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公元1165年，南宋改元乾道。南宋改元使得宋金之間連續多年的戰爭終於結束，走向和平。但是這和平對於宋金雙方來說都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金世宗從海陵王時期滅宋的立場後退，實現“南北和好”；宋孝宗的用兵願望也暫時擱置，偏安再次成為定局。

和議簽訂之後，宋孝宗就開始反悔，認為和議不可靠，金國人隨時有可能撕毀和議再次南下。因此宋孝宗打算積蓄力量打算進行二次北伐恢復中原。宋孝宗恢復決心很大，但是朝中主和派居多，而主戰派的都是一些誇誇其談之徒。宋孝宗的決策往往受到他人的牽制不能實施。

在這種情況之下，宋孝宗決定重新啟用在之前采石之戰中力挽狂瀾的四川宣撫使虞允文為右僕射（管理軍事的長官），不久又擔任樞密使。宋孝宗希望憑藉虞允文的能力輔助自己實現恢復中原的夢想。但是通過了解虞允文在這期間言行舉止，我們可以看到虞允文此人並沒有什麼很好的強兵富國之術，而是大做表面文章，擺出一副恢復的姿態。我們從以下三方面進行描述。

一、派遣使者出使金國，希望勸說金人歸還河南陵寢之地，豈料自欺欺人被金國人打臉

隆興和議”與之前相比，金人雖然作出了一定讓步，但基本上仍然維持了以前的成果，特別是所侵佔的土地，幾乎一寸未歸還。使得宋孝宗為恢復中原的目標遭到徹底破滅，心中憤憤不平。同時，孝宗從符離之戰的失敗中也深感南宋軍事力量的弱小，要想從金人手中奪回失地，絕非一件輕而易舉之事。

何況宋、金和議並不可靠，金朝有可能撕毀和議，再次發動南侵。因此，他希望在虞允文的主持下，壯大軍事力量，改變南宋的屈辱地位，進而收復北方失地。在軍事準備尚未完成之前，企圖通過外交手段，達到自己的部分目的。

虞允文像

虞允文擔任宰相之後，就與宋孝宗商議要求派遣使者向金國要求歸還河南之地，並且按照這個方法開始做了。使者見到金世宗後，要求金國歸還河南陵寢之地。河南陵寢是北宋諸位皇帝的墳墓所在之地，現在被金國佔領，使者希望金世宗能將這陵寢之地還給南宋，讓南宋能去祭拜。說白了就想要在金國境內開一個屬於南宋的特區。

顯然南宋就是想找茬，想讓金國方面首先沉不住氣。金世宗可不傻，我還不知道你要幹嘛，直接拒絕。但是使者反覆無理取鬧，金世宗也有些火了，但是為了保持矜持說道：“土地是不能還給你們的。不過這樣吧，為了表示我們兩國和好的誠意，我派三十萬人馬幫你們把祖墳遷到南方去吧。”

他這話一說，宋孝宗哪裡敢接招，讓這三十萬金兵南下遷墳？開玩笑，於是趕忙說：“算了，算了，這個墳就不用遷了。”結果土地沒要成，反倒提高了金國的警惕，馬上加強了防備。

對於這一次遣使鬧劇，辛棄疾就這樣評價道：

“吾之勝在於攻無備、出不意，吾則捐金以告之：“吾將與汝戰也。”可乎！

辛棄疾認為，像這樣派遣使者要求歸還祖墳地的的行為，就是向敵人洩露用兵機密的白痴行為。虞允文本打算假借奉祀陵寢為名，幻想敵人自動歸還河南地，不僅給了敵人以反擊的藉口，還在道義上，在外交上使自己陷於被動。遣使的失敗，說明這是一次輕率魯莽之舉，是外交的恥辱，對南宋恢復事業的不利影響極為明顯。

所以說在軍事上得不到的東西在談判桌子上根本就別想得到。而虞允文這樣做一方面心存僥倖，以為金國人會自動放棄河南之地。結果暴露了自己的用兵意圖，以挑起爭端，將宋金兩國推入戰爭中而不考慮後果。當宋孝宗決定單方面用兵的時候，虞允文又推三阻四的，不肯響應，使得宋孝宗空有恢復中原的願望而無法落實。

二、薦舉一批海內外知名人士到朝中任職，希望藉此提高其聲望，實際上剛愎自用，不聽人言，排除異己

在外交方面上的努力不成功，加深了虞允文的危機感。雖然虞允文入朝後，設立了一個記載人才的名錄叫《材館錄》，把一大批知名人士如汪應辰、胡銓、梁克家、陳居仁、朱熹、張栻等網羅進來，其中就有辛棄疾在內。然而，他的一些舉措，除得到其門徒等人的支持外，大多數朝臣都持批評態度。

