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5 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區別在哪裡？

三、共和國後期的學校教育

基督教文化既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長期匯合的結果，也是西方古典文化發展和演化的必然產物。正因如此，它體內不僅流著西方古典文化的同型號的血液，而且也具有與古典文化既相聯繫，又相背離的特徵：神秘主義、信仰主義、神本主義、象徵主義、專制主義、重農主義。這些文化特徵的形成和發展，充分展示了基督教文化的內涵和風貌。

一、神秘主義（Mvsticism）

神秘主義是宗教唯心主義世界觀的形式之一。一切宗教學說和一切唯心主義哲學都浸透了神秘主義。基督教文化作為宗教性質的文化，神秘主義的特色是很鮮明的。基督教文化的神秘主義特徵，我們僅限於自然觀進行分析。

西方古典文化的特徵之一是自然主義，它是一種古樸的唯物的自然觀、宇宙觀，並由愛奧尼亞學派創立。它是與神秘主義的自然觀相對立的。

希臘民族也和其他古老民族一樣，神秘主義宗教習俗在人民群眾中流行。荷馬史詩僅表現了一種已經開化的貴族階級的思想觀點，而忽略了流行於社會下層人民群眾中的各種迷信活動和習俗。在荷馬史詩中所謳歌的奧林匹亞諸神祗，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其後，都不是希臘人唯一崇拜的對象。在整個古典時代，被荷馬所摒棄的那些神秘主義的宗教習俗依然保存著，有時還會左右群眾的情緒，出現一些迫害無神論者的事件。例如，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阿那克薩哥拉受迫害事件等。

希臘人中的這種神秘主義隨著畢達哥拉斯一起進入希臘哲學。他把“數”作為世界的本原，一切事物都是由“數”構成的。我們知道，數學是人們信仰永恆的主要來源，也是信仰有一個超感覺世界的主要來源。這是因為數學的對象，例如數，如果它是真實的話，那麼它必然是永恆的，不在時間之內的。這種永恆的對象就可以想象成為上帝的思想。正因為如此，有人認為，上帝是一位幾何學家，而詹姆士爵士也相信上帝嗜好算學。

希臘神秘主義通過畢達哥拉斯哲學而進入柏拉圖哲學。柏拉圖提出整個理念是一切生成變化的終極原因，特別是他提出的最高理念即善的理念，其他一切理念都從屬於它。他稱這種善的理念是世界理念或神性。柏拉圖認為，空間是“無”，從這“無”中為了善的理念或神的理念而形成現象世界。這種生產過程，採取了數學形式，因此柏拉圖在《費力浦篇》中說，知覺世界是無限（即空間）和有限（即數學形式）的混合；這個混合之因就是善的理念。空間為了變成與理念世界相似，便採取了數學形式。

當希臘化時代結束而羅馬化時代開始，羅馬帝國的大一統政治局面確立之後，打破民族界限的世界性宗教便在東方羅馬帝國的屬土上醞釀著。時代的車輪滾動到公元1世紀中葉時，基督教便在巴勒斯坦一個名叫加利利的小鎮上呱呱墜地了。思格斯對此評述道。“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經從普遍化了的東方神學、特別是猶太神學和庸俗化了的希臘哲學、特別是斯多葛哲學的混合中悄悄地產生了”。

早期基督教作為奴隸階級和窮人的宗教具有一定的革命意識，因而受到羅馬政府的殘酷鎮壓。然而，它是適應時代的需要而產生的世界性宗教，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它得到羅馬帝國各族下層人民群眾的支持，在聖彼得和聖保羅這些傳教土的努力下，基督教由小變大，由弱變強，到公元4世紀初，君士坦丁皇帝執政時取得合法地位，後來又被確立為羅馬國教，成為奴隸主階級的精神支柱。

基督教的聖典是《新舊約全書》，簡稱聖經。聖經在開頭第一篇《創世紀》裡，十分明確地闡述了基督教的神秘主義的自然觀。現簡述如下：上帝第一天創造了天和地；第二天創造了空氣第三天創造了水。第四天創造了太陽和月亮；第五天創造了水中游的魚和天上飛的鳥；第六天創造了在地上跑的動物昆蟲等，同時，上帝還照著自己的形象造了人類。在天地萬物齊備之後，上帝在第七天就悠閒自得地休息了。

