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 | A2N翻譯組
整理 | 胡珉琦 韓揚眉
隨著湖北省疫情形勢愈加嚴峻，黃岡、武漢相繼出臺“史上最嚴限制”！2月1日，黃岡緊急通知：“上街買菜”每家2天一次，每次僅限1人！
2月2日，武漢宣佈：確診的、疑似的、無法排除的、密切接觸的，集中收治集中隔離！
為了對抗突然爆發、氣勢洶洶的傳染病，“隔離”的確是最重要的武器之一！
然而，大範圍、大人群量的隔離也會給醫學、社會和法律等層面帶來巨大的挑戰。
2004年，美國國防部公共衛生和醫學顧問、華盛頓特區喬治華盛頓大學危機、災難和風險管理研究所科學家等團隊，研究了2003年初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暴發期間，多倫多人們遵守隔離意願的影響因素，從而為公共衛生決策提供寶貴經驗。
相關論文發表在Biosecurity and Bioterrorism上。
Factors Influencing Compliance with Quarantine inToronto During the 2003 SARS Outbreak（BIOSECURITYAND BIOTERRORISM: BIODEFENSE STRATEGY, PRACTICE, AND SCIENCE.Volume 2, Number4, 2004）
原文鏈接：
https://doi.org/10.1089/bsp.2004.2.265
2003年2月至2003年7月， SARS感染了29個國家，感染了8,439例患者，其中812人死亡。
在亞洲以外，受SARS影響最嚴重的國家是加拿大，該病於2003年3月上旬首次在加拿大發現病例。
到2003年8月，加拿大報告了438例SARS疑似病例，包括44例死亡病例。
這些病例中的大多數，以及所有死亡病例都在大多倫多地區（GTA）。
當時，為了控制SARS的傳播，加拿大和東亞的公共衛生官員將大量群眾隔離，平均間隔10天（SARS潛伏期為10天）。
在大多倫多地區，至少有23,000人，或許達到30,000人經歷過家庭隔離。
研究發現
人們為什麼遵守隔離指令？
在醫護人員調查中，195名被隔離醫護人員中有94％表示，遵守該法規的最重要原因是為了減少傳染給他人的風險。
這同樣也是非衛生保健工作者的最主要動機。
68位直接受到檢疫影響的人群調查受訪者中有50位提到“保護社區健康”，大多數受訪者和討論小組參與者將此動機稱為“公民義務”。
服從隔離的障礙是什麼？
對失去收入的擔憂。
根據調查，對於那些懷疑是否必須進行隔離的人們而言，這尤其重要。
針對對補償方案，受訪者普遍的共識是需要大量的細節，包括補償水平，在補償的計算中是否包括獎勵，以及個人獲得補償必須要等待的時間。
超過一半的醫務工作者希望獲得諸多詳細信息，以鼓勵他們遵守隔離規定。
對是否遵守隔離做不完整的監控這會導致不完整的合規率並導致作弊。
公共衛生當局宣佈，他們將每天兩次在不同時間致電在家中的隔離人員，以監控他們是否遵守法規。
這種監測“在建立總體隔離可信度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是，有58％的醫生，37％的護士和40％的其他工作人員認為在隔離期間對自己進行監視的效果依然很差。
當人們想要或需要終止隔離（例如，買雜貨）時，他們說他們這樣做的時候很少擔心會被抓到。
問題在於，多倫多市公共衛生部門不堪重負，大量隔離區人員不堪承受公共衛生系統的信息技術能力、工作人員和電話，大多倫多地區隔離人數較少的地區通常能夠更好地提高其執行監控的能力。
對隔離人員的後勤支持大部分是靠私人進行處理，而不是通過政府處理。由於沒有針對此類大規模運送的預先計劃，當地衛生部門與志願者和服務組織之間的協調也出現了困難，所以政府無法滿足這些需求。
83%被隔離的醫護人員說，他們需要依靠朋友、親戚或鄰居來買雜貨和物資，還有4％的人說，他們得打破隔離規則才得到東西。
單身人士和學生在依靠他人或獲得他人幫助方面遇到更大的困難。
社會疏遠和汙名化導致了隔離人員的心理壓力。
調查中，被隔離的受訪者和醫護人員提到了情緒困擾、壓力太大、“很緊張”但沒有想打破隔離等情緒問題。
據報道，對社交疏遠的情緒反應是恐懼，孤立，孤獨，沮喪，失眠和焦慮，但無聊被認為是最大的阻礙隔離的情緒障礙。
接受調查的醫護人員提到，他們個人的應對策略主要是閱讀、打電話、看電視或收聽廣播。
還特別提到了交換電子郵件，以其他方式使用計算機，以及祈禱。
關於汙名化，受訪者提到，即使在為期10天的隔離期結束後，他們和他們的家人也經常感到受到侮辱。
他們提到了多餘的關注、嘲笑、迴避以及遇到了諸如兒童生日派對和家庭團聚之類的社交活動的邀請被撤回。
他們的孩子在一些日託中心不受歡迎，一些隔離的醫護人員的配偶被迫失業。
由於這種不公待遇，參與者說，他們變得不願意告訴其他人他們曾經被隔離。
結論和討論
有效的隔離計劃需要轄區跨部門合作。
針對很大一部分勞動力處於隔離狀態時維持關鍵人員配備水平的方法（即建立“工作隔離區”），討論太少。
另一個問題是，將隔離時間延長潛伏期的70％至90％會帶來額外的安全性和延長時間所帶來的額成本和社會破壞之間的平衡。
更深層的問題，當公共衛生官員無法按照他們說的方式監視隔離的遵守情況時，就會對隔離的可信度造成損害。
另外，當隨著對新型傳染性病原體知識的瞭解而改變應對方案時，保持公眾信心以及醫護人員自身的信心的問題就變得非常重要。
做好準備解除民眾對隔離期間收入損失擔憂非常重要。
政府工作者、大型和小型公司工作者以及為自由職業者以及全職、兼職和臨時工作的人都將表達這些擔憂。
由於存在困難，官員可能更希望在計劃隔離時避免討論此類問題，但如果隔離發生，他們也將無法避免這個問題。
需要為那些由於隔離而現在變得依賴其他人的人們提供用品和服務，這會給後勤部門帶來麻煩；對於那些獨自生活並且可能無法依靠足夠壯大的家人朋友關係提供物資和服務的人而言，尤其如此。
強制被隔離人員需要社會心理支持以消除無聊，減少人們對他們的汙名化。
長期將人們關在家裡可能還會在家庭內部造成緊張，這可能會變得危險。
社會心理學採取哪些幫助的形式將根據年齡、教育程度和興趣以及獲取和使用現代科技形式的能力而有所不同。
隔離所引起的爭議之一就是它的名字。
在美國，公共衛生決策者似乎在努力不將其稱為隔離。
如果可以通過使人們遠離公共活動、學校甚至工作來降低傳染源的傳播速度，則可能不需要隔離。
但是，如果必須將人們限制在家中、醫院、宿舍或任何地方，這和隔離沒有差別。
解釋什麼是隔離並說服人們其必要性是影響隔離依從性的因素。
應當減少將隔離視為風險傳播問題，而更多從更廣泛的公共教育角度來看，這樣會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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