉章等。朱德致辭歡迎各位記者來延安訪問，並簡單介紹了抗戰形勢。大家邊吃邊談，輕鬆愉快。宴會之後，舉行了盛大的音樂晚會。魯藝和西北戰地服務團演出大小節目30來個，包括西方的戰歌，陝北民間小調。以雄壯的《同盟國進行曲》開始，以氣勢磅礴的《黃河大合唱》結束。這次宴會，除歡迎記者團來訪外，還有慶祝盟軍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意含。記者團領隊謝保樵、外國記者史坦因也在會上講了話。
6月12日下午，毛澤東接見了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粉紅色的請柬早上就送來，記者們很興奮，很期待。他們按時到達楊家嶺中央大禮堂後面的會議室，毛澤東滿面笑容地進來，跟大家一一握手。他致辭說：我十分歡迎各位記者來到延安。我們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軍閥和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國，全世界都要在這個共同目標基礎上團結起來。各位到延安的時候，正遇到歐洲開闢了第二戰場，我們表示極大的祝賀。中國有一個很大的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一句話，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後繼續團結。談話中，毛澤東重申了中國共產黨關於處理國共兩黨關係的一貫政策，批評了國民黨及其政府對其他黨派和人民大眾的不民主行為。
接著，毛澤東解答記者們的提問。在回答有關“統一”的提問時，毛澤東強調了民主與統一的關係，指出“政治需要統一，但是隻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統一在軍事上方為需要，但是軍事的統一，亦應建築在民主基礎上，在軍官與士兵之間，軍隊與人民之間，各部分軍隊互相之間，如果沒有一種民主生活，民主關係，這種軍隊是不能統一作戰的。”
在回答共產主義世界觀與新民主主義制度的關係時，毛澤東說：“沒有共產主義的思想方法，我們就無法指導目前我們社會革命的民主階段；而沒有政治上的新民主主義制度，我們也無法將我們共產主義的哲學，正確地運用到中國的實際上面。”
◆1922年6月在延安設宴招待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
美聯社記者史坦因提問：“你以什麼權利在這裡指導政府和軍隊？”毛澤東從容回答：“靠人民的信任，靠當前在我們新民主主義的各政府之下的八千六百萬人民的信任！”
關於開闢第二戰場，毛澤東說：它的影響會是很廣泛的，直接影響到歐洲，將來會影響到太平洋和中國。但是，中國的問題還要靠中國人努力才能解決。
這次接見談話進行了約3小時，毛澤東設宴招待他們。之後，陪同他們出席京劇晚會，由延安平劇研究院演出4出傳統戲。毛澤東看得很入迷，對《古城會》中的張飛、《打漁殺家》中的教師爺、《鴻欒禧》中的金老頭、《草船借箭》中的魯肅的對白和表演，不時發出笑聲。有的記者說他對京劇有研究，毛澤東則謙虛地說：“我對京劇沒有研究，但是喜歡看。”晚會散場時已是深夜11時，毛澤東微笑著送客上車離去。
6月22日，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在王家坪中央軍委會議室，聽取葉劍英總參謀長所作的《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長篇談話。他說：八路軍、新四軍堅持抗戰7年，使中國免於被日寇滅亡。但我們卻被國民黨攻擊、封鎖、汙衊。國共應該真正團結起來，共同抗日，才能取得最後勝利。這個談話經毛澤東審改時，加了一段話：國民黨對投敵偽軍不加討伐，是為了將來配合國民黨軍進行反共戰爭。偽軍中流行的“曲線救國論”，就是為著這種叛變的目的，全國人民應當注意這種陰謀。
6月26日起至7月中旬，中外記者訪問了陝甘寧邊區政府，瞭解邊區的工作制度、政策和行政方法。在延安期間，記者們先後訪問了被服廠、光華農場、延安大學、魯藝、延安日本工農學校、醫科大學、國際和平醫院第三部、解放日報社、新華社、兵工廠、難民工廠、皮革工廠、振華造紙廠、中央醫院等單位，還參觀了吳家棗園農村，活動極為緊張。
6月28日，毛澤東致電在重慶的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記者團在延一般情況尚好，特務搗亂未成功，惟鬥爭仍繼續。”
“熱鬧非凡”的文藝界招待會
