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自己这位“赤脚财神”逐渐堕落成“空心大佬”之时，虞洽卿迎头赶上了一场举国皆痛的国难。

1937年11月12日，随着中国军队撤守，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沦陷。整一个月后，首都南京失守。

尽管在浦东，日本人借“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一句，成立了“大道市政府”，摆出一副伪善的面孔，但上海市民将其读成“大盗政府”。事实也如此，日本在上海的行为可谓罄竹难书。

尽管面对英美，暂时还没撕破脸皮，但是在占领的华界，它实行的是米粮管制。出入租界携粮5斤以上者，即为违禁，格杀勿论。并在封锁线上架设铁丝网。

更加剧上海紧张形势的是，大量的难民涌入了苏州河南岸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虽然租界当局设有收容所，但明显的供不应求，加上分散，在管理和治安上都容易出现问题，急需一个统一的组织。更重要的是，这么多人，口粮怎么解决。

在粮食并不够吃的情况下，上海的米价开始疯涨。在1939年8月，每担比以前三倍有余，从十四元涨到四十二元。

从上海市档案馆所藏《上海的食米问题》（档号B0-13-196）可知，“上海米的来源几乎全部都要依靠外地供应，因此米市形成较早。”北市有苏、锡、常等地米客，从苏州河船运来的米粮，南市则有湖北、江西、安徽等地由长江航运来和杭、嘉、湖进黄浦江的米粮，不过，还有一大部分，是从外洋运来的暹罗米。

问题是，苏、锡、常等地的大米，不能储藏太久，唯有暹罗米，经过机器焙干，可以久藏不变，所以上海人经常抢购暹罗米。

根据一篇文章的描述，很多走投无路的饥民不得不铤而走险，成群结队地抢劫米店和运米车。而这造成了当时独特的“扫米”景观，抢米现场散落的米粒，成为许多人搜寻的目标，他们拿着扫帚在路边仔细清扫，这些米粒就是他们晚上的饭食。

【图说：饥民乞食的惨状】

这也影响到了当时的文艺创作。也正是自1939年，新时代影片公司开始拍摄“王先生”系列喜剧电影，第一部就叫《王先生吃饭难》，其后还有《王先生与二房东》《王先生与三房客》《王先生夜探殡仪馆》等多部（不过“王先生”这个IP，来自邵氏兄弟开设的天一公司）。

在《王先生吃饭难》中，王先生的人生陷入了巨大的困顿，在女子中学任教时，因为薪水微薄，且时常拖欠，王太太难以忍受，带着女儿离去。深感世风日下的王先生在课堂上大讲三从四德，又被校方以思想陈腐为由开除。失业后，王先生不得已拉起了黄包车，却因跳墙追讨车费被警察当作小偷抓进警局……

这也成了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虞洽卿不是小人物王先生，还没沦落到吃不上饭的地步。

但他的日子，也着实被自己弄得够紧张。

从赤脚财神到空心大佬

自从1881年，15岁的虞洽卿，从老家慈溪赶赴上海打工，到1939年，50多年了。

不知道是确有其事，还是自己故意编排是“奇人异相”——反正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他第一天去人生第一个“工作单位”——瑞康颜料号报到时，天下着雨，而他舍不得穿母亲做的鞋，结果一不留神，摔进了颜料号的大门。

恰恰好，颜料号老板在头天晚上刚刚梦到有赤脚财神光临，对此并没有怪罪，反而认为是好兆头。“你们再看他刚才跌跤的姿势，手脚朝天，屁股着地，不是活脱脱的一个金元宝吗？”

在大半个人生的历程中，虞洽卿都用自己作为宁波人的聪明、勤奋，以及胆大冒险，为自己真切地贴上了“赤脚财神”这枚金字招牌。

他曾怂恿自己的老板“抵押”颜料号来贷款，以此吃下一批重要货物——在中国人把抵押财产看得和“要命”一样的当时，刚刚进入上海没几年的他，就从外国银行的业务中发现，很多外国人做生意，就是靠抵押、贷款、赚钱，再抵押、再贷款、再赚钱发财的。相反，为了一张虚面子，中国人往往耽误很多事情。

