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宋朝是继盛唐昌盛之后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的一个朝代，同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高峰。
不过在我们对宋朝巨大成就予以肯定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其繁荣昌盛背后隐藏的一个社会问题，那就是——官员贪腐的行为屡禁不止。
纵观宋三百二十年的历史，官员贪腐现象十分常见。个别统治者当政时期，官员贪腐之势愈演愈烈，且渉及到各个阶层，贪腐行为蔓延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在损害了国家经济的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宋朝的安定繁荣。
面对这种情况，宋朝各代统治者开始重视整治贪官污吏，一场反腐之风在宋朝刮起。
（一）、宋朝官员“贪污之风”为何盛行？
01、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熏陶
说起宋代官场上的不良风气，有很大程度上受到与五代时期的官场影响，因为，五代时期官场上官员贪污腐败蔚然成风，由于其适逢乱世，部分官员追求名利，贪污受贿，贪图荣华富贵。
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宋王朝，因担也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而遭到群臣的反对，太祖对后周的官员悉数启用。宋初的官员构成中可说是前朝的老臣占了绝大部分，如宰相范质、王旦等都是柴周时代的权臣。新王朝的建立对他们而言，只是换了一个东家，他们的作风并未因新王朝而发生变化，使得在前朝时的作风沿袭至新王朝。
赵匡胤
宋初的官员也是如此，在见愤了王朝更替的频繁，宋王朝的宫员也不知道送个新兴的王朝到底能坚持多久，为此他们像以前五代时期王朝的官员那样一如既往地进行他们的贪腐事业，前朝的贪腐风气也得以沿袭下来。
史书上记载“太祖同事周世宗，尝拜为兄”，但是在镇“不恤民事，专务聚敛，私帘所藏矩万”。这种贪腐风气的存在使得宋初的贪腐官员频频出现，严重扰乱了政权的稳定。
宋初，太祖、太宗适用严惩贪腐官员的政策，使唐末五代开始发展起来的官员贪腐的官场恶习有所收敛。但随着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官员资腐现象又悄然滋生，最终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
02、奢华的社会风气
不可否认，宋朝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高峰。商业贸易中“坊市”制度，使得宋朝一些小镇开始兴旺起来，大城市的昌盛繁荣，沿江贸易和海外贸易的发达，都令世人瞩目。也正是由于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从另一个方面推动力宋朝百姓的物质追求，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全社会开始形成了一种追求物质、精神享受的奢靡之风气。
宋朝社会无论上下阶层，无论贫富，从城市到乡镇，均以奢为荣，以俭为鄙。金钱以独特的影响力，日渐侵腐着世道人心，操纵着整个社会。在金钱势力的驱使下，在任官员的价值观开始发生了变化，他们为得到更多的金钱，填满其日渐膨胀的私欲，他们在为吏而商、与民争利的同时还把谋利的恶爪伸向公私财物，贪污受贿、询私枉法。
可认为，宋朝之所以贪污腐败成风，正是社会上利欲横流推波助涧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奢靡的生活需要的是大量财富的支持，因而使得官员考虑的不是怎样更好地治理国家，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是如何利用自己的职权来谋取私利，满足自身的欲望。
与此同时，宋朝蓬勃的商品经济发展使得宋朝官员找到追逐利益的方法和途径，纷纷利用手中职权，涉足商业，牟取暴利。
03、宋朝官员俸禄机制的缺陷
“唐贞元四年，定百官月俸。僖、昭乱离，国用窘缺，至天祐中，止给其半。梁开平三年，始令全给。后唐同光初，租庸使以军储不充，百官奉钱虽多，而折支非实，请减半数而支实钱。是后所支半奉，复从虛折……宋巧之制，大凡约后唐所定之数”。
宋初的俸禄不但只有唐朝的一半，而且这一半也不是全部给予金钱，其中还有约三分之二是给实物，这无疑又使得俸禄水平大大降低。
在宋朝，官员的俸禄很低，低级官吏和中层廉洁官员凭朝廷俸禄给养为生，无所积蓄，有的人月月请贷，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葬。一些低级官员比如主簿：每月俸禄只有五千。那么，五千文俸禄在当时，生活状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有人考证：北宋前期，如果穿衣及其他日用钱的支出不在考虑范围，普通百姓每人每月的基本生活费，仅吃的一项，需615文，如此算来5千文的俸禄，只可使8口之家免于饥饿。可是宋朝家族制度盛行，一般士大夫之家，每户数十口是普遍现象。比如苏口四学十之一的秦观，在言及自己的困苦生活时说：“聚族四十余口，食不足，终日忽忽无聊赖。”由此可见，对于一名有数十口家庭负担的官员来说，仅靠每月5千文或10千文的俸禄收入，是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基本的生活问题。
因此，由于没有合理的俸禄，就不能产生守职的官员，除了极个别清介廉洁之士以外，要们不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几乎是不可能的。
由此我们可知，他的话的确有一定道理。如果这些官员的俸禄可以保障自己的一家老小衣食无忧的话，谁还愿意冒着这些风险去做这些违法的事情呢？
（二）、宋朝官员整治贪污腐败的措施
腐败与国亡是一对生死冤家，王朝的灭亡必然伴随着政治的腐败。官员贪污腐败到一定程度会严重危害统治阶级的政权和国家的稳定。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通常都很重视对官员贪污腐败行为的防范，并针对本朝的具体情况制订了一系列官员贪腐防治方面的法律制度，重典治吏。
宋朝统治者面对这如此的贪污腐败现象，在经过几代统治者的苦心经营，制定了一套详备、周密的法律制度，所以宋朝被誉为“隋唐之后成就最辉煌的时代”。
