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8月6日，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與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組成聯合課題組，向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央行、銀保監會、發改委、環保部等提出了“採取緊急措施 幫助綠色環保企業渡過難關”的建議。

駱建華一直擔心的環保行業大起大落的問題終於還是發生了。

駱建華是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的首席環境政策專家，大概從2015年開始，他就在各種場合不斷呼籲，由於三大“十條”和PPP的力推，環保項目大量釋放，跨界資本紛紛湧入，整個環保行業有點“過熱”了。參考前些年光伏和風電行業大起大落的經歷，希望環保企業不要重蹈覆轍，不要出現無錫尚德那樣明星企業破產的情況。

一語成讖。時間轉眼來到2018年，當年在PPP大潮中攻城略地、風光無限的一些企業突然發現，隨著國家大規模清理PPP項目，以及金融領域去槓桿、強監管，曾經“大水漫灌”的融資渠道陡然收緊，融資成本大幅上升，部分企業開始出現資金鍊斷裂的危機。

“環保企業現在面臨的不是發展問題，而是生存問題。很多企業的現金流狀況已經像草原旱季最嚴重的時候，快要餓死了，整個行業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候。”資深環保業內人士王立強告訴《華夏時報》記者。

為什麼會這樣?一方面有政策變化的原因，地方叫停PPP項目、資管新規嚴控“非標”融資等;另一方面有企業自身的因素，規模小、利潤率低、擴張過快等，導致金融機構對民營環保企業小心翼翼，加強了風控。

不過，一旦出現企業大規模違約、倒閉的行業性金融風險，汙染防治攻堅戰也將受到極大影響。

因此，8月6日，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與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組成聯合課題組，向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央行、銀保監會、發改委、環保部等提出了“採取緊急措施 幫助綠色環保企業渡過難關”的建議。

“在自己脖子上插一根草標”

2018年以來，有關民營環保股暴跌、退市、“賣身”的消息就一直不絕於耳。

3月，神霧集團發佈公告稱，將引入金沙江資本、湖北長江產業投資集團、光大集團等戰略投資者，涉及金額50億-70億元。5月，盛運環保公告顯示，控股股東開曉勝擬以協議轉讓等方式將所持有的上市公司全部股份(13.69%)轉讓給川能集團。到了6月，三聚環保又與海淀區國資中心簽署合作協議，由對方受讓三聚環保60億-80億元的債權及應收賬款。

為什麼環保市場前景看好，企業卻紛紛“賣身”轉讓?原因還是缺錢。一位正在尋找戰略投資的環保企業負責人告訴《華夏時報》記者，這些年環保督察很嚴，導致環保PPP項目大量推出，企業拼命去投標。拿下項目後，再通過銀行等渠道融資。去年以來金融政策收緊，導致企業發生債務違約，繼而引發銀行抽貸、法律訴訟等，賬戶股權都被凍結，企業也就被迫停止了運轉。

“現在我們只能自救，老闆願意把百分之七十幾的股權全部轉讓出去，引進戰略投資者，把企業盤活。”他表示。

資金鍊斷裂的情況，由個別企業開始，進而又造成傳染性恐慌，影響迅速擴大到整個行業。

“一開始還以為是個別現象，直到有一天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開會，企業家們紛紛反映融資困難，我們才知道這是個普遍情況。”駱建華說。

作為在一線打拼的環保人，某環保公司財務總監張愛民的直觀感受則是“風雲突變”，去年還好好的，今年突然就不行了，標誌性的轉折點是東方園林發債事件。

5月21日，東方園林發佈公告稱，原本計劃發行10億元的公司債券，實際發行規模為5000萬元。這一消息隨後被媒體解讀為發債“流標”，並稱之為債券發行史上的“最慘失敗”。

“過去發債前去銀行詢價，大家都說沒有問題，他們包了。現在的反饋則是，他們風控部門說，東方園林不行了，而它又是環保行業的龍頭，所以你們也不行。東方園林事件成了壓倒環保企業的最後一根稻草。”張愛民說。

形勢一旦逆轉，壞消息往往接踵而至。今年年初以來，環保類股票平均跌幅已經接近35%，大於所有其它行業。股價一跌，大股東的股票質押率也隨之上升，接近爆倉線的邊緣。企業信用隨之受損，銀行開始壓貸抽貸，其他融資渠道也紛紛關閉大門，最終形成系統性風險。

在王立強看來，環保行業是一個需要持續、大量、低成本資金注入的行業，跑在前面的企業一定是高槓杆的。新政出臺後，使得他們必須先於其他企業死掉，或者“在自己脖子上插一根草標，把自己賣了”，這是不公平的。

“市場上1/4的水沒了”

環保行業遭遇融資困境，政策變化是原因之一，其中最重要的兩個變量則是PPP新政和資管新規。

2017年11月，財政部發布《關於規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綜合信息平臺項目庫管理的通知》(業內稱“92號文”)。隨後，新疆、湖南、江蘇等地開始陸續叫停PPP項目，涉及金額兩萬多億元，導致參與這些項目的環保企業無法繼續獲得融資，融資成本大幅提升。

“2015年開始政府鼓勵大家做PPP，財政部還組織專家講課，讓我們去學習。等到企業把全部身家投入進去了，到現在很多PPP項目還在3年建設期，沒有運營收益，政府又突然開始防風險、去槓桿，企業融資一下子就難了。”張愛民說。

相比其他行業，環保企業普遍缺少土地、廠房等有形資產作為抵押物，因此過去大量使用非標準化債權類資產(業內稱“非標”)融資。不過，隨著今年4月《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業內稱“資管新規”)的出臺，銀行等金融機構開始大幅壓縮“非標”類融資，導致環保企業受到很大影響。

