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斋号素书堂、素书楼。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曾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每一中国人，久居英、美，早餐总是面包黄油牛奶橘子水，但会时时想到油条烧饼与豆浆。听说最近旅美家庭，已能学得自炸油条，相告色喜，认为是日常生活上一大进步。从小见大，以美国人之奉养来奉养中国人，究竟亦不是一理想。
在台湾，外国电影看腻了，忽有凌波、乐蒂唱黄梅调演出《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时如疯如迷；此一影片卖座之盛，空前无匹。梁兄哥凌波来台，飞机场欢迎，成为最近若干年以来国人返国惟一最轰动之人物。此事岂不尽人皆知？
早餐吃到豆浆油条是一事，电影看到凌波、乐蒂的《梁祝》又是一事。弱丧忘归，自古所悲。久离家园，一旦重返，那将是何等底快乐？这不仅是口腹之欲，耳目之娱；在其背后，有一项极深心理，虽难描述，但亦是人所共晓。
但更深一层的又苦不易晓。晓与不晓是一事，而其在各人内心深处，同有一番不对劲、不满、不安、苦闷、无出路之无可言喻之情味，则又是另一事。
我敢大胆说一句：中国人此六十年来同所感到的“人生无出路”这一种苦闷心理，其最后症结所在，正为此六十年来之中国人，作意背弃自己文化传统而谋求各自生活之改进。当知异民族异文化中之一切生活方式，未必是我们的出路。向此迈进，到头会扑了一个空。
到如今，我们一切生活，虽在尽量求新求进，尽力向西化路上跑；但不满、不安、苦闷、无出路的时代病，却更深更重，恐会到达一无可救药之阶段。此非危言耸听，其中真理，却可拿种种实事来作证。
如中国之平剧，乃至各处地方戏，如越剧、豫剧之类，较之西方之话剧与歌剧，虽同是一种娱乐，而双方自有深微之相异。求其背里，也自有文化传统之重要因素。此待深于此道者来作深入之比较，此处不拟深论。但中国人自会喜欢中国戏，更胜过喜欢西方之话剧与歌剧，事亦易见。上述凌波演梁兄哥，便可为例作证。
然则在日常生活中之消遣，乃至娱乐，中国人自爱中国的一套。若论生活享受，即浅至于口腹之欲，如油条豆浆之为中国人所爱好，亦是其一例。若更由此推进，在心灵深处之享受上，亦更有异于西方人处。试举文学艺术之其他方面为例。
中国文学，自《诗》、《骚》以下，如陶潜、杜甫、苏轼，其为中国历代人所欣赏、所崇拜之大诗人，乃至其他大文学家，在辞赋、散文、词、曲、小说，各类中之上乘作品，都代表着中国人共同心灵之所祈向，由此透露出中国人生中之大兴趣与大理想。
稍知欣赏，亦是一安慰。能起共鸣，亦是一满足。今皆认为是死文学，被冷藏，被搁置。在电影上来一部模古翻新之剧本，其事易。在其他文学上，能从传统中翻新，来配合时代要求，其事难。
今天的中国人，正如《庄子》书中所说：“居空谷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而无奈此跫然之足音，乃久盼不至，并亦不知其有所盼。于是只感到一片虚寂，一片苦闷。内心不得所养，不得享受，实为一最可悲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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