还有一件不得不说的事情，那就是在老家只能靠读“雨书”认得几个字的虞洽卿，深刻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在打工期间，他还苦学外语，最后，他的洋泾浜英语达到了“露天通译”的水平。除此外，他还学会了德语、俄语、法语。

这很好地帮助了他与外国人直接谈生意，而且，在法国人对宁波人的四明公所所拥有的地皮虎视眈眈时，他很好地充当了与法方对话的重任。

这让初出茅庐的他，左右逢源，很快就在上海滩扎下了脚跟，并迅速壮大自己。数年之后，他就从一个穷学徒，进而进入德商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和荷兰银行任买办，成为中国早期的买办资产阶级。

【图说：后排中间为虞洽卿，上海“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与张啸林分居其左右】

当年租界有两条路，是用宁波人的名字命名——一条是朱葆三路，一条就是虞洽卿路。它南北向，其中一头接上海商业中心南京路，一头接静安寺路。

作为宁波翘楚，虞洽卿不是不知道，在战火遍地的旧时中国，航运是来钱的大头。何况，宁波人靠江近海，自古便有航运的基因。所以，他在上海从买办起家之后，对航运业一直是格外有心。清末，他便和同乡严信厚等人发起了由宁波人自己组织的宁绍轮船股份公司。此外他更是自己独资创办了三北轮船公司。

问题是，和很多宁波帮前辈踏实经营，用一辈子，或者几代人的努力来积攒起万贯家财相比，他更关注抓住机会快速做大自己，方式就是穷尽一切办法，利用杠杆。

他在金融业上的见识，让他成为宁波帮中最早创办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及四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先行者”。反过来，他创办的，或他服务的这些金融机构的存在，又为他的业务提供了无比方便的“关联交易”。

就像他在航运上的表现，不停的购买新船，然后再去银行抵押贷款，用新债偿还旧债，到1935年，他真的就成为了中国民族航运业中的大咖，拥有大小轮船65艘，计9万多吨位。

但与此同时，这也导致了他的债务杠杆居高不下。到1936年，他在四明银行的欠款额上升到460万，几乎到了资不抵债的地步。据说，那时到三北轮船公司办公室里拜访他的人差不多全是债主。

他几乎天天向债主赔笑脸，商讨延期事宜，还常常利用“掉票”的办法拖延。

如果不是他的靠山——蒋介石一度出面，他好不容易搭起来的架子，就因为短期债务大量到期而轰然倒塌。

此时的虞洽卿，已然不是众人景仰的“赤脚财神”，而是为人取笑的“空心大佬”。

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谁也没想到，他居然会利用别人的吃饭问题，来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

一举翻身

很快，虞洽卿得到了这样一个大机会，那就是成为上海难民救济协会会长。

不知道它是这位“调人”，特意运作到的位置，还是像有文说，他在香港碰到正组织“中国救济总会”，向港澳及海外华侨募捐的老友许世民，受到对方委托而回上海帮忙的。

搞救济协会显然是个吃苦，很多时候又很难讨好的职责。

但在这一次，虞洽卿却将它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发挥得淋漓尽致。

比如说，他左手利用自己作为上海难民救济协会会长的身份，向租界当局申请去海外如西贡、仰光粜米。

粜米在当时无疑很“政治正确”。通过由上海商界垫资订购洋米进口，然后再平价出售。这样的做法，不仅能维持平民口粮，而且抑平米价，不至于造成米价在战争年代波动得厉害，进而影响工商业。所以，办粜米很容易取得海关的各种证明，而且海关方面只收码头捐，而不收进口税。

但他左手就将洋米的运输业务交给了自己的轮船公司。

这就有点“假公济私”的意味，容易让人怀疑他办粜米的初心。

可说起来，又似乎非他不可。因为去海外粜米，遇到的首道难关，就是日本人的封锁——上海港的华轮都不许出海。但这难不倒虞洽卿这位能人。

比如他从挪（威）商华伦洋行买的三艘海轮，依旧由对方代理，挂挪威和巴拿马等中立国的旗帜。

此外，他还通过关系，和意大利人合作开办中意轮船公司。由于在二战期间，意大利和日本、德国为同盟轴心国，所以挂意大利国旗，同样通行无阻。

为了表示自己的态度，他还声称为减低粜米成本，可在运输上打些折扣，“以襄善举。”