“社會融資規模總存量大約是180萬億，主要是指銀行貸款、信託貸款、企業債券等相對透明的業務。除此之外還有約65萬億的非標業務，非標業務大約佔比融資總量的1/4。”資深金融專家李敏說，“資管新規出臺後，這65萬億的非標業務基本上不讓做了，又沒有其他渠道補充，相當於市場上1/4的‘水’沒了。”

同時，非標融資過去對口的基本都是民營企業和中小微企業，國有企業也不需要，所以受資管新規衝擊最大的也是民企和中小微企業，有人甚至稱之為“精準打擊”。

非標業務被堵塞，傳統的銀行信貸渠道也出現困難。一方面信貸審批週期加長，從過去的7-10天拉長到3個月左右;另一方面前置條件更加苛刻，過去“四證”不全時地方政府出具證明即可，現在這樣做也行不通了。

“強監管到底適用到什麼程度，不是我們吃不透，而是銀行吃不透。經常需要請示報告，一來二去耽誤的是我們的時間。”王立強說，“我現在清楚地知道舊的錢什麼時候要還，但完全無法預測新的錢什麼時候會到，導致很長一段時間內不敢做業務，只能等新的錢到了來填我的資金池，但現在資金池裡的水也快耗光了。”

此外，在政策執行過程中，一些金融機構也對民企存在歧視性待遇。如銀行信貸方面，民企的貸款利率普遍在基準利率水平上浮30%-40%，而國企則上浮10%以內。在資產負債率的要求上，國企的放款條件是資產負債率不高於75%，民企則要求不高於65%。

“某股份制銀行私下裡跟我說，AA級以下的民營企業現在一律都不給放款，哪怕在基準利率水平上浮30%-40%也提不了錢。”張愛民說，“債券那邊，所有投資者也是隻投AAA級的產品，AA級的都不投。

“整個行業 被PPP裹挾得有點瘋狂”

融資難，也有環保企業自身的問題。

“我們其實非常願意做汙水、固廢等環保項目，因為民生是剛需，也是弱經濟週期的，銀行在資產配置上本身就需要長中短期相結合，所以環保項目都是屬於優先支持的那一類。”李敏說。

在她看來，環保行業自身還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大企業少，中小企業居多，財務實力普遍偏弱，金融環境一旦收緊，就容易發生危機。一些民營企業的風險意識也不夠強，財務管理和融資規模都缺乏專業性。

“環保行業是‘滿天星斗、不見月亮’，而且全部集中在產業鏈末端，利潤率低、抗風險能力弱。產業本身也是剛剛興起，還處於大浪沙的階段。”李敏表示，“很多環保項目的運作模式都是以資源為導向，沒有體現技術價值。企業實際經營成本多少、賺不賺錢、賺多少錢都很難搞清楚，金融機構摸不準，自然就不敢做了。”

更嚴重的問題是擴張過快。李敏表示，部分企業可能過度理解了國家汙染防治攻堅戰的信號，未來發展預期過大，融資過度，負債率過高。所以一旦政府突然叫停PPP或對非標融資進行規範，就出現了資金鍊斷裂的情況。

“本來企業的自有資金不足以支撐業務的快速擴張，但通過用A項目抵押融資，獲得資金後挪用到B項目的方式，把債務變成資本金，虛增了企業的財務能力和擴張速度。”李敏表示，銀行在實踐中發現，資金鍊斷裂的往往首先是這些資金挪用的企業。

駱建華對此也表示認同，他說，過去一段時間，有些環保企業確實擴張得比較快，很大程度上是因為PPP給了大家一個膨脹的機會，整個行業被PPP裹挾得甚至有點瘋狂了。

環保企業問題這麼多，銀行又都是終身負責制，所有項目未來只要有一單出了事，操作人都會被終身追責和處罰，所以自然就不敢碰了。

汙染防治攻堅戰沒有“彈藥”了

在駱建華看來，環保企業如今的困境其實也是在替地方政府“背鍋”。

“環保基礎設施原本都是由地方政府去投資，後來全部改成PPP模式，讓企業去融資，某種程度上就是把地方債轉嫁給了社會資本。政策此一時彼一時，去槓桿後產生大量的債務違約，企業則成了犧牲品。”他表示。

更重要的是影響了汙染防治攻堅戰的效果。環境治理是需要花錢的，如今融資渠道被堵塞，汙染防治攻堅戰也就沒有“彈藥”了。

因此，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聯合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提出建議，應儘快緩解環保企業的融資困境，保證汙染治理領域的投資穩定增長。

建議指出，財政部應指導地方政府精準執行PPP政策，避免“一刀切”叫停PPP項目的簡單化做法，對於已經簽約和開工的PPP項目要採取措施保證其融資的連續性，防止人為導致的違約風險。

7月20日，央行發佈了資管新規的細則，對部分內容開了些口子，如允許公募資產管理產品適當投資非標準化債權類資產;在過渡期內，金融機構可以發行老產品投資新資產，優先滿足國家重點領域和重大工程建設續建項目以及中小微企業融資需求等。但是，對這些細則的表述仍不夠清晰，一些金融機構扔持觀望的態度。

為此，課題組建議，應明確資管新規的過渡期安排，充分考慮民營中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對過渡期內無法回表的資產作出適當安排，減少民營和中小企業“非標”融資斷崖式下降的壓力。

過去，定向降準主要用來支持小微和三農信貸，課題組建議，下次定向降準時可以將綠色環保企業貸款也納入降準的支持範圍。此外，央行、銀保監會還可以通過窗口支持，要求金融機構不得對民營企業採取歧視性的融資政策。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王立強、張愛民、李敏為化名）

（文章整合自華夏時報、環保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