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1830—1904），清咸丰六年（1856）状元。字声甫，号叔平，又号瓶生，晚号松禅老人，江苏常熟人。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两入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最为光绪皇帝宠信，“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
道光十年（1830）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出生在北京石驸马大街罗圈胡同一个官宦人家。其父翁心存是道光进士，历任礼、户、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作过上书房总师傅。 翁同龢9岁参加当地的童子试，考进县学游文书院。15岁考中博士弟子生。次年参加府试，考上了诸生。
1850年，翁同龢参加了礼部举行贡试和拔贡考试，朝考得一等，又两与廷试，均名列第一。1852年，他又考中举人。1856年，即他26岁那年，顺天会试中试，殿试一甲一名，考中状元。胪唱那天，礼乐喧阗，翁同龢身着锦袍，顶戴花翎，在太和殿前向咸丰皇帝三拜九叩。
新状元照例被授为翰林院修撰。两年以后，庶吉士学习尚未期满，又被咸丰帝破格提升为陕西乡试副考官，旋授陕西学政。同治元年（1862），又任山西乡试正考官。这对初涉仕途，年方29岁的翁同龢来说，无疑是一种殊荣了。此后，他屡柄文衡，多攻充任乡会试的正副考官，门生故旧遍布朝野。
1861年，咸丰帝驾崩，年仅6岁的同治帝即位，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小皇帝在弘德殿读书。1865年，两宫皇太后批准增添翁同龢为弘德殿行走，又在养心殿召见了他，温谕再三，勉励他“尽心教导”，并当着他的面，规谕同治帝“须听话，勿淘气”。
翁同龢知道，身为帝师。责任重大，能否造就一代圣君贤主，可谓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因此他当即向两宫皇太后表示：“自问受国重恩，无可图报，书房巨任，力所其难。”他的讲授，一直受到皇帝和太后的好评．称赞他“讲授有方”、“入值甚勤”。为此，翁同龢付出了大量心血。每日早上四点入值，下午四点回家。一年四季，除生病外，几乎日日如此。使得同治帝的学业有了长足的进步，翁同龢也因此而赢得了帝、后的信赖。入值弘德殿期间，他由詹事府右中允特授侍讲，擢国子监祭酒，太仆寺正卿，累迁内阁学士。同治帝亲政后，推恩赏给头品顶戴。
1875年1月，同治帝病逝，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恬继位，是为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当时只有4岁，因此仍由两官皇太后垂帘听政。1875年12月28日，两宫皇太后任命翁同龢、夏同善为毓庆官行走，担任光绪帝的授读师傅。翁同龢两任帝师，真可谓少有的宠信。由于光绪皇帝入学时年纪太小，且体弱多病，因此不愿读书。经过翁等人的一番苦心努力，书房终于走上了正轨，翁同龢与光绪帝的师生感情也日渐亲密。1877年翁同龢请假回籍修墓，离京两个月。回京后光绪帝第一句话就是：“吾思汝久矣！”一句话感动得翁同龢老泪纵横。1879年腊月二十四，光绪帝特地写了大红“福”、“寿”二字送给翁师傅，并将“福”字从老师头上、身上反复来回拖了两遍，意即“全身福”、“全家福”，令翁同龢十分欣喜。
春去秋来，转眼光绪帝巳长成一个翩翩少年。此时，外国侵略日益深入，中国面临着严重危机，翁同稣认为：治理这样一个动乱多事的国家，仅靠传统的学问是不够的，因此除了为光绪帝安排四书五经等课程以外，又安排了有关中外史地和早期改良主义者著作等方面的课程。其中有；魏源的《圣武记》、《海国图志》、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钱恂编著的《通商出入表》、《关税出入表》、《中外交涉表》，以及出使各国使臣的笔述记录等。为了使光绪皇帝对洋务运动有所了解，翁同龢还特地从军机处挑选了有关轮船、机器、开矿、海防等方面内容的奏折进行讲解，这使光绪帝对中外时势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翁同龢的辛勤教导下。光绪帝成长很快，他越来越懂得经邦治国的艰难，读书非常勤奋。每天黎明前就进书房读书，下书房后也手不释卷，假日书房停课，他仍到书房学习，有时就连生病也“读书不辍”。1889年，光绪帝18岁，开始亲政。亲政后，仍坚持到书房学习，翁同龢也同往常一样到书房授课，继续向光绪帝进呈西学著作，灌输改良思想。师生感情极为融洽，经常在书房“造膝独对”，畅谈思想，讨论国事，终于引起西太后和后党官僚的疑忌。光绪二十三年（1897）正月，西太后下令裁撤书房。至此，翁同龢结束了长达22年之久的毓庆官授读生涯。