6月24日上午，延安文藝界在邊區銀行大樓集會，歡迎中外記者，向他們介紹延安的文藝情況。延安文藝界的精英周揚、成仿吾、丁玲、柯仲平、蕭軍、艾青、吳伯簫，陳學昭、歐陽山、張庚及周恩來的秘書陳家康等數十人出席。招待會由邊區文協主席吳玉章主持。
首先，柯仲平全面介紹了邊區的文藝現狀；其次，成仿吾談了晉察冀邊區的文藝概況。自由發言時談出許多政治“奇聞”和笑話，使外國記者大跌眼鏡，對國民黨有了新的認識。
丁玲說：“前幾天有一位記者先生問我，在延安發表一篇文章要經過什麼手續？初聽這話，頗為奇怪。因為我們這裡發表文章是不需要經過任何手續的。他們大概是習慣了重慶的環境。那裡發表文章要經過層層審查，作家們正在反對國民黨的《出版法》，要求出版自由。”
艾青的一席話，使會議更加熱鬧。他說：“大後方有一個名叫《良心話》的刊物，實際上是沒有良心。那上面有一篇文章，叫做《行不得也——艾青》，說我要逃出邊區，走到鄜縣又被保安處捉回去。還說我逃跑的原因是一篇文章受到頂頭上司周揚的批評。這簡直是胡說八道！我為什麼要逃？我要逃到哪裡？在今天的中國，哪裡還有比邊區、比共產黨建立的抗日根據地更好的地方？再說，周揚什麼時候當過我的頂頭上司？什麼時候批評過我的文章？他們造這些謠，無非是要挑撥我們同志間的關係，汙衊延安。”艾青還說，“有人問我，為什麼近來沒有發表作品？這是因為我在參加組織秧歌隊（艾青是中央黨校秧歌隊副隊長）。秧歌是群眾喜聞樂見的好形式，我很高興把我的時間和勞動放進這個工作裡。”招待會之後，艾青寫成《我的聲明》一文，斥責《良心話》毫無良心。他說：“我把這個造謠汙衊的材料宣佈出來，是為了證明，國民黨常常給那些不該享受自由權利的人以自由；卻不給應該享受自由權利的人們以自由。請記者先生們注意這個事實。”
◆美國記者福爾曼（上圖右2）與賀龍等人合影。
其他文藝家們聽了這些話，也紛紛發言，斥責國民黨的種種無恥行為。國民黨的官員們和親國民黨的記者們，則覺得無地自容，急盼座談會快些結束。後來，愛潑斯坦寫文章，稱文藝界的招待會“熱鬧非凡，許多事前所未聞”，並嘲弄國民黨“必知羞恥”。
招待會一直開到下午兩點。飯後，請記者們觀看秧歌劇。原定表演9個節目，因為開演推遲，只演了5個節目，有：《兄妹開荒》《牛永貴受傷》《女狀元》《張治國》和《動員起來》。觀看秧歌劇表演的除記者團外，還有群眾六七百人。
分別接見的深談
6月30日，外國記者團訪問了陝甘寧邊區第一保育院。院方介紹說：蔣夫人宋美齡領導的兒童保育會，每月撥來13萬元經費，其餘邊區自籌。一間屋子裡的牆壁上張貼著宋美齡的肖像，孩子們都知道她是“蔣媽媽”。這裡的孩子們面色紅潤，健康活潑，打扮得漂亮可愛。參觀後分別時，孩子們對記者團一遍遍喊著：“問候蔣媽媽好！”這一現象，使外國記者大惑不解：一方面是國共對抗，一方面是蔣夫人慈善援助，“老外們”很難搞懂。
7月2日，毛澤東又同記者團進行了一次談話。幾天後，中國記者們提出回重慶，黨中央進行安排。7月11日，朱德設宴為他們餞行。7月12日清晨，參觀團中全體中國記者和夏南漢神父，離開延安返回重慶，結束了他們43天的西北之旅。其餘外國記者又先後前往綏德等地及晉西北根據地訪問。至10月下旬，他們陸續返回重慶。
隊長走了，行動也就自由了。7月14日，外國記者史坦因首先衝破參觀團要“統一行動”的紀律，單獨會見了毛澤東，提出許多問題。毛澤東一一坦誠解答。關於中共所信仰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問題，毛澤東說：各國共產黨只有一件共同的東西，那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想方法。中國共產黨特別需要嚴格地把共產主義觀察、研究、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和新民主主義的實際政策相區別。沒有共產主義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指導民主階段的革命；沒有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共產主義哲學就是空洞的。
關於國共兩黨的關係，毛澤東說：如果國民黨向我們發動進攻，我們願意後退一些。如果他們繼續進攻，我們就要戰鬥。我們必須自衛，但決不打第一槍。我們必須盡一切所能防止偶發事件。中國人民、國民黨的大多數和盟國，應設法制止它們發生。蔣介石不會歡迎盟國調停的。
關於共產黨如何聽取群眾意見問題，毛澤東說：這一點很重要。經過鄉、鎮、區、縣的人民會議，經過黨員和各階層人民的交談，以及報紙和人民的來信，我們就會經常聽到人民群眾的意見。
另外，會見中毛澤東還談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遺產的關係問題。會見從下午3時開始，持續到15日凌晨3時，大約進行了12個小時。史坦因同毛澤東在窯洞裡共進了晚餐。