这话听上去让人感动，但要是有人知道他从中得到的收益，一定会跳起来。

由于是在战争期间，高风险自然会高收益。

据文，当时从越南西贡运米到上海，运费每吨14美元。单就华伦洋行代理的那3艘海轮来讲，一趟来回的运费就有28万美元的巨额收入。一月两趟就是56万美元。两月来回，购船成本100万美元就可以赚回来了。

更让人觉得有问题的是，他以吨位不足，避免浪费运费，用压舱之名，为自己带购洋米，和沪地紧俏的舶来品等进口。相反，从沪地出航时，利用空船带运大批土特产出口。

而且，为自己带购的洋米，转头在市场上又以高价抛售。

这样几个来回下来，这个“空心大佬”居然在国难当头时，一举翻身。

不仅还清了数百万债务，还手握大量游资，成为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

他曾亲自对好友魏伯横说，我现在发财了，这几个月每月的进账可达150万元。

据他的三子顺慰后来保守估计，他父亲在米生意中共赚了500万元。

钱放在家中有些烫手，一怕贬值，二怕遭人惦记，所以虞洽卿决定在孤岛置产。考虑良久，觉得不如置办侵略者搬不走的房地产最为妥当。

所以，他用100万元买进了成都路盛宣怀的家祠地皮，51万元买进了“大上海”大戏院，70万元买进了神州旅馆，60万元买进了泥城桥鸿福里、重华新村。

这一下，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发财了。

【图说：大上海大戏院，今大上海电影院】

米蛀虫

在国运维艰的当时，他的“发财”显然不合时宜，很值得怀疑。

上海的报界、电台纷纷像闻到了什么气味，穷追不舍。

上海当地的滑稽戏中的佼佼者筱快乐，类似于今天德云社的郭德纲，在孤岛时期，常依托于租界里的电台, 拿着麦克风, “呱啦呱拉天天叫”, 以说唱的形式播送新闻。

“他很有新闻记者的天才, 只是用嘴不用笔, 抓到新闻, 同伙伴们一商量, 无须剪刀浆糊红笔, 就能出口成章唱起来。”（《筱快乐事件——1947年5月上海米潮中的一段插曲》、马军、笹田和子，《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4月），可以说，嘴巴赛过绍兴师爷的刀笔。

这个特有社会责任感的滑稽戏高手，自然也不会放过让虞洽卿成为主角的机会。据说，他的成名作正是在沦陷期间编段子嘲讽倒腾大米发了财的虞洽卿。

旧时上海鱼行业领袖，鄞县人黄振世后来便回忆说，“虞洽卿在上海贩运食米，虽然使三北公司起死回生，但个人声名，却一落千丈，群众骂之为‘米蛀虫’。有一个唱独脚戏的筱快乐，在电台上编了唱词大骂特骂。”

这样一来，虞洽卿这个航运大王，却以“米蛀虫”的形象，而广为人知。

当有轨电车行驶到“虞洽卿路”时，售票员便大声嚷嚷：“米蛀虫路到了！ ”

【图说：当年虞洽卿路命名典礼老照片】

虞洽卿对此大为头疼，申辩说，自己赚的只是运费。

不过，世事纷扰，已经没有人能静得下心，听得进他的理由了。

何况他自己也不“争气”，一直在贻人口实——在离沪到渝后，他又改跑陆运，利用蒋介石的一纸“手谕”，“虞洽卿在滇缅公路‘抢运物资’，沿途军警不得加以留难，”在装运军用物资的同时，理直气壮夹带私货，更是坐实了他发“国难财”的形象。

