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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时那些“死囚”是真的“死囚”而不是李世民预先安排的话，那这件事如今看来确实有点太过匪夷所思，因为“死囚”往往都是非常渴望再获自由的人，既然被放走了哪里还有再自投罗网的道理？然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却实实在在的记载了这件事！

虽然《资治通鉴》不在二十四史之列，但它作为历代君王必读的教科书，我认为其书中记载的内容可靠性极高。那么关于李世民放走死囚的记载是这样的：

（贞观六年）辛未，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

……

（贞观七年）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 上皆赦之。

以上记载的大体意思就是说：贞观六年年末，李世民去视察监狱，他怜悯狱中死囚无法与家人团聚，于是便决定放这些死囚回家过年，还和他们约定来年秋天再回来受刑。第二年被放走的390名死囚在没有人监管的情况下全部自觉的回到长安接受处罚了，而李世民见到他们如此有诚信，感动之余便将他们全部赦免了。

所以通过这段记载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李世民赦免了390名死囚而不是400名，而这390人也全都如约回来了，李世民最终也将他们全部赦免。

那么就这件事而言，李世民此举的主要目的仅仅是出于对“死囚”的怜悯吗？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我不敢说这些死囚都是死有余辜之人，但大部分应该都是大奸大恶之徒，这些人之前都是极端危险分子，是国家不稳定的因素，李世民敢放他们就肯定不会怕他们出狱后再惹是生非，引起民怨。李世民心思缜密，是一个做任何事都绝不会留下破绽的人，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他当年放走这些死囚的同时一定采取过措施防止这些人出狱后逃之夭夭和再度危害社会，因为“对任何人任何事情都要有防备之心”是一个成熟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

而他之所以要上演这么一出“释放死囚”的精彩大戏也是出于自身统治的需要，向天下官员百姓宣扬自己的仁爱之心，以此来笼络人心。还有就是“死囚回归”是诚信使然，“诚信”是做人的根本，李世民借此机会也向天下展示了“诚信”的重要性，希望所有人都能“以诚信为本”。

虽然李世民释放死囚多有“作秀”之嫌，但他的出发点是好的，而且李世民治国也常常宽刑法，减赋税，重民生，以身作则，虽有“玄武门之变”的黑点，但也不失为一代明君！

咸鱼闲聊

李世民释放390名被判处死刑的囚徒，让他们回家探亲，并约定来年秋天再回来受刑，而这390名死刑犯竟然毫无一人爽约，在规定的时间内按时回来受刑。而李世民见这些囚徒果然如约而至，便把他们都赦免了。

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是真实发生的，并不是史官们为了替李世民粉饰而故意捏造的子虚乌有事件。宋代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这样记载：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 上皆赦之。

如果大家对于《资治通鉴》的记载有怀疑的话，那么唐代的白居易也在其《七德舞》一诗中有过这么两句话：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因此，太宗纵囚一事，应属千真万确。

但是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是否真的如史书上所载，囚徒们都是心甘情愿的主动回来，恐怕也未必，背后怕是另有隐情。

实际上，宋代的大文豪欧阳修在其《纵囚论》中就对此事提出过质疑，认为这是李世民沽名钓誉而做出的行为（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

欧阳修认为，即便是君子，想要做到视死如归，也绝非易事，更何况是那些死刑犯。历朝历代，能被判处死刑的犯人，大部分情况下是那些罪大恶极之人，是小人里面的小人，想要这些人做到君子都难以做到的事情，何其困难。（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只能说，纵囚一事，有猫腻。

唐太宗李世民，在历朝历代的帝王中，确实还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宽容的君主，对于臣子很少有大开杀戒的事情发生。但是别忘了，李世民一生征战沙场，又踏着自己兄弟的鲜血登上了九五至尊的宝座，李世民可没有想象中那么仁慈。

近400名死刑犯，李世民说房就放，那是因为李世民有绝对的把握知道这些死刑犯会乖乖的回来。也许，李世民在事先就已经和这些囚徒已经约定好：如果他们能按时回来，那么回来之后就赦免他们；如果他们不能按时回来，那么等待他们必然是灭顶之灾。

