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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作為文革後第一批出國學者之一，本文作者——中國高能物理學家、中科院高能所前所長鄭志鵬與同事一行10人，來到丁肇中所在的德國電子同步加速器研究中心，在其領導下完成了系統、嚴謹的學習和工作。這段經歷為之後中國北京譜儀的建造，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本文記錄了作者與丁肇中一起工作的難忘往事，還原了一位工作態度嚴謹、對中國作出卓越貢獻而又充滿人情味的諾獎得主形象。

撰文 | 鄭志鵬（中科院高能所前所長）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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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我們在丁肇中先生領導的Mark J探測器上學習、工作的那一年至今已有四十年了。那段緊張而有意義的經歷令人難忘，那一年多對我們以後的工作和生活影響深遠。為了紀念這段不平凡的生活，我記錄下幾件印象深刻的往事。

1973年高能所成立之初，所裡就很重視對年輕人的培養，開設各種各樣的培訓活動，如英語學習班，專業講座和學術報告。1975年丁肇中教授到所裡作報告，受到了熱烈的歡迎，聽眾擠滿了講堂。我也去聽了，對其發現的新粒子感到十分好奇，被他準備在德國漢堡新建的大型探測器及其物理目標深深吸引。

1977年，他獲得諾貝爾物理獎之後不久再次訪問中國，受到了鄧小平接見。在接見時，鄧小平提出希望他為中國培養科學人才，並提出培養一百人的要求。丁先生回答說：“可以培養，但第一批先送十人來到我實驗室工作、學習吧。”鄧小平同意了他的考慮，並對丁先生的許諾表示感謝。於是國內有關部門按此做出安排，準備從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挑選八人，從中國科技大學挑選兩人，共十人到丁肇中實驗室學習、工作。

在經過嚴格的考核後，我有幸成為這十人之一，心中既興奮，又緊張。興奮的是，能得到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培養；緊張的是，聽說丁肇中教授要求極為嚴格，擔憂能否勝任？

因為是文革以後第一批出國學習，國家特別重視。出國前，中科院院長方毅到高能所接見了我們第一批先行的六人。他一一詢問了我們每一個人的情況後，對我們說：你們是文革以後第一批派出國的訪問學者，要帶好頭，做出榜樣。要勤奮學習，努力工作，學成回國，為祖國的科學事業服務。

初到德國立刻投入工作

1978年元旦剛過，我們頭一批六人：唐孝威，鄭志鵬，馬基茂，鬱忠強，童國樑和張長春，便乘飛機從北京飛往巴黎，再換乘火車到波恩，在中國駐德大使館住了一天，受到了張大使的接見。第二天就乘火車抵達漢堡。丁肇中已在火車站接我們，熱情地和每一位握手，表示歡迎。接著帶我們來到了他所工作的德國電子同步加速器研究中心（DESY）。安排好我們的住宿後，他對我們說：“明天上午九點，在會議室見面。”

第二天開的是全組大會，小組人不多，約三十人左右，是以麻省理工學院為主，由美國人、德國人等組成的國際合作小組。丁肇中首先對我們新來的六人表示歡迎，把我們介紹給大家。然後向我們報告了即將建造的Mark J探測器的結構，建造時間表以及近期的工作安排和分工。他講話後進行了討論。會上大家都講英語，我和大多數中國去的同事能聽懂一些，但總覺得講得太快，尚不能理解確切的意思。

到DESY的第二天，緊張的工作就開始了。因為要趕在PETRA加速器出來前造好Mark J探測器，大家只剩下一年多的時間，不得不日以繼夜地工作。丁肇中帶頭，大家每天從早上九點一直幹到半夜十二點，除了睡覺、吃飯以外，大部分時間都是工作。星期六、星期日、節假日也不例外。因為當時年輕，想多學些東西，早日完成自己承擔的任務，我也就很快適應下來了。