那段时间，虞洽卿被骂得有点灰头土脸。

好在“长江后浪推前浪”。挨骂了数年之后，终于有人自觉地“补位上来”了。

1947年，尽管抗战胜利，但上海的粮食问题依旧不曾好转，弄得市民买米只能靠以货易货，加上有诸多米商浑水摸鱼，最后导致米价、物价轮番疯涨。

筱快乐再度出手，天天在电台里笑笑怒骂，将“米蛀虫”这个称号慷慨地过继给了“杜（杜月笙）门第一红人”，同时也是上海市米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

最后导致有米商寻仇上门，遇他不见，将其妻傅美云( 28岁，南京人) 批掴一顿，又猛抽其7岁女儿霞瑛数记耳光，然后用木棒等将梳妆台、镜框、热水瓶、玻璃橱等尽行击毁。一时酿成了重大的社会事件。

只是此时的虞洽卿已两耳不闻棺外事了。

说起来，尽管儒家文明熏陶了中国数千年之久，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圣人君子。

尤其时逢世事巨变，更是放大人心底中的私欲杂念。

盗未必有道，发国难财也成了一种理所当然。

这种现象直到今天，依旧不曾鲜见。就像瘟疫之中，囤积口罩，或药材。

或者，利用手中的权柄，私分捐赠物资，还洋洋得意地，在朋友圈中显摆。

但不得不说，这并不是宁波人面对国难，应有的样子。

宁波人都有哪些特质？

在关注宁波帮，并创作《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慨叹，宁波人大多自带“能人属性”。

他们可以在资源啥也没有，而自己也没有什么背景的情况下，能坚持不懈地做大自己，做强自己，甚至在和国外势力的竞争中，占据一定的优势地位。

如果说他们比别人多了点什么，那就是宁波离上海很近，隔了个杭州湾就能到达。这也让他们享受到了上海开埠之后的对外开放的红利。

事实上，追寻他们的成功之道，肯定不能让视线错过宁波这片神奇的土地。

这个期待着“海定波宁”的东部之城，相比较内陆，更接近于海洋文明。山多地少，让这里的每个人习惯从海洋中求生。每天风里来浪里去，让他们变得冒险、奋进。

又因为在风浪里求生风险巨大，所以宁波人都比较团结互助，哪怕日后到上海打拼，他们依旧习惯抱团取暖。

更幸运的是，来自以王阳明、黄宗羲等人一脉相承的浙东文明的熏陶，让他们更加务实，知行合一，不擅空谈误国。而且讲诚信，以义制利，追求义利合一。

这些流淌在血脉中的因子，结合了近代上海开埠的良机，于是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上海这个东亚的大都市。

同时，还让他们身上，有着一种挥之不去的特质——那就是在做大之后，不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关爱社会，回报桑梓。为什么他们的眼里常含泪水，就因为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虞洽卿的前辈——叶澄衷，自己的诚信故事被写进了民国的课本，即使成为五金大王、火油董事，富可敌国，一生却从未穿过绸缎，从未坐过马车。但他却将钱用来办教育，今天的“澄衷中学”依旧是上海知名的中学。

而且，在家乡抚恤孤寡，急人所急，兴建叶氏义庄、树德堂、忠孝堂、牛痘局、救火会等机构，时有乡谚称：“依澄衷，不忧穷。”

【图说：叶氏义庄】

所以，他在面对国难时，也自然而然地作出这样选择——1888年，浙江灾荒，他带头捐出巨款，清廷传谕嘉奖叶衷澄并赐给“乐善好施”、“勇于为善”两块匾额。

日后的香港船王包玉刚、影视大亨邵逸夫就对叶澄衷深怀感恩。当年，他们就是在中兴学堂开始了自己的教育启蒙。而中兴学堂的前身，正是叶氏义庄内所设的义塾。后来，他们又捐资将其复建为完全中学。

此外，他们还捐资创建了宁波大学。

这种邻里相助的守护精神，在宁波一直薪火相传。

只是，限于社会发展的条件，很多像叶澄衷这样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面对国难也只能单枪匹马。即使办义庄，也是传统的善堂模式，很难触达更多的人。

相比而言，他的同乡沈敦和的贡献更大。

中国红十字会之父

沈敦和，不熟悉他没关系，你只需要记得他这样一个头衔：中国红十字会之父。

他出身茶商世家，有西学经历。一开始，因受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的赏识，走的是仕途。然而，戊戌变法失败，他遭朝臣弹劾去职，从此转而从事企业与社会慈善活动。