基督教神秘主義的自然觀最終取代了希臘羅馬那古樸的唯物的自然觀，它成為羅馬帝國晚期和整個中世紀基督教神學的基石。在基督教神學居統治地位的一千餘年裡，雖然也出現過這樣或那樣的自然觀，但都沒有搖撼這塊基石。

二、信仰主義（Fideism）

基督教神秘主義的自然觀，必然導致信仰主義的文化特徵。信仰主義是一種哲學觀點，它抬高神學信仰，以之作為判定真理的最終標準，貶低理性在認識宗教教理中的作用。信仰主義者認為，盲信是達到確信而獲得救恩的最佳途徑。不過，一般穩健的信仰主義者則認為，至少有些真理，例如上帝的存在，道德的原理等，可以先通過理性來認識，再由信仰加以充實和闡明；理性能夠也必須在尋求宗教真理中發揮一定作用；理性有時能夠不完全地領會啟示的教理，或者起碼能從反面證明教理並不自相矛盾，理性還可以表明，將人的思想本來無法理解的信仰真理接受下來，是有理性基礎的；信仰占主導地位，但是並不抹殺理性。當然，這裡所說的理性，是屬於神的理性主義範疇，是與科學的理性主義相對立的唯心主義的理性。

愛奧尼亞派建立了科學的或理論的理性主義。到蘇格拉底時代，理性主義向唯心主義傾斜和向信仰主義過渡。

蘇格拉底讚賞宇宙結構安排巧妙，讚賞萬物相宜，各得其所。他從大自然神奇的觀點出發，在認識無能為力的地方，這種觀點將自己的信仰寄託於天命。由於這種唯心主義的信仰，他使自己儘可能地靠近一般民眾的宗教觀念。他信仰神靈，他相信他從他的內心裡能聽見神靈的聲音、忠告的聲音、通常是警告的聲音。他認為，在困難的情況下，特別是在知識無能為力的情況下，神就用這種方式警告一個人避開邪惡，否則他就不能為神服務。就這樣，這位雅典聖人就把信仰主義列人自己的唯心主義哲學。

亞里斯多德把信仰主義向前推進一步。他提出一套關幹“形式”和“質料”的說法。他認為，一切事物總是由形式和質料構成的。在未取得某種形式之前質料只是潛在的或可能的某物，唯有形式才使質料成為現實的某物。在形式和質科的關係上，他把形式放在首位。他認為形式是事物發展和運動的第一推動者。這個第一推動者與柏拉圖的善的理念完全是一個東西，即是非物質的，最好最高的神，即上帝。上帝本身不被推動而推動其他事物，質料本身被推動而不推動任何事物，這種一神論的信仰大大高於蘇格拉底神靈的信仰。

共和國後期，當各類學校都建立起來之後，學校就成為羅馬教育的主要場所。

七至十二歲的兒童進入小學學習。這類初級學校是私立學校。學校的設備比較簡陋，無固定的教學場所，有時在教師家中，有時在神廟的屋簷下或樹蔭下。教學內容是讀、寫、算，這主要是文學教育，無音樂和體育課。教學方法也很簡單，一般是教師講述，學生背誦。小學教育並未普及，這是因為學費太貴，有些平民子弟不能人學；另外一個原因是，一部分貴族不屑把子弟送人小學，而專門聘請教師進行家庭教育。小學教師一般是被釋奴隸，社會地位低下。

十二歲至十七歲的少年入文法學校學習。這類中學也是私立的。在文法學校學習的學生大都是貴族子弟。教師大多是希臘人，教材亦是希臘文的。直到共和國末期，這種希臘化色彩才有所改變。教學內容主要是文法、作文、文學和羅馬神學。文學包括希臘和羅馬的詩歌和散文，也涉及一些歷史和地理知識。有些學校教授音樂、幾何、天文學。條件好的學校也教授一些修辭知識。文法學校對體育持否定態度。

十六歲至二十歲的青年人修辭學校學習。這類學校屬高等學校，教師大都是希臘人，並開設希臘修辭學校所設課程：修辭學、哲學、法律學、希臘語、數學、天文學和音樂，基本上是希臘的三藝和四藝。後來又增設了羅馬史。這類學校的主要任務是把學生培養成善於辭令。精於文學、熟悉經典，能言善辯的演說家和雄辯家，以適應奴隸主貴族的需要。