说到底，死刑犯也是爹生娘养的，也有家人，他们能跑，但是他们的家人又能跑到哪里去？恐怕从那些死刑犯离开牢笼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包括其家人就已经处于帝国最严密的监视下了。

与其做毫无意义的挣扎，还不如赌一波，赌他们回去之后沽名钓誉的李世民会真的赦免他们，这样以后还可以清清白白做人，不用生活在阴影之下。事实的结果也确实如他们所料想的一样，李世民为了博取名声，真的赦免了他们。

毫无疑问，这是囚犯与李世民之间相互配合演的一场好戏，结果也是皆大欢喜：死囚重获自由，李世民也博取了好名声。

李世民为什么要这么做？恐怕还是脱离不了当年的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不仅杀了自己的大哥和三弟，而且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儿子们也没有放过，这件事情也成为了李世民人生中挥之不去的一个污点。而偏偏，李世民是一个容不得自己有污点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李世民要去看褚遂良记录的起居注，为什么要去干涉史官。

而这次纵囚事件，也可以看成是李世民为了宣扬自己形象而自导自演的一出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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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之前，唐太宗李世民，曾大秀一场，跟当时的大唐子民开了一个玩笑，把天下百姓当“愚人”给耍了一把。

事情大概是这样子的。

贞观六年十二月，春节将至，此时的大唐物丰民安，一片盛世景象。李世民心情也非常好，处理朝政也分外勤快。到了辛丑日，李世民亲自勾录囚犯，断了其中四百名囚徒为死罪。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李世民勾决死囚时，亲自接见了这些犯了死罪的囚犯。太宗怜悯他们，跟这些死囚约定，来年秋天自己前来就死。然后，把这些囚犯放走了。

到了第二年九月，“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厉害呀，春节前放回家的囚徒们竟然都回来了，没有一人逃跑。太宗也被这些守信的囚徒感动了，统统赦免，发放路费，你们回去吧。

这件事，在《新唐书》、《旧唐书》太宗本纪中也均有记载，只是人数上有所出入。《旧唐书》记载的是“归死罪者二百九十人”，《新唐书》编写更严谨，没有写人数，只是说“虑囚，纵死罪者归其家”。

《资治通鉴考异》对比了实录、旧本纪、统纪、年代记等等史料，发现人数各异，惊奇道：“事已可疑！”看来太宗在整体把控和文书工作上没做好呀，下面的人帮他吹牛，结果越吹越大，一不小心给吹露了，开始被人怀疑作秀。

唐代大文豪白居易，也写了首新乐府夸太宗：“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不过这老白的马屁没拍好呀，给越拍越破了。

李世民放三千宫女倒是有可能，毕竟放出去之后就不用管了么。而放了四百名死囚出去，还要让死囚自动归来，只靠仁德信义，必然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在编纂《新唐书》时，不由得对李世民从内心深处产生了深深的鄙夷之感，忿而写出了《纵囚论》一文。欧阳修上来就说：“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君子才讲信义，小人就应该施以刑法。

然后解释道：“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死囚是小人中的小人，怎么会跟你讲信义。如果说死囚中有个别人本质不坏，有可能遵守信诺。但对于四百人，全部自觉遵守了承诺，欧阳修觉得这是李世民对他智商的侮辱。

因此，欧阳修老夫子又说：“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重信义之人，为了信义，视死如归，在君子中已经是很少见的了。潜台词就是说，君子都很难做到的事，小人竟然百分百能做到，你在跟我开玩笑么？估计欧阳修老爷子在心中已经开始问候李世民的父亲、爷爷、曾爷爷……一遍又一遍……

那为什么一场大戏演成了呢？主要是李世民这个导演厉害呀。李世民应该在放人前就已经有所表示，只要你们回来，就赦免你们，还给你们发奖金。而死囚们也知道，回来之后根本就不会被处死，所以，能回来的就回来了，顺便拿点奖金。

