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9日，農曆四月二十六，島城青島，清朗闊遠，風光旖旎，正是一年中最美的季節。這裡以大美風光迎接上合組織青島峰會的八方嘉賓，吸引了全世界投送來的羨慕目光。然而，比風光更美的是人的心靈，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歡迎宴會和峰會上兩次重要講話中所傳遞出的“天下為公”、“建設和平”、“守望和平”的滿滿正能量。
9日晚，習近平主席在歡迎宴會祝酒辭中指出：“儒家思想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儒家倡導‘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主張‘協和萬邦，和衷共濟，四海一家’。這種‘和合’理念同‘上海精神’有很多相通之處。‘上海精神’堅持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強調求同存異、合作共贏，在國際上獲得廣泛認同和支持。”10日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八次會議上，習近平主席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繼續在‘上海精神’指引下，同舟共濟，精誠合作，齊心協力構建上海合作組織命運共同體，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係，攜手邁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這裡，既精闢凝練地闡述了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向全世界敞開了中國積極推動“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攜手建設共同家園”的內心世界和大國胸懷，又為進一步攜手建設和推進“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世界”奉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給世界帶來了新時代的信心與力量。在萬眾矚目的國際舞臺上，這無疑是中國最美好的聲音，也無疑是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之最美好聲音！
著名人類學家蘭德曼有句名言:“文化如同人體內的血管系統是屬於人的一部分，而血管裡流淌的是主觀精神的血液。”古往今來，“天下為公”“天下太平”始終是中國人民心中最美的憧憬，愛好和平、建設和平、維護和平，始終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範疇，內藏於心、外顯於行，就像華夏大地上的清新空氣，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滲透於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宗教等各方面，體現在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國家與國家等各種關係之中，不僅在古代中國發揮重要作用，而且也繼續在現代中國發揮著更大的作用。
“天下為公”“守望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國政府處理國際關係的基本理念。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和合”的理念源遠流長。在處理國與國關係上，從上古開始，就秉持著一個基本理念和準則，叫做“協和萬邦”。“協和萬邦”，語出《尚書·堯典》篇：“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意思是，首先把自己的宗族和國家治理好，然後把各國團結起來，讓天下萬國的各族人民和睦相處。這裡所讚頌的是帝堯的德行。遠古唐堯所倡導的“協和”的精神，對中華各民族的涵化、融合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也是今日中國堅持和平發展、積極推動上合組織成員國乃至世界各國融合發展的實踐引導。
“協和萬邦”，目的是為了“和合萬國”，是為了“保合大和”，實現“萬國咸寧”和“天下太平”。儒家認為，堅持“協和萬邦”原則，實現世界的普遍和平，是建設好國家和強國、富國的重要條件。通觀人類發展史，人類由原始氏族發展為部落、部落聯盟、酋邦、國家，是不斷融合發展的。而融合的形式不外乎兩種：一種是“以德服人”，一種是“以力服人”。前者主要依靠涵化融合的方法；而後者則主要通過戰爭兼併的方法。“協和萬邦”的理念，顯然張揚的是“以德服人”，否定“以力服人”。現代考古成果表明，大約距今六七千年前後，中華大地就已經逐漸繁榮起來。上古時中國部落眾多，正所謂“諸侯萬國”、“天下萬邦”。那麼多的人口，那麼多的部落，相對集中地生活在一定的區域內，不可避免地要產生許多部族矛盾和社會矛盾，正是得益於“協和萬邦”的整體和諧觀，牽引了中華民族在涵化、融合中建立起“大一統”的國家。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不斷協調融合、不斷謀求統一的國家歷史。
把“協和萬邦”作為對外關係的文化準則，必然需要回答國家的軍隊建設和對外作戰，這是一個與“協和萬邦”原則有緊密聯繫但又似乎矛盾的現象。理解這一現象的關鍵，就是認清對外作戰和建設軍隊的目的以及用兵作戰的原則。與“協和萬邦”相應，中國傳統文化中還有個非常重要的理念：“止戈為武”。它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楚莊王首先提出來的，他說:“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意思是，戰爭的目的就是為了制止暴亂，消弭兵災，使國家穩定，有利於發展生產、增多財富。唐朝重臣房玄齡也有個同樣的觀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這表明，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共識，就是用兵作戰、建設軍隊並不必然與和平、“協和萬邦”相對立。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二者本質上是一致的，用兵作戰、建設軍隊的目的是維護和平，是使“協和萬邦”原則得以實現的重要手段。可以說，以“和諧”取代對立，以求天下太平，是中華民族處理國內外一切爭端的總原則和基本的情感傾向。這種思想深深嵌入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在今天依然是中國政府處理國際關係的基本理念。 今天，中國堅持和平發展之路，孜孜以求“天下為公”“天下太平”，積極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攜手建設“清潔美麗世界”，從根本上說，就是對這種價值觀因子的承延。