這一時期的羅馬教育，無論在學校類型上，還是在教學內容上，與希臘教育是基本相同的。但細比較起來，二者仍有一些不同點。其一，希臘教育，特別是雅典教育，強調和諧教育和文雅教育，重視體育和音樂。而這時的羅馬教育卻忽視體育課和音樂課，即忽視體育和美育，與希臘的和諧教育和文雅教育相背離。其二，希臘忽視女子教育（主要指雅典），而羅馬重視女子教育。學校建立之後，女童可人小學學習。女童接受初等教育，這是由兩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是羅馬的文化教育傳統。前面已講，在共和國初期，女孩和男孩一樣接受家庭教育，學習讀、寫、算知識。二是希臘化瓦解了羅馬父權制家庭。希臘化引起羅馬風俗和社會心理的深刻變化。這一點在家庭生活中特別顯著地看出來，尤其是羅馬宗法家庭的基礎開始動搖。這一事實的最鮮明的表現便是婦女的解放。羅馬主婦力圖爭得獨立處理自己的財產的權利。與婦女解放同時發生的是家庭父權的削弱，結婚次數的減少，離婚的增多和舊的道德基礎的普遍衰落。儘管這種社會現象只限於社會上層和城市居民，但這多少為婦女受教育創造了一些社會條件。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羅馬這時期的教育，在移植希臘教育中，並未放棄自己的傳統，也沒有完全照搬，既有學習也有揚棄，既有繼承也有發展。這是羅馬教育制度生命力之所在。

四、人本主義與羅馬教育

在共和國後期，在希臘語和文學的影響下，羅馬產生了一種拉丁文法和文學，它與學校中的希臘語並列，學校也逐漸改名拉丁文法學校。隨著瑟維厄斯的簡明拉丁語法和加勒斯教學的開始，一些著名的羅馬人把他們的注意力轉向發展拉丁語言學和創造一種拉丁文學。為了拉丁語的發展作出貢獻的有悲劇作家阿修斯、詩人路西流斯、語言學家昆特斯和哲學家依流斯，以及許多羅馬教師。在這種文化教育氛圍中，斯蒂羅的學生瓦羅（公元前116—27年）寫出了《訓練集Ⅸ》這部名著。在這九卷書中，他制汀了一個人文學科的綱要，其中包括語法、修辭、數學、幾何、天文、音樂、醫學和建築學。

瓦羅的人本主義教育思想在西賽羅（公元前106—43年）那裡又得到進一步發展。

西賽羅是共和國後期的政治家和雄辯家。他完全靠自己的雄辯才能躋身於最高統治集團的行列。在政治上傾向於元老貴族派。

古羅馬注重實踐和效用。而希臘則強調個人主義和自由的文化。西賽羅在拆衷主義哲學的指導下，把人本主義的自由文化與羅馬的傳統結合起來。這主要表現在他的造就雄辯政治家的教育思想上。他在《雄辯術》和另外一些著作中，闡述了這一思想。他認為，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養有雄辯才能的政治家。演辯術是形式，廣博的文化是內容。演說家要獲得廣博的文化就必須接受文雅教育。這是因為，凡受過文雅教育的演說家，都通曉倫理學、心理學、軍事學、歷史學、法律學和哲學等。

西賽羅還把自己的教育理論概括為人道（Humanistos），這是後代“人道主義”這一名詞的語源。所謂人道，就是為人之道。要盡為人之道，第一，必須發揮人之所以為人的特點，即那些區別於一般動物，也區別於原始社會中的野蠻人的特點；第二，在人與人的關係上，要以人道相處，這是指同情、仁愛、禮讓、嫌和等品質；第三，只有有文化教養的人才能算作人，只有他們才能盡人之所以為人之道，才能以人道待人。這裡所說的文化修養，西賽羅指的是文法、修辭、邏輯、幾何、天文、音樂等普通文化學科的修養，和文學、歷史、哲學、法學等高等文化學科的修養。因此，他把這些學科稱之為人道學科（Humanitits）。

在西賽羅看來，只有受過雄辯家教育的人才能算人，因為只有他們具有人道之學的文化修養。亞里斯多德曾經不把奴隸當作人。現在西賽羅更進一步，把所謂的野蠻人也不當作人，而且還含蓄地把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排斥在人的範疇之外。顯然，這不是什麼抽象的人道，而是赤裸裸的奴隸主貴族的階級之道。