古代交通不便呀，400人呀，路途有近的，也有远的，就没个半途生病的？或者路上钱花完了，回不来了（哦，要不再抢点？嘿嘿）。又或者出意外掉河里淹死了，出车祸被马车撞了，抑或被人拐骗，又上山做强盗去了……

为什么李世民对此一点都不担心？当然不用担心了，反正放了多少人，到时候找多少群演就行了，至于还是不是之前那批人，估计连管监狱的都不一定认得，更不要说看热闹的百姓了。然后每个群演发点劳务费，大家帮忙回去多宣传宣传呀。甚至连群演都不用找，就说都回来了，百姓从哪里知道实情呀。

什么连坐家属呀，什么派人监视呀，太宗根本就不会费那个气力。走吧，走吧，赶快回家吧。到期了，愿意回来就回来，不愿意回来就匿了吧。

李世民这番作为，把欧阳老先生气的不轻，骂道“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痛骂包括李世民在内的这帮人，都是不知信义廉耻为何物的贼子，上下串通一气作秀。而且还提出了反驳理由，说李世民施政六年，都没能感化这帮囚徒，他们还是犯了死罪。结果呢，突然间，就用了一天就感化了他们所有人，让这帮死囚知道了礼义廉耻和信义为何物。从人性出发，这根本就不可能呀。真有这么强的洗脑术，那太宗绝对是世间绝无仅有，独一份的企业文化建设大师了。

太宗这不是在侮辱天下人的智商么，欧阳老夫子不生气才怪呢。

况且，欧阳老夫子说得的确很有道理。如果杀人者不死，甚至不被处罚，都变为了无罪，逐渐演变成了常规，可能迎来真正的盛世和安定么？结果必然是盗贼成风，杀人越货之徒横行于世，世道大乱，到时候仁义道德将彻底沦丧。

这就像自由永远都是相对的一样，如果没有了规矩和约束，还哪来的自由。

李世民，本来是想借释放囚徒归家这件事，展示一下他的仁德无边。结果，弄巧成拙，演砸了，还被后世数位大儒一顿痛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借用欧阳修老夫子的话，凡圣人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即圣人治世，必以合乎人情为标准，不以标新立异为高明，不以违背情理来博取自己的名誉。否则，只能留下一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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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放400死囚回家过年，和死囚来了一个“死亡约定”，结果正应“君子之约”，可谓皆大欢喜，但后世的评价却是毁誉共生，是非难有定论。

据该史料所讲，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末，唐太宗批阅朝臣呈报的奏章时，发现一道奏折呈报内容是30名死囚将于次年秋开刀问斩。见此，他忽生善念，御笔一挥进行批示：特赦尔等死囚回乡过年，待来年秋至问斩。接着，他略作沉思，再次御笔一挥，将另外的390名死囚一并特赦放归。

这道批示一出，将朝中言官御史惊得不轻，皆言“如同儿戏尔！”大家都认为，这些囚犯不可能回来，到时会严重影响陛下的威望，但是唐太宗却坚持己见。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年前特赦回家过年的420名囚犯无一失信，全部自觉回到大理寺监狱，等待朝廷问斩。而且人人口中称颂，心怀感恩。这下，朝中百官无不惊叹太宗皇帝的胆略与仁德。

见此，太宗皇帝龙颜大悦，再次御笔一挥：为弘扬诚信国风，特赦回归的420名囚犯无罪释放。这下，又惊得言官御史一大跳，都认为不合法度。最终，420名囚犯幸运地得到了赦免。

公元628年，唐太宗还将三千余名年龄稍大的宫女放出宫去，令她们“任求伉俪”，自行组建幸福的新家庭。

但是，对于唐太宗的“死囚四百来归狱”的做法，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却大不以为然，并写下了一篇名传后世的《纵囚论》，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李世民所做纯粹是有悖人情，违反法度的沽名钓誉行为，并为此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

对于此事，后世也有人猜测，这些囚犯身后可能有“便衣公差”进行跟踪，囚犯也逃不掉。同时，各地府衙也会加强监督，根本不用担心囚犯逃跑。所以，也认为李世民所做就是为了笼络人心的“做秀”手段。