虞允文曾經慫恿陳居仁言用兵，陳居仁回覆說:“若徒為大言，終必無成。幸成，亦旋敗。”朱熹批評遣使是“紕繆倒置，有損無益”，並以“素論不同”，堅不奉召入朝。在“舉朝皆以為非計”的情勢下，宋孝宗、虞允文疏遠朝臣，親信小人，許多朝臣因反對而得罪去朝。

虞允文入朝的時候，宋孝宗任命陳俊卿為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虞允文提出遣使前往金朝索回北宋諸帝的陵墓寢廟，陳俊卿在孝宗面前陳述了自己的意見，又親自寫疏反對此舉。但是宋孝宗不聽人言，罷免堅持反對意見的陳俊卿，又以“不忠不孝”貶逐另一反對遣使的吏部尚書陳良祐。派遣范成大為使者出使。范成大抵金後，不但未能討回一寸土地，反而暴露了南宋用兵的意圖，以至於金世宗說出了三十萬金兵南下遷墳。

主戰派張浚之子張栻，他並不贊同立即北伐， 而是要整頓內部

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張栻是原來主戰派張浚的兒子，虞允文原來以為張栻一定會和自己志同道合，故而“數遣人致殷勤”。不料張栻一反其父的抗金立場，不僅拒絕與虞允文交往，反而上書孝宗，反對要求歸還河南陵寢之地這荒唐行為，更反對進行北伐戰爭。

有一次，孝宗問張栻有關金朝的情況，張栻回答不知，孝宗告訴他，金朝飢慬連年，盜賊四起，正是對其用兵的時機。張栻道:“金人之事，我雖不知，但境內之事，卻很清楚。”於是張栻向孝宗講述了南宋境內民貧、兵弱、財匱、官吏腐敗，不可倚賴的情況，認為“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張栻這番話，無疑給孝宗的再次北伐澆了一盆冷水，聽後“默然久之”。

張栻當時的說法也不能算錯，畢竟南宋自完顏亮南下攻打之後連年戰爭已經國弱民貧了，哪裡還有繼續北伐的資本啊。張栻就向宋孝宗提出

其實張栻這個慎重也沒錯，打有準備的仗，以保證抗金戰爭最後完全勝利。張栻的恢復之說深得宋孝宗肯定，當宋孝宗準備採納張栻的主張時，虞允文等卻以陰謀手段閤中外之力把張栻排斥出朝，可見虞允文也並非度量很大的長者，其剛愎自用的本性顯露無疑。

辛棄疾上疏虞允文，一直石沉大海

辛棄疾曾致書虞允文，上的《九議》給宋孝宗和虞允文的北伐提供對策。辛棄疾在《九議》中的一篇，對恢復大計的建議，“其詳可次第講聞也”。作為宰相的虞允文在讀過《九議》之後，究竟採取了什麼態度我們雖不得而知，然而並沒有採納其各項建議的任何跡象，卻是事實。《九議》沒有在虞允文那裡換回預期的反響，自然就不會有“次第講聞”之事了。

《對於《九議》論戰著作不被採納，《宋史》描述是因講和方定之故。實際上卻並非由於議和。在宋孝宗和虞允文竭力鼓吹用兵之際，《九議》論戰，不正是他們之所需要嗎?問題在於《九議》所提出的恢復大計，完全不同於宋孝宗和虞允文的一貫主張，而《九議》各篇章針對虞允文入相後的言論舉措，隨時給予不留情面的批評。怎麼能指望虞允文采納《九議》的主張呢？

辛棄疾在司農寺簿任上兩年未嘗升遷，接著便被派往邊地任守臣，這和張栻的遭遇大致相仿。對於此段經歷，晚年的辛棄疾曾感嘆道：“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

三、制訂了一個東西兩路出兵奪取河南的所謂用兵計劃，實際上是亂彈琴

乾道八年（1172年）九月，虞允文罷相。再次被任命為四川宣撫使，宋孝宗給了予虞允文極大的禮遇。史書上如此說道：

“…親酌卮酒賜之，俾即殿門乘馬持節而出…上渝以進取之方，期以某日會河南…若西師出而朕遲迴，即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迴，即負朕。”

在古代皇帝卮酒賜之和乘馬持節而出石非常高的待遇了，可見宋孝宗對虞允文的信任程度。君臣二人制定了一個東西兩路同時進兵攻打河南之地戰略，說實話這個戰略非常扯淡。我們看中國地形圖可以發現，中國的地形是西高東低，由山地高原到平原的轉換。

河南在中國的位置圖，其一馬平川的地理形勢註定了這裡不是首攻的方向

河南是中國最中部的一個省份，處於華北平原地區，這裡地勢平坦除了在西部和北部有一些山地為河南提供了少許防禦加成，中部和東側的大量平原，讓這裡四面受敵，易攻難守很容易被大軍掃蕩。

