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于供给下降猪肉价格大幅上涨，影响了老百姓的餐桌，引发了政府的高度关切。国务院常务会专门研究猪肉保供稳价，各部门也纷纷出台落实举措。在省负总责、“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的压力下，各地养猪压力和动力空前高涨。对照当前的“肉荒”，反思过去几年一些地方在限制养猪方面采取的部分不当措施，在这股养猪热潮中尤其需要冷静思考，既着手于当前平稳度过阶段性“肉荒”，又着眼于长远推动养猪业的高质量发展。
近十多年来重大疫情和政策回顾
生猪养殖需要较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养殖场地具有较高的资产专用性，且生猪市场具有一定的周期性规律，能够保证养殖者在长期获得较稳定的投资回报，因此，正常情况下一旦建成，养殖者不会轻易弃养。重大疫情或重大政策往往成为生猪养殖发生较大波动的诱因。
回顾近十多年来，我国生猪养殖产能的波动，与疫病、环保以及调整政策等多重因素高度相关（图1）。2006年，猪蓝耳病爆发，导致生猪产量急剧下降，2007年生猪出栏减少了7.46%，成为2006–2018年来生猪出栏减幅最大的一年。2007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缓解急剧下降的生猪产量。例如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其中提出了补贴能繁母猪、奖励生猪调出大县等鼓励政策。这些政策有力地调动了生产者生猪养殖的积极性，实现了2007—2010年生猪出栏量的三连增，年平均增幅近6%。但由于散养户退出生猪生产较快、生猪疫病多发和养猪成本不断增加等因素，2011年，出现了猪肉供应偏紧，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为此，国家继续出台政策大力扶持生猪生产。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平稳健康持续发展防止市场供应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通知》，进一步强化了生猪养殖的标准化规模养殖，并且将生猪调出大县扩大到500个。此后，生猪出栏以年均3.8%的增速保持稳定增长，至2014年，当年生猪出栏量接近7.5亿头，达到历史最高。与此同时，生猪养殖不规范、疫病防控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仍然存在，成为了生猪产业发展的“隐形炸弹”。2013年3月，爆发了“黄浦江漂死猪”事件，引发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和公共卫生安全危机，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水环境污染，再次敲响了养殖业的生态警钟，粗放养殖困境亟待破题。2014年，《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正式实施，首次明确要求划定禁养区，并在国务院2015年发布的“水十条”中得以贯彻。2015年11月，原农业部发布的《关于促进南方水网地区生猪养殖布局调整优化的指导意见》指出，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接近或超出土地承载力。2016年农业部印发《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2016–2020年）》，将南方水网地区（江苏、浙江、福建等8个省）规划为约束发展区。伴随着全国禁养区划定、养殖场搬迁调整完毕，2014–2017年全国生猪出栏量年均减少2.1%。2018年8月，我国第一例非洲猪瘟爆发并在全国蔓延，对生猪养殖业造成严重打击，多重作用下生猪出栏量持续走低。
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19年第24期、新三农
文｜生猪养殖高质量发展联合调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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