同时，还有人指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违法当纠、犯法当惩。要不然，法律要来何用。

当然了，还有人指责李世民这是带头违法，严重影响国家法律建设。

那么，李世民所为究竟是对还是错呢？

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 “屁股决定脑袋”的现代管理学问题。白居易站在平民大众的观点上，大加称赞李世民的仁德行为，而欧阳修则站在国家高层管理者的角度来分析该问题，后世一些人更是就法律而谈法律。但是，李世民却是站在国家的全局来思考问题，尽全力诠释他心中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治国理念。如果，以数百人的“违法”风险，与诚信国风的推广相较，后者的利应当大于前者的弊，所以是值得称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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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死囚被李世民假释回家过年属实，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居然在次年全部自动返回受死，李世民一高兴，全部赦免了他们的死罪，而李世民却被后来的欧阳修和王夫之臭骂了一顿！

我们先来看看事情的经过原委。

大体是说，公元632年12月22日（农历），唐太宗为体现亲民作风，亲自过录囚犯，看到一批按律处死的犯人，想到马上就要过年，别人家庭团圆，他们却身陷囹圄，静待等死，顿时起了怜悯之心，于是大发慈悲，决定放他们回家与亲人团圆，约定明年秋季返回就死。

这件事已足够让人惊诧，但李世民接下来干的事更是惊世骇俗，他下令全国所有死刑犯都要享受这个待遇，等明年秋后问斩前，再让他们返回京城受死！

类似的“君子协定”在古代并不罕见，但一般是流行在上层社会（君子士大夫阶层）里，堂堂一国之君居然和一帮死刑犯搞“君子协定“，这绝对是空前绝后，毫不靠谱啊！万一这些人借此机会逃之夭夭，甚至继续作案犯罪，那岂不是大唐律法的耻辱和灾难？

虽然很多官员们对此颇有微词，但皇恩浩荡，谁也不敢给李世民找不痛快，于是有关部门把390名死囚犯全部假释回家，然后静静等待奇迹发生的那一刻。

然而，奇迹真的发生了。

这意思是说，去年那些被假释回家的390名死刑犯，在无人监督和催逼的情况下，全都如期赶回京城，听候发落，无一人借机逃亡！

此时此刻，恐怕李世民本人也万万没有想到。他震撼了，激动了，感动了，他感念于死刑犯们大义未泯，知恩图报的精神，干脆御笔一挥，宣布390名犯人全部赦免，彻底释放！你们知恩图报，没让朕丢面子，朕也还你们一条性命！这将是一个名垂千古的佳话！

此事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法治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案例，认为法治约束和道德教化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比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曾为此赋诗：“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直至近现代，有些监狱出于人性化考虑让犯人回家过年，也是作为正面典型宣传的。

但欧阳修和王夫之两位大V认为李世民是拿律法作秀，搞面子工程，纯属沽名钓誉，欧阳修还专门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纵囚论》，把李世民狠批了一顿。

欧阳修批判李世民的核心思想在于，死刑犯就是死刑犯，小人就是小人，你不能跟小人搞君子协定，否则就算这些小人遵守了约定，也改变不了他们的小人本性，你也是沽名钓誉！

欧阳修并不孤单，他的观点得到明代大思想家王夫之的认同，王夫之还补充说“古所未有者，必有妄也；人所争夸者，必其诈也”，既然大家都夸奖你李世民，那就说明你这件事其中有诈！

其实历代都不缺乏皇帝特赦囚犯的案例，几乎都是被赞美鼓吹的 ，李世民的做法确有给自己邀买名声的嫌疑，但自古以来哪个皇帝不是此中高手？李世民不过是用了一招世所罕见的特殊手段而已，这种手段只是特例，不可推而广之，就连李世民也没有让它常态化。

道德和法制从来都不会泾渭分明，从来都是彼此影响，互相补充，欧阳修和王夫之对这件事的理解和批判，大多数还是出自书生意气——你们都说李世民的好，我偏偏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从这个角度看，他俩的观点与标新立异、沽名钓誉的李世民又有什么两样呢？