歷史上南朝宋宋文帝劉義隆的北伐，就是在河南折戟，最後慘敗而歸。宋文帝對這次北伐行動十分後悔，以至於“北顧涕交流”。之前隆興北伐就進攻河南的戰略失敗了，這一次虞允文和宋孝宗反而沒吸取教訓又想重蹈覆轍。

河南是宋朝立國的地方，北宋的三個都城東京汴梁府（今河南開封）、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陽）和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都在河南地區。不僅如此，河南還是北宋歷代皇帝的陵寢之地，所以南宋對於河南之地非常的重視。自建炎南渡之後，南宋當局都把收復河南和陝西作為恢復中原的終極目標。所以，南宋所謂的“主戰派”歷來的議論也都集中在這一地區上的得失。

河南是北宋帝王陵寢之地，圖為河南鞏義的宋陵

南宋對此地重視，金國也沒放鬆，宋金戰爭爆發之後，雙方在河南之地進行了多次的戰鬥。除了岳飛第四次北伐之外，南宋與金國在河南之地的戰鬥幾乎沒有得到什麼好處。金國也完全清楚南宋的戰略意圖，就在河南一帶屯聚重兵。而以步兵為主的南宋軍隊面對以騎兵為主的金國軍隊在河南這片平原地帶上打仗根本就沒有什麼優勢，一旦失敗就被打得全軍覆沒。

辛棄疾就嚴厲批評這個用兵河南的軍事計劃，認為就是送羊入虎口，“其敗可立待也”。我們看後來南宋開禧北伐以及端平入洛行動都在河南進兵，結果遭遇慘敗的事情也證明辛棄疾的這個比喻是完全正確的。

虞允文到四川一年，一直沒有出兵動作，宋孝宗多次催促虞允文出兵。虞允文以時機未到為由堅決不出兵。由於四川不出兵，宋孝宗無法實施東西並出取河南的企圖，眼看醞釀籌劃達數年之久的用兵計劃便落個徒勞無益的失敗結局。最後宋孝宗急了逼著虞允文出兵，於是虞允文四處奔波，結果病死於淳熙元年(1174)的二月。

點評

虞允文入相，迎合宋孝宗，一時恢復之說大行。實際上虞允文此人也是名副其實，跟張浚是一類人。虞允文入相以後的言行，如其鼓唱用兵，一事無成等情節，同此前的宰執張浚並無不同。

在後世的言論中，虞允文並未招致類似張浚的敗績而痛遭詆譭。相反，他卻因采石之戰的勝利受到稱許，以致種種缺失都被掩蓋起來。在虛誇、浮躁大言和缺少軍事謀略方面，虞允文與張浚並無不同。

虞允文晚年事蹟，舉措多輕率任性。他既主張從四川出兵關中，會同淮北之師取河南，在方略上說服了宋孝宗，自當在大用之後實施其計劃。經多年經營，在宋孝宗準備與之一同舉兵時，又背信棄義，以軍須未備而按兵不動?典型的出爾反爾。所以他死後，宋孝宗“甚銜之”，說出了“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者，大將而敗軍師者，皆未嘗誅戮”的話。

做為南宋恢復意願最強的皇帝，在內外交困中宋孝宗逐漸消沉，最終失去了恢復中原的雄心

宋孝宗是南宋恢復意願最大的皇帝，宋孝宗念念不忘的就是恢復中原洗雪靖康之恥。在虞允文死後以及其他方面的打擊之下，宋孝宗也日漸消沉，而熱衷於“球馬之細娛”，最終放棄了對金人用兵的計劃。當時，儘管有葉適、陳亮、辛棄疾等人多次上書孝宗，力陳恢復大計，但都沒有被他採納。

於是，南宋整個政治氣候和社會風氣又恢復到了“紹興和議”簽訂以後的狀態，忘記了“靖康之變”帶來的恥辱。太學生林升目睹這種狀況後，作詩諷刺道:“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燻得遊人醉，便把杭州作汴州。”

南宋臨安圖

當時前往臨安府去的士子，總要在西湖南邊的白塔橋邊買一張標有赴臨安府的道路和驛站等位置的里程圖，這種圖被稱為“地經”，又有作詩云:“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只說臨安路，不數中原有幾程。”諷刺當時不知道北上收復中原，卻熱衷買京城的旅遊圖。

以上詩詞，反映了一些有識之士仍然念念不忘恢復中原的事業，對統治者安於現狀的強烈不滿。孝宗後期，宋金關係雖然進入到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但南宋的國勢卻一天天地走向衰落。

《宋史》

《南宋文人與黨爭》

《宋史紀事本末》

《南宋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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