我們六人分到了不同的小組，我參加大面積閃爍計數器的製備以及數千個光電倍增管性能的測試。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這方面的工作，沒有經驗，但又沒有可能系統地學習後再幹，只好邊幹邊學，不懂就問同一個課題組的兩個美國人和一個德國人。他們都很熱情，有問必答。我從他們那裡學到了不少東西，很快就熟悉環境，投入緊張的工作。

當年三月，中國科技大學的許諮宗、楊保忠和高能所的朱永生、吳堅武也來了，十人都到齊了。

►圖1，剛到DESY不久後中國同事與組內同事的合影。從右至左：馬基茂，鄭志鵬，楊保忠，蘇珊馬克斯，張長春，鬱忠強，朱永生，許諮宗，福島，讓 皮爾，童國樑。唐孝威，吳堅武沒有參加合影。攝影者丁肇中。

嚴師與高徒

丁先生分配給我們十人的工作，幾乎涵蓋了MarkJ探測器的主要方面，包括幾個主要的子探測器以及電子學觸發系統、在線數據獲取和離線分析系統。其實這是丁先生有意全面培養我們，讓我們積累經驗，以便回國後能勝任大型探測器的建造。

為了提高我們的理論水平，丁先生請了幾位DESY的理論家給我們講粒子物理進展。為了提高我們的英語聽說能力，請了他的秘書和他的兩個女兒利用業餘時間給我們上英語課。

在Mark J組，每週開一次例會，內容是檢查工作進展，討論遇到的問題，佈置下一階段的工作。組會都由丁先生主持。會議一般在下午臨下班前的一個小時召開，時間一般控制在一個半小時以內，效率很高。隨著我們聽力的提高，我們逐漸地融入了組會，耳朵順了，也敢在會上發言了，可以自如彙報工作進展並參加討論，並從組會中瞭解到整個探測器的概貌，還可學到丁先生嚴格的作風和果斷的能力。

1978年10月，已成為國務院副總理的方毅訪問西德，到漢堡看望我們十人，與我們談話並共進早餐。當他知道我們工作比較辛苦，丁先生對我們要求很嚴格時說：“科學研究要取得成果必須付出。要求嚴格好，嚴師出高徒”。他再次勉勵我們要刻苦學習和工作，我們都牢記於心。

還記得工作不久就遇到了一件事情：丁先生安排我們同來的一位中國同事單獨到城裡辦事。這位同事感到很為難。在再三追問下，他才如實告之：我們有外事規定，中國人外出必須兩人以上同行。丁先生感到很費解，不知為何有此規定。他馬上打電話到中國使館找到了張大使詢問，才知道的確有此事。但張大使又說：這條規定可以在你那裡例外。丁先生和我們都很高興，可以不受此條外事規定的限制，給以後的工作帶來了很大方便。

在工作中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至今難忘。一天，丁肇中佈置給我一個任務，讓我按他給出的線路圖製備出供量能器使用的光電倍增管的分壓器。在進行了認真調研和計算之後，我發現該線路設計不盡合理，可能會對能量線性範圍有影響。在經過小型模擬實驗並考慮再三後，我如實向丁肇中說出了我的想法。他說：你可按你的想法重新設計一個新的分壓器，然後再帶上原先設計的分壓器到實驗中去比較。

我很快完成了任務，他就拿著這兩個分壓器以及光電倍增管和我一起來到實驗束大廳測試。測試從晚上十點開始，到凌晨結果才出來。數據顯示出我設計的那個分壓器具有更大的線性範圍。

他看到實驗結果後非常高興並對我說：“量能器所需的幾百個光電倍增管分壓器都按你設計的做。” 他又說：天亮了，今天是星期日，一會我帶你和中國同事去逛著名的漢堡魚市場。

那天丁先生興致很高，從魚市上買了許多剛打撈上來的魚送給大家。我們拿回去烹飪，連著幾天都得以品嚐這些味道鮮美的海魚。

丁先生與中國科大

一次丁先生請我們吃飯，逐一詢問每個人是哪個大學畢業的，我們都一一作答。他統計後發現我們十人中有五位是從中國科技大學畢業的，即朱永生、許諮宗、楊保忠、吳堅武和我，於是對中國科技大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向我們詢問中國科技大學的詳細情況。