1882年，翁同龢接到廷命，任军机大臣行走。此时，正值法国大举入侵越南，窥伺滇粤，中越边界告警。翁同龢主张饬令沿海各省督抚、将军加强防御，作好开战准备。西太后接受翁同龢、李鸿藻等人的主张，命李鸿章速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节制云南、两广军务。但李鸿章借口在上海统筹全局而不抵任。同年5月，刘永福指挥黑旗军在河内纸桥与法军激战，大败法军，击毙法军头目李维业。捷报传来，翁同龢兴奋不已，提议犒赏黑旗军，授予刘永福顶戴。清政府接受这一提议，赏给刘永福武职游击的官衔，简派主事唐景崧前往保胜，同刘永福联络，并接济黑旗军少量饷械。12月中旬，法军6000人在孤拔率领下进攻山西清军阵地，清军和黑旗军奋战后败退，中法战争开始。到1884年3月止，清军在越南战场的山西和北宁两翼，接连失败，法军完全控制了红河三角洲地带。翁同龢心急如焚，在军机会上再次大声疾呼，要求立即饬令张树声、岑毓英率重兵出关迎战。但主持军机处的奕訢始终无动于衷，奕訢的麻木态度，激怒了翁同龢，他不禁拂袖而起，同奕訢大声抗争起来。奕訢非但不考虑翁同龢的建议，反而嘲笑他是书生之见。
廷枢的软弱无能，前线的军事败北，激起了许多人的愤懑。4月2日，国子监祭酒盛昱上奏，指参恭亲王奕訢及其他军机大臣置朝纲于不顾，俯仰徘徊，苟且偷安，坐失战机，要求严加议处。西太后正想削夺奕訢的权力，于是趁此机会罢免了军机处全班人马。翁同龢退出了军机处，仍任毓庆官行走。
光绪自1875年登基以来，一直是慈禧手中的傀儡和工具。1889年．慈禧表面上不再“训政”，而由光绪亲政，但实际上仍派人严密监视光绪言行，控制军政要员，变本加厉把持朝政。光绪帝不甘心继续做傀儡，同时也想改变国库空虚、军备废驰、内外交困的局面，便和自己的的师傅翁同龢等人组织政治势力，形成“帝党”，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抗衡。帝党与后党的矛盾斗争，直接左右着当时的朝政，这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表现得更加明朗。
1894年4月，清政府应朝鲜国王要求，派兵前往朝鲜，帮助镇压东学党起义，日本也趁机出兵朝鲜。事后，清政府建议中日同时撤军，但日本置若罔闻，反而源源不断地增兵入朝，蓄意扩大事态，中日双方矛盾日趋尖锐，战争一触既发。
7月15日，翁同龢奉光绪帝特旨，列席军机会议。他指出：日本如此猖狂，若不予以痛击，今后祸无底止。他建议调集东三省及旅大防兵速赴朝鲜。会后，军机大臣联衔上奏，建议增兵朝鲜，翁同龢第一个在奏折上签了名。
8月1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光绪帝命李鸿章派出各军，迅速进剿。李鸿章却在慈禧支持下，采取消极避战的方针，命令陆军可守则守，不可守则退；命令海军“保船制敌”，“不得出大洋浪战”。结果，陆战平壤陷落，海战北洋舰队失利。这激起了翁同龢、李鸿藻等主战派的愤怒，他们强烈谴责李鸿章，要求给以制裁。西太后无可奈何，只得示以薄惩，下令拔去李鸿章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责令他督催各路将领，全力追剿。为了加强对日作战的领导。光绪帝更换了部分军机成员，任命翁同龢，李鸿藻为军机大臣和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翁同龢地位上升，抗战积极性更高，先后向光绪帝条陈了一系列建议，如购买新式战船；大力筹措战费；加强辽东湾的海防和设立粮台。这些建议大多为光绪帝所采纳，并见诸实行，对当时的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在战争决策问题上，“帝党”与“后党”始终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后党”主和，不断干预抗战的进行。1895年2月，牛庄、营口、威海卫等重镇接连失守，清政府一蹶不振，无力再战，决定无条件向日本投降。3月20日，中日和谈在马关正式开始，4月17日，李鸿章将马关和约内容电示清廷。翁同龢看到电文后，当场头晕日眩，声泪俱下。在御前会议上，他泣诉台湾不能割让给日本。在书房里，他又向光绪帝哭诉：台湾若割让日本，恐怕从此要失去天下人心。他又亲自前往恭王府，企图说服奕訢，挽回局势。然而，这一切全是徒劳，他自己反被指斥为“徒扰无谓”。此时。西太后已下令批准和约，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了字。翁同龢“战栗埂咽”，无限伤心，在当天的日记中悲愤地写道：“覆水难收，聚铁铸错，穷天地不塞此恨也！”