西賽羅不僅在雄辯術理論上造詣很深，而且還是一位傑出的雄辯家。他寫了很多演說詞，每篇演說詞都是按下面的格式寫的：引言，事件的敘述，主要部分的大要，證明——演說的主要部分，主要部分的摘要，最後的結語。他還運用熱情，使用巧妙的諷刺或粗暴的攻擊。他掌握巨量詞彙，並廣泛地使用同義語、譬語、比較等。希臘的修辭家喜歡使用韻律的散文。西賽羅也廣泛地使用這個方法。正因如此，羅馬的雄辯術在他身上達到最高峰，豐富和發展了人本主義教育理論。

五、帝國時期的教育

公元前30年，羅馬由共和制演變為帝制。羅馬帝國是橫跨歐亞非的奴隸制大帝國。為了維護帝國的統治，帝國統治者建立起龐大的官僚體系。這些官僚需要學校培養。為此，帝國政府特別重視教育，對學校教育制度進行了改革。一是文法學校和修辭學校儘量由國家辦理，公立學校大量出現。中等和高等學校的教師，由國家支付薪奉。對私立學校實行監督，由國家統一管理。二是提高教師的社會地位和待遇。教師由私人收費講學，改為國家官吏，由政府正式任命。廢除教師的奴隸身份，免除教師的兵役、賦稅及其他徭役負擔。這樣，國家教育制度便建立起來。

這時小學仍以平民子弟為主要教育對象。政府對小學不太重視，仍然私立和收費。由於平民經濟日益惡化，很多人不能把子女送小學學習。小學教育內容仍然是普通的讀、寫、算知識。教材是文學作品，以詩歌為主。通過小學教育，使平民子女學到一些初步的文化知識，以作帝國的順民。

文法學校即中等學校，拉丁文法和羅馬文學已佔主導地位。不過，在希臘地區，希臘文法和希臘文學仍佔統治地位。教學越來越集中在文法與文學方面，有重形式而忽視內容的傾向。

帝國政府對高等學校即修辭學校比較重視。因為它是培養帝國官吏的重要場所。在共和國時代，修辭學校是培養雄辯政治家的，這些人需要有智慧和辯才，學習內容比較豐富，學習方式比較靈活。現在修辭學校是培養官吏和文士，智慧和辯才巳不需要。這樣，教育逐步走向形式主義，教師與學生致力於文學上的咬文嚼字，在詞藻上的爭奇鬥巧。學生的精神面貌也不如前振奮。除了修辭學校之外，在希臘地區仍然保留著哲學學校。帝國還承襲了希臘化時期在雅典、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里亞等地的大學和高等科學文化學府。通過這些學校，也培養了一些人才。這時的大學，除了繼承希臘化時期所設置的文法學、修辭學、數學等學科外，還增加了具有羅馬特點的法律學和建築學等。

六、自然主義與奴隸教育

在羅馬國家出現奴隸接受學校教育的特殊現象，這是與羅馬人的自然主義的文化特色有直接關係的。

根據某些法學家的主張，羅馬法分為市民法，萬民法和自然法三種。市民法和萬民法都是保護奴隸主階級利益的，階級性十分鮮明。而自然法在“當時特定含義是指適用全人類的法律，或者說是適用於所有動物的規則。按照羅馬法中引入的這種自然法觀念，人人都應該是自由的，法律也應該適用於奴隸。”儘管奴隸主階級不可能把自然法付諸於實踐，但這一理論影響了立法。“提高了奴隸的地位，特別是對於羅馬帝國由野蠻的奴隸制向溫和的奴隸制過渡產生一定影響。從帝國時代起，人們試圖用立法的辦法來限制奴隸主的橫暴和消除奴隸制的那些不健全的形式。在尼祿時代，根據佩特洛尼烏斯法，禁止不經過高級官吏的判決就送奴隸與野獸決鬥。在安託努斯·披烏斯時代，如果奴隸主毫無理由地殺死一個奴隸，同殺死一個普通人一樣治罪。特別是到了3世紀，一些法學家已從自然法的角度把奴隸視為普通人。例如，當時著名法學家烏爾披亞努斯指出：“從民法的觀點來看，奴隸是什麼也算不得的。但根據自然法來看，便不是這樣子。從後者的觀點看，一切人都是平等的。”這樣，自然法就為奴隸接受學校教育提供了法律依據。

