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具又称覆面、盖脸，在死者脸上罩金属覆面是契丹族颇为独特的一种葬俗。据史籍记载，契丹贵族有「用金银做面具，铜丝络其手足」的葬俗。覆面有金、银之分，用以区分死者的身份、年龄和性别。这件辽代鎏金银面具，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门口村，保存完整，面部轮廓清晰，头发后梳，眉骨突出，双目闭合，双唇紧闭，神态安详。耳下及鬓两侧有孔，可系结。从覆面的形象看，具有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特征。与此相类似的覆面在内蒙古、辽宁的辽代墓葬中均有发现。
辽代契丹文「敕宜速」金牌、银牌，出土于河北省承德市深水河老阳坡，现藏河北博物院。
契丹建国之后，承袭了唐朝的符牌制度，《辽史•仪卫志》中记载，银牌「长尺，刻以国字，文曰宜速，又曰敕走马牌。国有重事，皇帝以牌亲授使者，手札给驿马若干」。
宋人张舜民在《使辽录》中记载这种银牌「形如方响，刻番书宜速二字。使者执牌，驰马行数百里，牌所致如国主亲至，需索更易，无敢违者」。可见，这种银牌是辽朝皇权的象征和凭信。
辽代金银器中大多富有契丹民族特色，这件河北易县大北城窖藏出土的花式口银盘、盏，虽然器型不大，但颇为别致。
河北省宁城县出土的辽代伎乐仙人银盒，呈立方体，盝顶上赞刻有花纹，盒身錾刻伎乐仙人，整体朴素大方。
姜夔在《契丹风土歌》有云：「契丹家住云沙中，耆车如水马若龙。春来草色一万里，芍药牡丹相映红。」可见，牡丹烧窑颇受契丹游牧民族的喜爱。辽代三彩印花牡丹纹海棠盘，由原热河省博物馆拨交，现藏于河北博物院。
该盘属典型契丹式器类，仿金银器造型。模制，口作八曲，呈海棠花冠式，宽折沿，敞口，浅腹，平底。通体施白、黄、绿三色釉，口沿印卷草纹，盘心模印一株牡丹，枝叶为绿色，花朵为橙黄色，地子为白色，色彩明快，调和素净。
辽代酱釉猴纽盖鸡冠壶，出土于北京市顺义区辽墓。鸡冠壶又称皮囊壶、提袋壶或马镫壶，是辽代最具契丹民族特色、代表契丹国俗的器类之一。
鸡冠壶多仿皮囊器上的缝合线与条带为纹饰。汉唐以来，中原地区有蓄猴以避马瘟疫的习俗，猴在佛教中也有重要的地位，而辽朝佛教盛行。因此，以猴的形象作为装饰的鸡冠壶是中原汉族文化与辽契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辽代幞头木俑，出土于河北省宣化下八里张世卿墓，现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此木俑即墓主张世卿的「真容偶像」，为放置死者骨灰的木偶，用柏木雕刻，全身由17个部件组成。尸骨火化，埋葬骨灰是辽代佛教信徒死后盛行的「依西天茶毗（音皮）礼」葬法，但用真人木偶雕像存放死者骨灰的葬法却并不多见。
张世卿墓志记述其终生敬佛，死后「遗命依西天茶毗礼」葬于先茔。「西天茶毗礼」源于佛教僧侣圆寂后火化收存灵骨的宗教仪式。火葬在僧侣中流行，逐渐影响到世俗汉人。
辽代木生肖俑，出土于北京市大兴区马直温墓。马直温是辽代的大族，他的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契丹皇族。
马直温墓中出土有木俑11件，是十二生肖像，缺狗。木俑的材质是柏木，戴冠，穿方领大袖袍服，生肖置于冠上。
河北宣化和北京马直温辽墓墓主所采取的茶毗礼葬式（火葬），这类偶像与唐宋密教、禅宗中制作「真身」的习俗密切关联，反映出佛教法身观念的偶像化问题。
1986年8月，昌平县南口镇陈庄村农民在村西60米的洼地中发现有青砖暴露，下挖1米余出土3件陶器，继而又在其地北约10米处挖出11件陶器和1件瓷器。
县文管所接到报告后，立即派员到现场勘察，初步确定是2座辽代墓葬，遂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位于北侧的2号墓已全部被破坏，对南侧1号墓进行了清理。这件辽代灰陶契丹族男立俑就是当时出土的陶器之一。
契丹人实行「四时捺钵」制度，每年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方，皇室和政府机构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进行围猎、讲武、巡游，「转徙随时，车马为家」。这两件契丹渔猎木立俑可见当时人的状态。
后人认为「四时捺钵」是契丹人尊天敬地、崇尚自然的天地人「三才合一」观念的体现，客观上也有利于对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保护。
日本人彬山正明把辽代夸上了天，可是这件木俑所体现出的社会发展程度，足以把他的脸打肿！
注1：文中照片皆为作者四库全叔拍摄。
注2：文字参考展览说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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