在他这一辈子，曾见证过无数国难，但最让人无奈的，大概是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两个外国的对手，跑到中国的土地上打了一仗，而这个土地的主人，却无可奈何，只能流离失所，受尽磨难。

激于义愤，沈敦和挺身而出。

知名英籍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中提到，1904年初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后，“得知同胞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沈敦和前来拜访我，问我是否愿意同他一起筹集救济金，帮助满洲的中国难民，我高兴地表示赞同，我们组成了一个国际红十字会组织。”

1904年3月10日的普通下午，成为了中国红十字诞生的美好日子。这一天，“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

此后，沈敦和主持红十字会长达16年之久。这段时间内，在医疗卫生方面建设；培养医护人才，参与疫病救治；以及战地救护与国际救援等方面，红十字会都发挥着重大作用，不仅取得了显著的人道主义效果，也有力地扩大了红十字运动在中国的影响。

其中，由他筹集巨资白银536400两购地兴建的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作为上海第一家由中国人建成开办的医院，到今天还在黄浦江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图说：中国红十字会救援物资队出发时留影】

对沈敦和，虞洽卿不可谓不熟悉。因为两人共同在四明公所参加了抗“法”运动。而且，他们还先后是宁波旅沪同乡会的会长。更重要的是，虞洽卿也参与了红十字会的运作。

不过，他在红十字会显得“清白”得多。

我们今天再回头看当年的红十字会，就会发现它在努力地让红十字会的管理变得更民主、更透明。从一开始的董事会制，到民国建立后的常议会制，再到1934年，取消常议会，以理事会、监事会取而代之，正式确立了“监事会”的制度安排，而且主张用会员选举的方式，产生理事、监事等人选……

相比而言，虞洽卿在难民救济会中就显得有些“大权独揽”。监督的缺失，很容易让一个人走歪了心眼。

但可惜的是，由于某种需要，中国红十字会史上的“监事会”只是昙花一现，1946年被取消。

直到70年之后，红十字会才再次将“监事会”纳入其中。

拒绝日伪拉拢

不管如何，面对包括虞洽卿在内的宁波帮前辈，我在创作的过程中，一直敬仰有加。

他们身处复杂动荡的年代，在各种势力之间周旋，为了求生乃至发展，难免会染上各种颜色。

在今天看来，还不乏一些黑色，但我们实在不能太求全责备。

事实上，当我们今天再回过头来看虞洽卿的那些举动，也得承认他还是很有功绩的，不仅在艰难的险境里机智进取，使其航运事业在极端困难的环境里没有中断，对于保护发展民族资本起着积极的作用。

同时，他还在为上海、浙东人民解决米荒上，对安定社会、平抑物价、支援抗战也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事实上，虞洽卿尽管有些“精明过头”，但是在民族大义上，他还是有自己的分寸。

在他的一生当中，一直在努力维护国家的主权，从外国人手里为自己的同胞，争取自身的权益。

“他热心租界华人的参政运动，华商公议会、华人纳税会、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顾问委员会的设立、华董席位的增设等，无不与他的努力有关。”(方明, 《创富史：民国大买办》,团结出版社)

面对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这个跟清廷诸多官员，甚至是皇亲爱新觉罗·载洙、南洋大臣端方有过亲密往来的“一品百姓”，还是成为了革命阵营中的一员。

更重要的是，在面对日本的拉拢时，他同样站稳了立场。

日本组织的“大道市政府”，本来是有意让他出任首任“市长”的，在他拒绝之后，才转而拉拢了傅筱庵。

结果，三年之后，傅被亲仆朱升源用菜刀砍毙。

在卖国和送命面前，“米蛀虫”显然都没有那么难听了。

有为之士

也得承认的是，我欣赏宁波帮，除了他们的能，他们的善，还在于在国弱民贫、八方来敌之际，没有放弃自己对这个国家的认同，并努力地推动着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如果读者留意，就会发现我在《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中，将“天下第一商帮”赋予了宁波帮。作为安徽桐城人，没有将这一称号送给徽商，似乎有些不肖。