01、“以法治吏，厉行监察”——让贪腐行为无所遁逃
我们知道，“法律是整治贪腐行为的有利工具”。通过严刑峻法来打击贪污腐败是宋初统治者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从宋太祖赵匡胤时起，宋朝便着手制定惩治贪腐官员的律令，宋朝在继承唐律的基础上，又综合参考、借鉴了唐末五代刑规，经过累朝修改补充，最终形成了较为详密的惩贪反腐立法。
根据宋朝法律，不管是否枉法，只要官吏接受了当事人的钱财，那就会被判定为犯赃。
宋朝律令在防治官员贪腐的法律规定上较前朝历代更加严密，官员的各种违规乱纪贪腐均在法律的监管之下，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力度上宋律有所减弱，从北宋至南宋，总体上呈现出越来越宽的趋向。给打击官员的贪腐不法留下了隐患，不利于从根本上遏制官员贪污腐败的扩大化。
同时，宋朝还启用了监察管理部门用来监察贪污腐败现象，监察制度在封建国家管理占有重要地位。它能够有效地监察官员的非法举动，保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基本稳定；打击贪污渎职，以防范封建政治的腐败。
为兴廉黜贪，宋初也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体系。中央的监察机构为御史台，其职能大体仿唐制，专司“纠察官邪，肃正纲纪”之事。同时又在地方设监司、通判等，加强了对地方官员的监察和控制。
02、加强对官员考核制度及健全奖惩机制
除了立法和监察，宋朝还十分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制度建设，考核制度较之前更全面系统，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改进和创新。宋朝把官员是否有贪污腐败行为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对树立良好的为官之风，激励各级官员奉公克己，廉政爱民，防止询私柱法、以权谋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赏罚分明，力戎滥赏虽不能从根本杜绝官员贪污腐败，它对打击宫员不法贪赃，营造“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气有着积极的意义。如何对官员进行有效的奖惩赏罚，建立良性的激励机制，是宋朝统治者非常关注的话题。宋初建立伊始，就十分重视对官员治绩的奖惩，功劳、政绩、无赃罪及年限是获得奖励的主要条件。建隆三年，太祖采纳知制浩高锡的建议，规定“诸行赂获荐者，许告巧。奴婢、邻亲能告者赏”。
03、亲嫌回避制度的完善
亲嫌回避是指有关亲属关系的官员不能同时在同一部口充任职事相当或互相统属的职务。亲嫌回避法是为提防宫员因家族关系和职权之便结党营私、相互包庇、败坏官政而确立和发展起来的。
这种制度并不是宋朝独有的，在唐朝，就有“叔父兄弟不许同省为郎官”，“大功以上不复联官”，“同司曹判及公检之官，不得用大功以上亲”的亲属回避制度。这一制度在宋朝进一步发展，不仅亲属回避的范围扩大，职务回避则更加普遍。
凡中央官员之间有职事相统关系，中央和地方官员间有直接职务联系者，亦行避亲之法。在地方上，凡有亲嫌关系者，避免在同一路任转运使副、提点刑狱、提举市舶等官；即使诸路监司与本路各司属官，与本路各州县长官，及同一路州县长官之间、监司属官与各州属官的职务有关者间有亲嫌关系，亦皆行回避么法。由此不难看出宋朝亲嫌回避法的详密。
宋朝在任官中实行回避法，对避免官员利用乡党关系、亲属关系拉帮结派、发展私人势为，对防止官员亲故请巧、询私枉法，对澄清吏治、减少腐败，都具有积极意义。宋朝的任官回避法坦然不可能完美无缺，但它所具有的合理性是值得肯定和有借鉴意义的。
（三）、宋朝官员整治腐败的成果
宋朝对贪腐官员的惩治实践虽然历经从严到宽、由紧到松的过程，但客观上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其积极意义值得肯定。
北宋的太祖、太宗、真宗朝，南宋的高宗、孝宗朝，最高统治者的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同时以身作则，官员贪腐行为得到了较好的治理，官员管理亦比较清明，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贪腐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某种意义上为巩固中央集权，稳定社会秩序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到，宋朝惩治贪腐官员又是有限度、不彻底、不全面的。惩治贪腐官员的法律手段一旦触及到达官显贵，就失去了它固有的威力，送些特权阶层有的以功髙位显，有的以亲朋故旧，得到皇帝的庇护，逃脱法网或从轻发落。
宋朝对于官员贪腐的惩治有其历史局限性，皇帝集权势于一身，置身监察体系之外，反腐惩贪的成败与否，往往取决于执政统治者的品质意志，还有皇权的强弱，在具体案件执行中弹性很大。此外，宋朝对于官员贪腐行为防范的监督律法的另一个缺点是过于冗杂繁琐，使人无所适从，从而使得贪赃官员有空可钻，往往取其所需，询私枉法、营私舞弊。
写在最后的话
因此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宋朝官员的防治机制还是比较完备的。宋朝对官员贪污腐败行为的惩治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但是受限于封建制度本身固有的劣性，最终的实施效果差强人意。
宋初对官员贪腐的严厉处罚，对相当一部分官员具有很大的震慑作用，使其在贪污腐败时也要考虑到事发之后的后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贪腐的效用。南宋孝宗朝注重官员管理建设，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改善和促进的作用，使官场风气有所好转，出现了相对清明的士风。孝宗的整顿措施虽然难以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官场的贪腐之风，但其所起的积极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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