“天下為公”“守望和平”始終處於中國古代政治家治國理政方略的優先考慮和高度重視的問題，今天依然是中國領導人全球治理觀的最高目標。
2500年前，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孔子提出了“大同世界”的構想和“天下為公”的理念，廣為歷朝各代政治家所崇尚，並引以為治國理政的戰略制高點。建設為天下人共享的太平社會，始終處於治國理政方略優先序。如先秦思想家提出了“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的思想，西漢政治家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郊語》中記錄：“天下和平，則災害不生。”西漢淮南王劉安的《淮南子·氾論訓》記載：“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理論進入實踐，既表現於以固化標誌張揚倡導，如以“和平”“太平”為年號，建立象徵“和平”“太平”意義的宮殿，以及每年代序性的祭祀天地、祈求天下太平等等，更表現於確立國家戰略的優先秩序上，以推崇民間社會。
著名儒家學說《論語》中有子貢“問政”一段，孔子提出的方略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問：“必不得已而去，與斯三者何先？”孔子回答：“去兵。”子貢進一步問：“必不得已而去，與斯二者何先？”孔子非常乾脆地回答：“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這裡說的“足食，足兵，民信”，就是今日世界國家戰略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和軟實力或曰文化力。“必不得已而去”，並非是真正可以去掉。一個國家的強大，當然離不開經濟和軍事力量，這裡強調的是一種國家戰略的優先價值秩序。這種秩序的道德基石，就是實行“仁政”，通過“仁”而王，實行王道而不是霸道。所以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內聖外王之道”，始終是一個理想高地。所謂“內聖”，就是你要有最高的道德修養，成為道德最高尚的人；而道德高尚的人，並不只是獨善其身，而必須把崇高道德向更大範圍播灑，進入“治國”、“平天下”、保天下太平。因此，中國社會歷朝各代的政治家總是把“天下為公”、“天下太平”作為治國理政的最高目標。中國的發展崛起，一直都把“仁政”作為立國之本，秉承著“統而不一”、“和而不同”的王道之治。中國歷史上的“統一”，都是在文化異質性包容共存下的統一，“崛起”是在文化多元下的和平相處，就像“一個溫和的老太太帶出了個大家族”（餘秋雨語）。今天依然是中國領導人治國理政的核心價值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所指出的：“中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倡導國際關係民主化，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支持聯合國發揮積極作用，支持擴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中國將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今天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全方位打造休慼與共、安危共擔的命運共同體，為建設太平世界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正是基於全球治理觀的必然選擇。換句話說，中國既然秉持“天下為公”，就必須選擇實行“仁政”的文化道路，就必須選擇和平發展。這一道路選擇本身，是中國歷史文化和國家意志秉性的“內在規定”，而不是外在的。“天下為公”“守望和平”是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世界生活法則，今天仍然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
“天下為公”是一種思想胸懷，同時也是規制人們和諧生活、和合共存的法則，自古以來就有著鮮明的中華民族的特色。中華民族起源於黃河、長江流域，這裡一直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大農業區。生存環境決定大陸自然經濟狀態下的農耕文化必然在中國古代佔支配地位，它以土地為生活的根本，秉自然界的時序、韻律、節奏發展，以敬畏、順從、親近自然為基本法則，
因而崇尚“和平”、維護和平、保衛和平，也必然成為中華文明“以農立國”的最重要的文化基因。現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錢穆先生認為，中國是“舉世惟一的農耕和平文化最優秀之代表”。這就決定了中國人的精神家園所流淌和灌溉著的必然是“天下為公”的“和合”文化之水。正如2014年3月28日習近平主席在德國科爾伯基金會發表演講闡述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時所指出的，中國“‘以和為貴’、‘和而不同’、‘化干戈為玉帛’、‘國泰民安’、‘睦鄰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傳。”從古代到現代，一以貫之，一脈相承，源遠流長。新中國成立後，基於對戰爭帶來的苦難有著刻骨銘心的深刻記憶，中國人民更加珍惜社會生活安寧，這也成了實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一個最鮮明的本質特徵。