緊接著，7月18日，武道也不顧“紀律”，單獨會見了毛澤東。毛澤東對他進行了關於政治科學、國共兩黨關係的長篇談話。毛澤東首先談了中國共產黨人在對待傳統和外來事物上的態度，他說：我們批判地接受中國長期的傳統，繼承那些好的傳統，而揚棄那些壞的傳統，我們以同樣的態度對待來自國外的事物。我們曾接受了各種學說，如達爾文主義、以華盛頓和林肯為範例的民主政治、18世紀法蘭西哲學、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來自德國的馬克思主義以及來自俄國的列寧主義。我們接受一切來自國外的、對中國有益和有用的東西。我們拋棄壞的東西，例如法西斯主義。俄國的那種類型的共產主義並不適用於中國，因為中國條件還不成熟，現在還不存在推行共產主義的條件。但是，如果某些東西有用，我們不會因為害怕批評就拒絕接受它，科學無國界。
◆倫敦《泰晤士報》駐中國記者福爾曼參觀延安大生產成果展。
毛澤東會見福爾曼，大約也是在7月中旬。會見中主要就中國共產黨的現行政策與共產主義最終目標的關係的問題，回答了他的提問。但福爾曼也許並沒有真正理解毛澤東這次談話的含義，而只是對毛澤東談話的部分內容，作了符合他本人意願的解釋。他得出的“奇怪”結論是：“如果依照俄國人給共產黨下的定義來看，中國的共產黨並不是共產黨，目前他們既未提出也沒有實現共產主義。在早期，當中國共產黨剛成立時，馬列主義確曾構成這個政黨哲學上和實踐上的方針。可是隨著年代的推移，中共逐漸發現，去說服那些個體的中國農民，要他們改變私有心裡不作自己那小塊土地的主人，而去信仰新奇的集體主義，這實在是一件難事。他們一再讓步，所以到今天，中國的共產黨並不一定比我們美國人更為共產主義化，我曾與中共領袖毛澤東探討過這一點。”福爾曼這一結論當然是錯誤的，儘管他是懷著對中國共產黨友好和善良的願望寫出這一結論的。
延安歸來唱頌歌
外國記者們對延安和邊區的參觀訪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是記者，必然要寫報道，將真實情況迅速在海外傳播。
當這些記者們還在延安的時候，海外報刊就已經發表了他們的快電報道。1944年7月1日，倫敦《泰晤士報》就刊載了毛澤東接見中外記者團全體成員時的談話；8月3日，美國舊金山電臺在《美之呼聲》的廣播中，播放了美國著名報紙《紐約時報》、《紐約論壇報》、《基督教警世報》上由訪問延安的記者發出的通訊等。這些記者離開延安後，又寫了更多的文章和著作，宣傳中共的政策和解放區的真實情況，頌揚中共領導的人民武裝英勇對日作戰的戰績。福爾曼的《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1945年在美國出版），史坦因的《紅色中國的挑戰》（1946年在美國出版）等書，都曾引起較大反響。武道的《我從陝北迴來》等文章，態度較客觀；愛潑斯坦在《紐約時報》、《時代》雜誌上發表許多文章，認為中共的領導和抗日根據地，是中國的希望所在。
訪問過延安的愛潑斯坦，後來成了中國人民的好朋友，對毛澤東由衷地敬仰。他訪問延安後的1945年9月，在紐約的《下午報》發表文章說：“毛澤東是我們這世界的偉大人物之一”，他“性格內混雜著深沉的嚴肅性和俚俗的幽默”，“1939年後國民黨的封鎖，使共產黨有完全餓死的危險”，但是，他們戰勝了困難，“我和其他外國記者在那年（1944年）訪問共產黨領導的地區，發現那裡的老百姓和士兵比中國其他地方都吃得好，穿得好”。
中外記者的來訪，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和黨與外界的交往中，佔有重要位置。正如美國學者肯尼斯·休梅克所說：“在某種意義上說，記者團的西北之行可以同埃德加·斯諾1936年赴保安相提並論。這兩次對國民黨封鎖的穿越，標誌著西方在中國共產主義問題上，已經從那種強制沉默和全然無知的年代中走了出來。在1944年到1945年間，外國記者的文章向人們展示了一件已經消失很久的東西，即有關中國共產黨的權威性資料。”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由此進一步走向世界。
外國記者來訪，被封鎖的局面被打開。毛澤東很興奮。8月15日，他在一篇社論中寫道：“事實勝於雄辯，真理高於一切。外國人中國人的眼睛，總有一天會亮起來。現在果然亮起來了!”他還說，這次外國記者團衝破封鎖來訪，將為這一轉變開一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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