我們向他介紹說中國科技大學是1958年成立的，首任校長是郭沫若。該校是由中國科學院與教育部聯合辦的，充分利用中國科學院及下屬研究所的資源優勢，形成科學院辦校，研究所與相應院系緊密結合，高年級學生在研究所做論文的特色。辦校目的旨在培養高端科學技術人才。大學教師中有吳有訓、嚴濟慈、華羅庚、錢學森等著名科學家。我們五位都是從科大原子核物理及工程系（後改為近代物理系）畢業，在校時系主任是趙忠堯，教師有張文裕、關肇直、梅鎮嶽、彭桓武、朱洪元、李整武等知名學者。丁先生說，趙忠堯是正電子湮滅現象的發現者，對正電子發現有重要貢獻。張文裕在高能實驗物理方面成果卓著，他們二人都令他十分尊重。後來他多次向我們打聽在大學裡都學了哪些課程。我告訴他，我們學過原子核物理課，是梅鎮嶽教的，正好當時手頭上有一本梅先生編的原子核物理教科書，就拿給他看。他仔細翻閱後說，內容很新、很全，相當於美國研究生的教材。

他於1982年訪問了科大。不久後我們見面時，他對我說起他訪問科大後的感想。他對學校環境、校風及辦學理念還有少年班都讚不絕口，並稱科大是中國的MIT。後來他又在1984年和1992年重訪科大，並從優秀本科生中挑選研究生，對科大、科大學子有一種特殊的感情。

丁先生對趙忠堯先生是非常尊重的。1979年DESY所長朔佩爾（H.Schopper）邀請趙忠堯先生參加DESY慶典活動期間，丁先生熱情安排趙先生訪問他的實驗室，並舉行了一個小型的歡迎儀式。丁先生向大家介紹了趙忠堯先生的科學活動簡歷，重點講了他對發現正電子過程所做的貢獻。丁先生總結說，沒有趙忠堯及前輩的貢獻，就沒有我們現在從事的正負電子物理。然後又熱情宴請趙先生，全組同事參加。在趙先生訪問期間，丁先生抽空相陪，並讓我照顧年已77歲高齡的趙老先生的飲食、起居，充分體現了他對老一輩物理學家的尊敬和愛戴。訪問結束後，丁先生為趙先生送行。趙老師對丁先生的熱情接待表示衷心地感謝。

富有人情味的丁先生

還有一件值得回憶的事情。一次在實驗之後的閒談中丁先生談到他在MIT的同事黃克孫（Kerson Huang）教授。我說黃克孫是我的表兄，但他從小隨父到菲律賓後又到美國，因而一直沒見過面。他聽後很驚訝說，知道你們都是廣西人，但不知你們還是親戚。他問我，你想見黃克孫嗎？我說當然。不久，丁先生請黃克孫到DESY考核他的幾位學生，我因此見到嚮往已久的表兄。見面時彼此都十分興奮。丁先生設宴招待黃克孫，讓我作陪。在那裡我第一次從黃克孫談話中聽到他的傳奇經歷，還聽到他說起他於1973年訪問廣西，訪問我父親的經過（事先我已聽父親談過此事）。他還問到我的情況，我都一一告之。黃克孫臨走前還對我說，“丁先生對你們這一批十人都很滿意，認為你們基礎好，很刻苦，能夠獨立完成他所交予的任務。”他勉勵我在這裡好好學習和工作。他說丁肇中工作抓得緊是他一貫作風。我說在這裡雖辛苦一點但的確能學到東西。

1979年，經丁肇中推薦，應張文裕所長邀請，黃克孫訪問了高能物理所，我們再次見面，暢談，並聆聽了他講授的粒子物理引論課程，受益匪淺。從幾次談話中知道黃克孫不但在物理領域卓有成就，而且愛好寫詩，曾翻譯過世界著名史詩魯拜集，我對他欽佩之情油然而生。訪問期間，丁肇中和黃克孫受到了鄧小平的接見。