羅馬奴隸主貴族的自然經濟地位也為奴隸接受教育提供了機會。羅馬城邦是從農業起家的，奴隸主貴族大都是土地貴族。為了鞏固這一貴族集團，羅馬政府一直禁止他們從事手工業和商業活動。甚至到了公元218年，羅馬政府還禁止元老院貴族經商。但在商品經濟的誘惑之下，他們就變換手法，尋找發財之路。尋來尋去，最好的方法是讓奴隸和被釋奴隸當代理人，經營手工業、商業和銀行業。元老貴族們要讓奴隸和被釋奴隸經營工商業，為他們掙大錢，必須對奴隸和被釋奴隸進行智力投資。所以，奴隸主貴族在一定條件下和一定的範圍內，讓一部分奴隸接受學校教育。當然，奴隸接受學校教育還有其他原因，但較之上面兩點，則是次要的。

七、理性主義與昆體良的教育思想

昆體良（公元35—95年）是羅馬一所最著名的修辭學校的校長和辯護律師。羅馬皇帝維伯薌任命他為修辭教師併發給他薪金。昆體良在教育理論上造詣很深，他所寫的《雄辯術原理》是古代西方第一部專門以教育為題材的論著，在教育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昆體良的教育思想貫穿了理性主義原則。他認為，教育的目的是要培養明智的演說家和雄辯家。為了能培養出明智的演說人才，必須從幼兒的家庭教育抓起，保姆和父親的文化和道德修養，言談舉止，都直接關係著幼兒的成長。

他主張，兒童在學校裡過集體的學習生活比家庭教育優越得多。他根據培養雄辯家這一教育總目標，而提出學校教育的三個階段：小學屬於啟蒙教育，主要學習讀和寫。中學屬於為未來的雄辯家奠定基礎的階段，主要設置文法、閱讀、音樂、幾何等學科。高等教育即修辭學校教育階段，是雄辯家定型和成才的時期，所學知識既廣且深，為此設置辯證法（邏輯）、倫理學、物理學（自然哲學）三門學科。除了學習這三門課程之外，還要參加社會實踐。

為了提高學生的智育水平，必須注意教學方法。他指出，教師應根據學生的能力和資質進行教學。為此，他提出了分班教學的設想。他認為，同一時間，許多人聽同一個人的講解，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他一再強調，教師的課堂教學應當是明自易懂的，這不僅便於學生接受，而且也易於牢記。學生對課程的學習應交替進行，以使學生精力充沛。同時，要合理安排學生的休息和遊戲活動。他還提倡對學生多鼓勵，因為讚揚能激勵學生奮起，榮譽能激發學生上進。他特別重視教師的作用。他認為，教師是搞好教學的關鍵。同時，他對教師的要求也比較嚴格：教師應當德才兼備，言行一致，在學生中處處起表率作用，還要以嚴父慈母式的感情和態度對待學生。

帝制確定之後，雄辯家角逐的場所已不是政治舞臺，而主要是為著名人物寫頌詞，參加公共生活的討論，作戰前的鼓動，進行法庭上的辯護。這樣，雄辯家的道德品質便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生活在共和國時代的西賽羅主張，為了獲得演講的效果，雄辯家可以偽造歷史，也可以說謊，置社會道德於不顧。然而，昆體良卻特別強調，一個道德高尚的人才能成為一個好的雄辯家。為此，他把“具備好的道德品質”作為雄辯家應具備的三個條件的第一條。

昆體良從雄辯應具有好的道德出發，提出誠實和公正是雄辯家的主要特徵。他認為，為了取悅聽眾，為了弄錢，為了操縱聽眾而演說的人不是一個有價值的演說家。那種經常受人委託而發表演說的人應該遵照倫理的規定。這種規定會使他的責任符合於委託人和國家的利益。演說者可以向他的委託人收取費用，但這種費用應該考慮到委託人的能力，而不要過分。所接受的錢不要當報酬，而寧可當成委託人的一種友好的感謝。演說者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為委託人服務。但永遠不應有損於國家和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