對此，開國領袖毛澤東同志宣言：“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一百年，一萬年，我們也不會侵略別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指出：“十億人的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十億人的中國堅持和平政策，做到這兩條，我們的路就走對了，就可能對人類有比較大的貢獻。”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看來，當今世界主張和平和諧的，不一定都是社會主義者，但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必須堅決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社會主義國家如果損害別國主權，搞霸權主義，既損害社會主義在世界上的形象，又損害本國的社會主義事業。
當今中國，昂首闊步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面對所謂的“中國威脅論”鼓譟和中國會走“國強必霸”的擔心，習近平主席代表中國政府一再向全世界宣示：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中國越發展，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中國的發展和進步，不會對任何人構成威脅。將來中國發展起來、發達起來、富強起來了，也永遠不搞擴張、永遠不稱霸。並且在國際場合多次直抒中國堅持和平發展的意志：“我們的和平發展道路來之不易，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經過艱辛探索和不斷實踐逐步形成的。我們黨始終高舉和平的旗幟，從來沒有動搖過。”“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這既是對國際社會的一個積極回應，更是中國人民的“和合”品質和現實需求；既秉承了中華民族“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優秀品質，又體現了“要為人類發展有較大貢獻”的博大情懷，目標在於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而這個偉大復興，不但應在經濟上實現強大，更應在文化理念上得到世界認同，創造“四海之內，猶如一家”的和合生活。顯然，這裡體現的是一種文化自覺，是中國傳統文化資源對解決世界生活面臨的重大問題所提供的一種十分有價值、有意義的借鑑。
“天下為公”始終是中國人民根植於心的最美願景，今天仍然是13億人民致力於建設“中國夢”的孜孜追求。
千百年來，國泰民安、政通人和，一直是中國曆朝歷代和老百姓的美好願望。無論是孔子推崇的“大同世界”，陶淵明描繪的“世外桃源”，還是《韓詩外傳》中描繪的太平美景，都把天下為公、社會安寧、老百姓安居樂業作為目標和理想。但從中國歷史來看，商周以降，社會穩定經常出現一個脈動性表徵：當一個強大的中原王朝，頂住了北面（包括西北和東北）方向遊牧民族的南下浪潮，彼此進行交往、戰爭和融合，人民則享受太平盛世、豐衣足食；當中原王朝勢微衰落、內部矛盾嚴重時，往往爆發農民大起義和統治階級之間的內戰，而這時北方遊牧民族也往往大舉進攻中原，結果均造成了民不聊生、遊離失所。
曹操有首《蒿里行》，其中“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四句，生動描述了東漢末年董卓之亂造成的民間慘象。所以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從思想家到統治者都不主張濫用兵。老子推崇用兵“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孔子主張“慎戰”，墨子則明確提出“非攻”，反對一切非正義戰爭。孫子則用“久暴師則國用不足”指出了濫用兵之危害。唐太宗李世民在總結歷史教訓時說：“自古以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也”，並強調“兵者，兇器，不得已而用之”。這就是說，在中國傳統社會里，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上均沒有“好戰”基因，即使戰爭也是迫不得已，其目的在於止戰。消除戰爭，實現和平，讓人民安居樂業，建設獨立富強、民生幸福的國家，是沁入中國人骨髓血液裡的文明基因，尤其是近代以來全體中國人民的集體記憶和奮鬥目標。今日中國雖然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就，但人口多、底子薄、發展不平衡，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努力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始終是黨和國家的中心任務和奮鬥目標。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營造國家“和衷共濟”、“和合共生”的和平環境，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是中國實現社會穩定、國家富強、人民安居樂業的必由之路，是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繫、根本願望所在，也是團結凝聚全國人民為實現“中國夢”而奮鬥的最大公約數。
事實表明，中國的社會性質、歷史傳統、時代環境、發展條件就決定了中國決不能以資本主義的方式來發展，而只能靠對內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充分調動各族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來發展；中國的國情、中國國家的性質、中國外交的宗旨、中華民族的基因，決定了中國的發展必須秉持“和合”理念、堅持和平發展，進而必然促進世界和平力量的發展。這無疑是全人類“天下為公”願景的福祉吉音，歷史也必將作出這樣的結論!
閱讀更多 宣講家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