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维新变法思潮在全国兴起。1895年5月1日，康有为、粱启超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上书光绪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上书在全国广泛流传，翁同龢也从中感受到一种爱国激情和变法改革的勇气。翁同龢很想支持年轻的光绪皇帝进行一番改革，一来希望能消除内忧外患，二来想让光绪从此摆脱西太后的掣肘，掌握实权，三来也可借此摆脱自己处境不佳的局面。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但要达到这些目的，在朝臣中寻找支持力量是不可能的。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这股新兴的政治力量引起了翁同龢的注意，他决定加以援引。
在这次会试中，翁同龢被任命为朝考阅卷大臣。据《驿舍探幽录》载：康有为本来并未被录取，是翁同龢特地从落卷中将康卷找出来，并排在第三名的。又据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说，殿试时，翁同龢本打算让康有为作状元，但因另一位阅卷大臣李文田的阻挠，只中了二甲第46名。翁同龢的有意提拔，使康有为非常感激，将翁引以为“知己”。
康有为虽然没能当上状元，但毕竟脱去青衣布褂，披上“锦袍官服”，做了六品工部主事。身份的改变，对他加强与官场的联系，宣传维新变法是有用的。1895年月9日，康有为第三次向光绪帝上书，备陈变法方略，进献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四大救国方策。翁同龢见后，更加钦佩他的才干，不久即亲往南海会馆，走访康有为。一品大员登门拜访六品主事，如此礼贤下士，实在难能可贵。但事不凑巧，这天康有为正好外出，未能遇上。康有为得知后，非常感动，立即回访。翁同龢对康有为说：“与君虽新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也。”并推心置腹地讲了“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等宫廷内幕。以示交心。康有为详述变法之事，临走还留下两本自己写的变法著作。翁同龢当晚就翻阅了一遍。第二天，翁同龢向光绪帝报告了他与康有为交谈的情况。正好这天都察院将康有为的上书呈上来，光绪帝看了奏折，不由地击节叫好。翁同龢乘机举荐康有为，启发光绪帝变法维新。
此后，翁同龢成为光绪帝同维新派之间联系的桥梁。他一方面不断进呈康有为、黄遵宪等人的变法著作，循循劝导光绪帝接受变法。一方面则利用自己的地位积极支持雏新活动。他先后接触了粱启超、谭嗣同、黄遵宪、汪康年等一大批维新人士，并将支持变法的帝党官僚文廷式、徐致靖、陈炽等人引见给维新人士。彼此间的交往，促成了8月北京强学会的成立，翁同稣给予了很大支持，并带头入会。一些权贵显要如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李鸿藻、张荫桓、袁世凯等也纷纷赞助或列名与会。翁同稣在物质方面给强学会以有力的帮助，经他批准，户部每年拨给强学会一笔款子，作为创办发行《强学报》、《中外纪闻》的活动经费。强学会一时声势大振，故而遭到顽固派的反对。4个月后，李鸿章的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奏劾强学会植党营私，结果西太后强令光绪帝下诏查封。强学会被封，意味着维新派失去了合法的舆论阵地。应维新派要求，翁同龢又借一个御史奏请开设官书局之名，上奏改强学会为京师官书局。官书局接收了强学会被查抄的图书、仪器，继续选译外国史地著作及报刊，成为维新变法的新的宣传机构。