【图说：《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书影】

但宁波帮显然更适合被如此表扬。

和颇有盛名的晋商和徽商相比，宁波帮在经商智慧上并不逊色，而且它少了前两者的弊病——有了钱便用于奢侈性消费，购房买地，像扬州的艺术泡沫，就是徽商烘托出来的，

中国近代的工厂，有很多都是宁波人搞出来的。

就像郑氏十七房，做过金融业，开过米行、木行，办过“老凤祥银楼”，以及“民信局”，但在消费服务领域之外，他们也曾创办蛋业冷藏股份有限公司，开国人兴办冷冻业之先声；创办“民生墨水厂”，成我国民族墨水工业的开拓者……

他们不仅在宁波、上海“龙腾虎跃”，而且也顺着长江，一路上溯。

叶澄衷就差点和张之洞在汉阳铁厂的建设上达成合作，后来，又将自己的员工宋炜臣派到了汉口。一过去，宋炜臣就带着叶澄衷的具帖，参拜张之洞，并提出要在汉口创办几家大型企业。张之洞自然对此大力支持。

在创办了汉口燮昌火柴厂（又称燮昌火柴二厂），以及开设华胜呢绒军装皮件商号之后，宋炜臣又向张之洞呈递了一份中国人自己在汉口办电厂、自来水厂的报告。

只是，市民对自来水加氯后有异味反响较大，传出了“吃自来水会烂肚肠”的谣言。宋氏在送水典礼上，拧开水龙头自己带头喝了第一杯自来水。还在江汉路一带，当众喝自来水给居民看，很快平息了谣传，从此汉口30万市民结束了食用长江浑浊水的历史。

对宋炜臣，张之洞曾有一句评价，就叫，有为之士。

可以说，正是这些宁波人的东奔西走，让武汉和宁波早早便结下了业缘，还有血缘。

当年中国有句流行语，“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夏。”宁波人把江夏当成了宁波奉化江边的“江厦街”，但我更觉得这句话应该这样断句，“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夏。”

今天，当江夏面临城生中的又一次大劫难，宁波人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哪怕“江南无所有”，也要“聊赠一枝春”。

【图说：句出晋代陆凯《赠范晔》，全诗为“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此外，出人：来自李惠利医院、余姚市妇幼保健等医疗机构的医生、护士纷纷援汉，甚至90后护士主动请缨；

出“宁波制造”：来自宁波镇海减变速机制造有限公司无偿捐献的6台单螺杆减速机，用于了火神山、雷神山两大医院环保污水处理项目传动装置建设。

这看上去像是对历史的某种呼应。

不得不说，今天的宁波，显然不如先辈那样，在航运以及金融上，出色一时，甚至在互联网上，只能看着身边的邻居，在上半场纵横驰骋，但是对实业多年的执著，还是为这座城市夯实了地基。

如果不是特意追寻，你很难相信，这座“海定波宁”，在当下看上去很低调的城市，却拥有28个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数量居全国首位。

这些单项冠军企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隐形冠军”。

它让人无疑相信，宁波一定有能力面对未来的城市竞争。

同时，也让它在面对国难时，更有底气。

采写 | 王千马（中国企业研究者，中国商业地理写作第一人。出版有《重新发现上海1840-1949》、《海派再起》（海派系列）；《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宁波帮：天下第一商帮如何搅动近代中国》（商帮系列）；《新制造时代：李书福与吉利、沃尔沃的超级制造》、《玩美：红星美凯龙30年独家商业智慧》（企业官方传记系列）；《紫菜爸爸》（人物传记系列）；以及《大国出行：汽车里的城市战争》（城市发现系列）等十数部作品，并主编有《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不焦虑的青春》。

2017年，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根据《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拍摄制作了五集纪录片。2019年，“吾球商业地理”参与吴晓波频道的12集纪录片《地标70年》的拍摄合作，通过12个中国地标见证新中国70年的风雨历程！此外，“吾球商业地理”在2018年以及2019年两度荣获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年度十大壹点号”称号）

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

制作 | 粉红女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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