我是专注历史文化的狄飞惊，欢迎关注我！

狄飞惊

在这之前先说个唐朝之前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隋朝末年，有个叫王伽的人，当时担任齐州参军，有一次要押送70多个犯人前去京城，当时这些犯人全部上枷锁带脚扣，走到荥阳的时候，王伽说：“你们犯了国法，现在被抓要送京法办，这是你们的事，可是现如今你们还要连累小卒押送你们，陪着你们一起受罪，这样你们不觉得心里难受吗？”

（王伽放犯人）

犯人们都说自己也是逼不得已，还连忙道歉。

王伽接着说：“我知道你们在路上也辛苦，不如这样，我打开你们身上的枷锁，你们自由离开，但是前提是到了指定日期必须在京城汇合，能不能做到？”

犯人都说肯定能按时到达，王伽说：“如果你们不能按时到达，我当为你们受死。”

没想到到了集合的那一天，所有犯人一个不少的全都来了，皇帝听到之后，就召见这些犯人，说你们守信用还在乎别人的安危，证明你们还是有良知的，于是赦免了这些犯人。

故事大致就是这样，然而唐太宗李世民的做法和这个王伽的做法如出一辙。

也是因为当时狱中有390多名囚犯要在秋后问斩，可是这些人都说在问斩之前要见一见父母妻儿，李世民听到之后决定让这些囚犯回家，让他们在家中安顿好所有事宜，一个月之后全部回来行刑，因为当时正好也快过年了，李世民心想让他们回去过年，到元宵节后再回京，结果到了这一天，390多名囚犯一个不少，全部回来接受问斩，李世民见这些囚犯讲信用，就赦免死罪，但是活罪难逃，决定将死刑改成流放。

李世民的这件事在《资治通鉴》和《新唐书》这些正史里面都可以查到，但是很多学者依然认为这种事情并不可能，李世民在这一举措之后，“唐太宗纵囚”这个事情在民间广为流传，直到如今依然是老百姓津津乐道的事情。

可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只要仔细一想，总觉得像是编写的故事，说不定唐太宗看过王伽放犯人的故事呢？和现在看到的伊索寓言一样，提倡正能量，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猜想就认定时候假的。

（李世民剧照）

下面我们看看负责编撰《新唐书》的欧阳修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按照欧阳修的意思是“唐太宗纵囚”的事情其实水分大的不行。他说：“对于君子，我们可以实施信义，但是对于小人，跟他们将信义就是对牛弹琴，原本那390名囚犯都是穷凶极恶之人，手上沾满了鲜血，他们能做到视死如归实在是不太可能，当时抓这些人就已经费了好大力气。”（当然这是羽评翻译出的大概意思）

（欧阳修《纵囚论》）

欧阳修还另外假设，说唐太宗李世民就算能感化这些囚犯，但是感化的也太快了，完全不符合逻辑，有没有可能是唐太宗故意为之，事先和这些囚犯说好，双方达成默契，也就是说你们回去吧，只要按时回来就免你们不死，那囚犯可高兴了，可以回去过年，回来还可以不用死。

当然有人会问，回来还要受刑罚，干脆不如逃跑算了，要知道他们家中妻儿老小都登记在册，逃跑也都有被抓回来的可能性，与其这样倒不如成全了唐太宗的好名声，还可以成全自己，一举两得。

唐太宗这样为了博得名声的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资治通鉴》也还记录了唐太宗用类似的手段换取民心。

当然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确确实实文治武功、胸襟之大、千古少有，开创的“天可汗时代”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唐朝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担得起千古一帝的称号。

猫眼观史

事情是说在唐贞观六年年末（公元632年），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审查复核案件。当唐太宗李世民看到30多个死囚时，觉得很是可怜，就下了一道圣旨：“把这些死囚一律放回家，与家人团聚，一年之后的秋天来京城执行死刑。”