2002年我和黃克孫又一次在北京見面，高興地交談。2016年當我聽聞黃克孫去世的消息後不勝唏噓，不禁想起1978年丁先生安排的第一次和他見面的情景，感慨良多。

還有一件生活小事至今難忘。一次丁先生訪問北京後回到DESY，打電話叫我們幾位中國同事到他辦公室，將一張張我們親人的照片分發給我們。這些照片都是他親自拍的快照。當我看到好久未見的妻子和兒子的相片後非常激動。大家都十分感謝丁先生體貼入微的關懷。

一年多的時間，一個性能良好的龐然大物——Mark J探測器矗立在譜儀大廳裡，這是全體Mark J小組全體同事們汗水的結晶，其中也包括了我們中國同事的貢獻。我們都很好地完成了各自的任務，丁先生對我們的工作給予了肯定和讚賞。

我們回國前，朔佩爾所長和丁先生考慮到中國學者一年多工作的勞頓，便安排我們到德國幾個著名城市進行為時十天的訪問、遊覽。我們從漢堡往南，途經漢諾威、科隆、波恩、美因茲，曼海姆，海德堡和慕尼黑等城市，參觀了著名的波恩大學，海德堡大學和洪堡基金會及幾個著名的企業。也遊覽了科隆大教堂及白天鵝城堡。第一次領略到了德國先進的科學，繁榮的經濟，悠久的文化及美麗的山河，我們對德國有了一個全面的瞭解。

不久後，在這臺Mark J探測器上取得了膠子噴注發現的出色工作。大家辛苦了一年多，在實踐中學習到了許多高能探測器的前沿知識，也提高了我們的動手能力，同時從丁肇中身上學習到了嚴謹、執著的精神和作風，對以後回國參加北京譜儀的建造大有裨益。

後 記

經鄧小平批准，1984年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工程啟動了。我參加了北京譜儀的工作。我最初負責飛行時間計數器的製備，在Mark J上獲得的經驗，使我的工作得心應手。後期負責北京譜儀的工作，需要了解各子探測器的性能以及電子學，數據獲取和物理分析等多方面的知識和經驗。這也從Mark J那裡的全面訓練中受益。在北京譜儀上工作的好幾位骨幹都是第一批到丁先生那裡工作過的，都為北京譜儀的建造做出了貢獻。

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建造前後丁先生數次訪問高能物理所，我們得以見面。他對北京譜儀的建設非常關心，親臨譜儀工程現場進行指導，提出許多有價值的意見，對譜儀建設十分重要。北京譜儀運行不久，就取得了τ輕子質量精確測量的成果。

►圖2，丁先生80年代末訪問高能物理所時與鄭志鵬親切握手。

►圖3，丁先生90年代初在一次國際物理研討會後與鄭志鵬交談。

2014年，在J/ψ粒子發現四十週年之際，丁先生應中科院院長白春禮之邀，訪問了中科院，並分別在中科院和中科院大學作了精彩報告。在中科院的報告中丁先生回顧了J/ψ粒子的發現過程及深遠影響，還回顧了第一批中國學者到他實驗室訪問的情景，並給予了高度評價。見到三十多年前的老照片，看到年輕時的我們，回憶起逝去的歲月，大家都很激動。

在報告中丁先生還介紹了他領導的AMS空間探測器取得的成就。我們十分欽佩他對科學的執著精神，在接近八十歲高齡時還工作在科研第一線。報告後，他邀請第一批在他那裡工作的幾位同事與他合影留念。

我還聆聽了丁先生在中科院大學作的報告。報告後大學校領導接見了他。我和在中科院大學工作的兒子鄭陽恆也參加了接見。當校領導介紹鄭陽恆也從事於高能物理研究時，丁先生非常高興，並邀請我們父子與他合影留念。

►圖4，2014年，丁先生在中科院大學報告後與鄭志鵬(右)，鄭陽恆(左)合影。

回顧我的人生軌跡，在Mark J學習、工作的這段時間是一段重要的經歷，四十年過去了，至今難忘，寫下來作為歷史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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