12月，翁同龢接受康有为建议。令亲信陈炽起草了12道新政诏书，主要有汰冗员、停捐纳、修则例、裁绿营、改科举、练新军、办学堂、筑铁路、开银行等内容，准备奏请光绪帝陆续颁行。翁同龢拿着它面见奕訢，想争取奕訢的支持，不料却遭到奕訢的坚决反对，奕訢将此事报告给西太后，气得西太后指责翁同龢“揽权”、“狂悖”。结果西太后下令裁撤汉书房，将翁同龢赶出毓庆官，以隔断他与光绪帝之间的密切联系。
1897年冬，德国强占腔洲湾。紧接着又发生了沙俄强占中国旅顺、大连的事件。帝国主义瓜发中国的危机日亟，光绪帝焦虑万分。1898年1月23日，光绪帝召见王公大臣，极言时局艰难，提出自己的变法设想，在场的王公大臣竟无一人发话。翁同龢看到这些人如此麻木不仁，非常气愤，大声疾呼：中国正遭蚕食，昨天德国占胶澳，今天俄国索旅大。明天英，法、日本接踵而来，如此下去，国将不国。皇上为挽救危局，力主变法，“吾侪身为朝廷重臣，稍有心性，岂能对此无动于衷？”这番话刺痛了奕訢，他当天就密报西太后，攻击翁同龢“诱惑皇上，别有用心”。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光绪帝的变法计划再次受挫。
5月31日，奕訢病死，对维新派来说。无形中少了一块绊脚石。翁同龢力劝光绪帝不失时机着手变法，并且再次屈驾南海会馆。劝康有为留下参予新政。6月1日和8日，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分别上疏光绪帝请定国是。6月11日，光绪帝正式颁诏书，“明定国是”，拉开了百日维新的帷幕。然而，在“诏定国是”后的第四天，慈禧太后为了打击维新力量，强迫光绪帝将翁同龢逐回了原籍。
从此，翁同龢在山中“惟农与鱼鸟相亲”，过着“寂寞似孤僧”的隐居生活。但他时刻注意着政局，关心着光绪帝的命运。戊戌政变后，西太后一度想害死光绪帝，捏造了光绪帝病危的消息，后来又择定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准备废黜光绪帝，均因各国干涉和大臣谏阻，未能实行。每当翁同龢听到这些消息，总是紧张得睡不好觉。他常常夜间跪在院内一块正方形青石板上，面北叩首，遥祝光绪帝平安无事。为了避祸，他多次删改隐匿自己的日记、诗文手稿。还在院中一侧凿了一口井，随时准备作自裁之用。
1904年6月，传来了“凡戊戌案内革职人员皆开复原官，监禁交地方官管束者概行释放”的圣旨，这对翁同龢来说是个极大的安慰，6月28日清晨，他跪在院内叩谢谕旨，不料昏倒在地，从此卧床不起。7月4日，这位饱经忧患的政治家溘然长逝。临终前，他在病榻上口授了自拟的挽联：
朝闻道，夕死可矣；
今而后，予知免夫，
并口占一绝：
“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
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谈”。
翁氏故居（翁同龢纪念馆）
翁同龢故居就坐落在常熟市城区翁家巷门2号，是一座具有典型江南建筑风格的古代宅邸。后堂楼内有翁同龢塑像，背板为康有为“维新第一导师”题词。占地面积6600平方米，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位于历史文化名城常熟古城区翁家巷门2号。其建筑设计遵循我国古代江南住宅以中轴为主的形制格局，分东、中、西三大部分，建筑形式丰富多样，布局因地制宜，变化生动，富有情趣，是国内完整体现明清时期江南名门望族住宅特点的典型代表。故居内主体建筑“綵衣堂”为江南典型的明代建筑，建造至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画梁雕栋，气势闬闳。堂内包袱锦彩绘是江南苏式彩绘的代表作，为海内外罕见之物，是中华民族珍贵的传统文化遗产。1996年，“綵衣堂”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0年，翁同龢的玄孙、美籍华人翁兴庆（万戈）将此宅捐献给国家，常熟市人民政府遂将宅立为翁同龢纪念馆。翁兴庆先生亲书“翁氏故居”门额。爱新觉罗·溥杰先生题写了馆名。1991年11月1 日，翁同龢纪念馆成立正式并对外开放。
如今，翁氏故居成为常熟新“虞山十八景”之一，怀古观光的重要旅游景点、翁同龢专题博物馆。馆内有明清式家俱摆设、“中国维新第一导师——翁同龢”展、“同光第一书家翁同龢”书法展、“知止斋”廉政文化教育展和常熟状元历史陈列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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