接着太宗又下了一道命令：把全国的死囚都放回去，来年都到京城，一起问斩。于是乎，全国390个死囚都回了家。唐太宗李世民他在位期间，朝廷每处决一名重囚犯，他都要求“三覆五奏”，并把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以免出现冤假错案。他还一再告诫大臣们说：“死者不可复生，用法务在宽简。”

不过当时皇帝的这一做法还是引起了一片哗然。因为够得着判死刑的，除了一些真的被冤枉的，肯定都是罪大恶极之人。这些死囚可都会有一些杀人越货、强盗无耻之徒。一旦放纵他们，岂不天下大乱。

而更为关键的是，这个命令没有保障措施，也就是说没有警察跟着，全靠自觉。如果让一个人去相信死刑犯的保证，我估计他自己心里也犯怵，但是唐太宗还是这样做了，放这些人回去。

后来的结果是“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也就是说被放回去的全国390个死囚，在没有人带领，也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都自己按时从全国各地返回长安，没有一个逃跑或隐藏的，最后太宗将这些死囚们全都赦免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唐太宗贞观十三年（贞观元年是指唐太宗执政的第一年，即公元627年），全国户数恢复至304万，人口达1235万人。差不多一千万人中，只有390人被判死刑，可见当时真的可能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景象。

在贞观时期，可以说是基本上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官员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唐太宗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唐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史书记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

唐帝国的存在，以它包容的态度，创造了我国古代的一个辉煌的时代，那是真正的万国来朝。许多人可能会疑问，前面放那些人回去还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赦免那些人，那么如何对那些被害人交代呢。想想可能是唐太宗从大局层面上出发，想要树立起社会的品德标杆吧。

总的来说，唐朝的贞观之治是我国古代王朝的一个巅峰。而英国那个时候扒窃或偷食物可以处死刑、超过40先令的盗窃一般都可以判处死刑。曾有人因为盗窃一顶帽子、一块手绢、甚至一片牛肉而被处死。一直到到1801年,13岁的布朗宁因为偷了一个调羹而被绞死（PS：例子来自天涯社区）。

小王子木有钱

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君，在其统治期间内，曾经主导过一次非常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将一批“死刑犯”放了探亲假，整个人数高达390名。

这是对人性的考验，如果囚犯不回来呢？李世民的权威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囚犯回来了，说明李世民的仁义，也说明了信任的力量。

结果是，囚犯一人未少，全都回来报道了。这到底是怎么一会事呢？

为何给死囚放了探亲假

（剧照）

这事记录于《资治通鉴》，内容是这样的：

说在贞观六年，也就是公元632年，李世民百无聊赖，突然心血来潮，去了监狱。去这里干什么？自然是看囚犯了。

去了监狱，李世民看到里面的犯人环境非常糟糕，阴暗潮湿不说，里面还发出难闻的气味，这个气味比较刺鼻，既有动物尸体腐烂的味道（老鼠等小动物死去），也有马桶发出的难闻气味。

而犯人们呈现出来的状态也是非常可怕，特别是那些死刑犯，双眼无神，那是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的状态。而且因为大限将至，犯人大多时候充满了无所谓，皇帝的到来让他们惊讶，内心有大的波动，即使如此，表面上看来，他们仍然冷漠，仍然无动于衷，麻木非常。

李世民觉得这些罪犯非常可怜，因此有了恻隐之心。于是，决定做一个特别的决定，那就是将当时狱中的390名死刑犯放了，让他们回家探亲，并约定一年后见。

对于李世民的举动，身边有大臣马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理由只有一个，这些罪大恶极之人，如果放了，那么可能就回不来了。

李世民作为有名的帝王，自然是魄力十足，愿意“赌一把”，看看自己的信任能不换回信任。

结果很让人称奇，390名死刑犯竟然全部归来，真是一个奇迹。

为何那些“罪大恶极”的人会按约定返回呢？

死囚返回的原因

死囚也是人，他们需要人们的尊重和认可，但是自他们出事的一刹那起，他们就背上了标签“杀人犯”，不受人们待见。有的人，可能很快被砍了头，有的人可能要等到秋后再问斩，还有的人因为表现还不错，被减刑。

无论如何，死刑犯是受不到尊重的，而且他们对于自己的生命会有“自我放弃”，只是等待某一天“刀起头落”的一刻。

当，李世民来到监狱里看望他们时，这些死囚感觉到了尊重，这可是一国之君啊！李世民看了不说，而且下旨放了他们，让他们回去探亲。这绝对是法外开恩，死刑犯的内心一定是剧烈地震动，有了重获生命的欣喜。

但，李世民希望他们能够按时返回，继续领那刑罚。这一举动让死刑犯们的内心处于极度矛盾之中，面对一国之君的信任，到底该何去何从？

有一句话说得好，视为知己者死。李世民给了他们二次生命，让他们获得了一年的新生，这份情无比贵重。既然如此，“不辜负李世民的信任”成了他们的信念，已经死过一次了，还怕死吗？万千大众之中，那个身份尊贵无比的皇帝，信任了他们，那就不辜负，按时赴约，纵然身死，也是认了。

《资治通鉴》记录的这个故事，真实性有多少，实难判定。有些时候何须判定？这是通过故事让我们感受“信任”的力量。

故事的最后，是李世民对于所有返回人员进行了特赦，这批死刑犯真地重获了生命，这是对他们“诚信”的最好回报。

蓝风破晓

这件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纵囚事件。

贞观六年十二月，李世民亲录囚徒，看到许多必死的囚犯后心生怜悯，于是下令允许回家探亲，等来年秋天再回来问斩。同时也命令全国各地被判死刑的囚徒，都放回家等第二年秋天再集中京城。

而让人诧异的是，此次放还回家的390个死囚，在第二年九月份全都如期抵达京城，竟无一人逃亡，于是李世民下令将这些死囚全部赦免。

但此事也引来后来许多人的质疑，比如欧阳修还特意写了一篇《纵囚论》，文章中明确指出李世民这样的行为纯粹是为了作秀。而近些年来也有很多人对李世民纵囚事件产生质疑，比如有人认为是政治影响，也有人说是行为艺术等等。

那么，李世民这次行为到底是单纯的政治作秀、博取名望，还是另有其目的呢？而被放回去的囚徒的经过又是如何？这里来分析一下。

• 其一、前后矛盾的想法
  

李世民在纵囚这件事上曾和侍臣讨论过，他认为赦免罪人，是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赦免有罪之人，难免会残害守法之人。因此在李世民继位后，很少有大赦的动作，而历史上的贞观年间，全国性大赦确实很少。

因此，为什么李世民会突然改变主意而大赦死囚，这里就让人很值得怀疑。

• 其二、动机不明
  

很多人在质疑李世民的纵囚是为了博取名望，当时的欧阳修就是这个观点，但李世民这个动作是在贞观六年到七年时发起的，这时候的李世民如日中天，唐朝也正式进入繁华盛世。

对外，唐朝彻底击败了突厥，李世民被称为“天可汗”；内对，唐朝已经做到了东至于海，南及五岭，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

所以，此刻的李世民其实没有必要为了政治而作秀，在这样的强大的唐朝环境下，百姓也都知道李世民是个伟大的皇帝，他的人设在民间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唐太宗纵囚的目的和意义。

其实李世民的纵囚主要还是因为贞观年间发生的死刑案件数量问题，因为李世民在查阅了关于被判死刑的人数后发现，大部分人其实都罪不至死。

比如贞观四年只有29人被判了死刑，但在社会经济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贞观六年的时候被判死刑的人数竟然达到了390人。我们知道穷山恶水出刁民，但贞观年间的百姓不说丰衣足食，起码的温饱还是没问题的，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是不会有人因为吃不饱肚子而做出杀人越货的事情，而导致被判死刑的。

因此，李世民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纵囚的方式，来提醒唐朝的官员们，让他们知道审判有些太过严重了，希望以后要拿捏好分寸。

李世民为什么要用纵求的方式？

其实这就是李世民的高人之处，如果他直接跟法官们说你们判刑太重，那么就会引起判官们的集体恐慌而导致自保，然后会引经据典的反驳李世民来证明自己没有错。

而如果李世民直接采用大赦的方式有打不到提醒的效果，而通过没有原因的大赦，不会让判官们觉得是自己的错，他们最多认为是李世民的心血来潮。

因此，纵囚才是最好的方式，一方面可以不用直面批评判官；另一方面，有可以有效的提醒判官，让他们自己去反思自己的判决是否有问题。

纵囚方式的结果。

而事实上也证明了李世民的想法，这被放回去的390人中，确实大部分人都是被重判了。而在这个方式的效果也很明显，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全国的刑狱案件下降了许多。

作为历史上英明伟岸的皇帝，李世民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其道理，与其说他是在政治作秀或行为艺术，不如说他的思考程度与一般人不一样。在他看来这些被判死刑的人，并非都是亡命之徒，他们都是被误判的，而被误判的人也都会回到京城给自己一次洗冤的机会。

当然，也有人质疑会放还回家的这些死囚在途中遭受怎样的待遇，比如李世民会派兵监视他们，或者囚徒们根本就没有回过家。

但史书上毕竟没有详细记载了死囚们的回家经过，所以这一切都是我的猜测，毕竟帝王的心思不是我们平明百姓能猜得透的。

大国布衣

唐太宗李世民让四百囚犯回家过年，结果死囚犯全部都如期回来服刑，李世民觉得他们是可以教育和感化的人。为了奖励他们的诚实守信，李世民把他们全部赦免了死刑。这个“君子之约”在史书上都有记载。

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面就有很详细的记录。

白居易在他的《新乐府》中也歌颂了这件事情。

但是后世之人对李世民的这一行为褒贬不一，而北宋欧阳修更是写出《纵囚论》一文，观点鲜明的指出，李世民的行为就是为了博取贤名！实在是虚伪，不要效仿。

李世民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就为了博取贤名呢？

有书君认为，唐太宗李世民意在鼓励天下人，做个诚实守信的人。而不仅仅是为了薄情贤名。

英国大哲学家赫伯特曾说：“失掉信用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已经死了”。

而李世民的“纵囚行为”正昭告着天下子民：诚实守信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即便判了死刑，也还有活的机会。

历史上，为取信于民，就有著名的商鞅立木取信。据《史记》记载，商鞅任秦孝公之相，欲为新法，秦孝公也是很担心，犹豫不决，商鞅费力说服了秦孝公实行变法，发布了新的政令。

为了取信于民，商鞅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招募百姓中有能把此木移到北门的，给予十金，百姓对这种做法感到奇怪，没有敢去移动这块木头的，然后，商鞅又布告国人，能移动者给予50金，有个大胆的人，终于移动了这块木头，商鞅马上就给他50金，以表明诚信不欺。

这一立木取信的事实，终于使百姓确信新法是可信的，使新法得以推行。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集权国家。

可见李世民的“纵囚行为”，也是他倡导诚实守信，取信于民，治理国家的一个大智慧。

唐太宗的用这种方式奖励诚实守信人的行为，被攻击为虚伪，可这样的仁德之举，对唐太宗来说确不是个例。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卫大臣们说：宫女被幽闭在深宫里，实在可怜。

他不想效仿隋代末年，不停的去挑选宫女，让她们离乡背井，集聚在宫里，又不是君王要去的地方，于是从后宫和掖庭宫先后放出宫女3000多人。

把她们放出宫去，让她们自由的、心满意足的去寻找自己的生活和伴侣。唐太宗并不是说说而已，他确实说到做到。

著名诗人白居易就曾用诗，歌颂了唐太宗这两个德政：“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还有贞观五年，唐太宗以“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为由，对每一名重刑犯，都要求“三复五奏”，严格把关，把最终决定处决权集中到中央，尽量避免人命案有冤假错案的发生。

唐太宗这样的贤德之举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虽然说唐太宗李世民上位之举有些争议，但是他管理国家的理念非常成功。

正是这样的诚实守信，体恤民情，爱民如子的举措，引领和感化者着当时唐朝的子民，令李世民在位时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也为后来大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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