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怪胎，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一共经历了三次黑暗的宦官时代，每一次都是一场可怕的大悲剧。

皇帝咬破宦官的手起誓

第一次宦官时代是在东汉末年的汉桓帝年间。当时，大将军梁冀独揽朝纲，身为皇帝的桓帝对此十分不满，却苦于朝中尽是梁冀的心腹而无计可施。后来，他想到宫中的太监算是自己的奴仆，大可加以利用。

于是，汉桓帝和单超等几位大太监密谋除掉梁冀，为了表示决心和真诚，汉桓帝甚至将单超的手咬出血鲜来起誓。

果然，事成之后，单超等十三位宦官均封为列侯，这是宦官在历史上第一次集体取得如此显赫的地位。

鉴于和皇帝有着黑社会弟兄似的血盟，单超等宦官的亲友故旧一夜之间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纷纷出任地方政府长官。这些宦官和他们的亲戚一旦掌权后，除了贪污和弄权，没有别的爱好。

汉桓帝出于对宦官们功劳的肯定－－同时更因为这位同性恋皇帝十分宠爱宦官张让，他对这些奴才们的胡作非为不但不反对，反而像一个慈祥的老太太在为孙儿的调皮露出会意的微笑。他不止一次说，张让是我父，赵忠（另一个宦官）是我母，他们不会干对不起我的事情。

在皇帝的默许乃至纵容下，早已对士大夫恨之入骨的宦官们搞了三次大的政治恐怖活动。第一次是166年，宦官们诬告正直的首都监察长官（司隶校尉）李膺蔑视大赫令，与太学生们结党营私，在宦官的鼓动下，全国抓了三百多人。

第二次是169年，一个叫张俭的官员看不惯宦官们的胡作非为，上书汉桓帝要求诛杀侯览等人，宦官们立即报复，被诬为党人并处死者数百人。

第三次是172年，再次搜捕党人，抓了一千多人。

第一次宦官时代结束于189年，宦官们将大将军何进骗进宫内杀死，何进手下的禁卫军官袁绍和曹操率军攻入皇宫，对宦官进行了绝灭性的屠杀。无论老幼，无论作恶与否，全都一律砍头。

其中固然有为非作歹的十常侍，更多的却是那些无权无势，处于奴隶地位的小太监。滑稽的是，一些年长的洛阳市民，因为没有留胡须的缘故，也被当作太监杀了。

我本来也不反，今天也被你们逼反

第二次宦官时代在唐朝中后期，历时一百余年。唐朝最有名的宦官是高力士，但真正揭开第二次宦官时代帷幕的，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皇帝对拥兵自重的将领们充满疑惧，疑惧的结果是发明了让宦官出任监军的办法。

监军是一个权威职位，高高在上的皇帝最容易相信“家奴”，他们的一纸密告可能使统帅们人头落地。曾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高仙芝和其副手封常清，就因不能满足任监军的宦官边令诚的勒索而被诬以谋反的罪名双双处死。等到安禄山打进潼关兵临长安城下，这位被皇帝认为忠心耿耿的边令诚第一个揣着皇宫的钥匙向叛军投降。

扑灭安史之乱的重要将领仆固怀恩，一门之中为国战死四十六人，女儿也为了国家的和亲政策远嫁异乡，仅因为得罪了宦官骆奉仙，骆便诬他谋反，仆固怀恩深知如果这个诬告一旦上达皇帝耳中将会是什么结果，于是，这位一向忠心耿耿的统帅真的只得叛变了。

出任监军的宦官有着如此令人可怖的力量，在军队里自然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往往把精锐的部队选拔作自己的卫队，把挑剩的老弱残兵给将领们带去冲锋陷阵。一旦取得胜利，宦官立即派人飞马向皇帝报告，功劳全在宦官；一旦失利，罪过理所当然地由将领们承担。　　

宦官监军不但没能如唐朝皇帝们想象的那样有利于对军队的掌握，反而使它成为一个火药桶，宦官则是点燃火药桶的导火线。他们不是诬陷统帅叛变或是谋反，便是将他们逼得叛变和谋反。

昭义监军、宦官刘承偕经常凌辱节度使刘悟，甚至异想天开地想绑架他。刘悟忍无可忍，不得不铤而走险，他将刘承偕杀死后脱离唐政府，并发表声说，仆固怀恩本来不反，被你们逼反，我本来也不反，今天也被你们逼反。

成德节度使李宝臣征讨河溯四镇有功，皇帝派宦官马承倩前去慰问。马在返回长安前，李宝臣亲到其下榻处表示感谢，并送绸缎一百匹。马却嫌少，把这些绸缎全部扔在路旁大骂而去。

李宝臣又气又怕，他的部下对他说，我们现在效命沙场，正是国家用得着我们的时候，宦官还这样对待我们；如果有一天天下太平，我们还能活下去吗？李宝臣恍然大悟，旋即脱离中央。

世界上没有人能阻止宦官的暴行，因为皇帝是他最强大的后台。唐宪宗李纯在位时，不少大臣提醒他宦官们长期随意诬陷那些不能满足他们欲望的大臣，唐宪宗根本不信。

他说，宦官怎么敢诬陷大臣呢？即使真有这回事，我这个当皇帝的也不会听。并十分自信地宣称，宦官不过是一个家奴，为了方便，差使他们奔走而已。如果违法乱纪，除掉他们就像拔掉一根毫毛一样。

宦官的确是皇帝的家奴，但这些家奴势力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不仅对他人是恶魔，对皇帝自己也是一只打开了的潘多拉盒子。李纯在无比自信地夸口之后，仅过了不到十年，就被宦官——也就是他的家奴陈弘志所谋杀。

此后，纵观大唐中后期，宦官谋杀或是任意罢黜皇帝的事件屡见不鲜。唐昭宗李晔本是一个力求有所作为的君王，但在宦官的制约下，不要说作为，就连自身的性命也难保。

900年，掌握神策军的两个大宦官刘季述和王仲先借口李晔酒醉后杀了宫女而将李晔逮捕，立李晔的儿子李裕为帝。在将李晔逮捕后，两个大宦官当面斥责他的种种过失，每斥责一条，就用手杖在地上划一条线，一直划了十多条。

这位可怜的皇帝低着头不敢吭声，幸好何皇后求情，才得以免死，但仍被这两个可恶的家奴关进少阳院中，并用铁汁将门锁封死，派出一支军队看守。“上求钱帛俱不得，求纸笔亦不与。”

当时正值冬天，后妃和公主们没有过冬的寒衣，李晔想要一顶帽子，后妃和王子王孙们想讨几件衣服，结果都被拒绝，啼饥号寒声远近可闻。　

第一次宦官时代的经历告诉我们，宦官一旦取得了最高的权力后，一定会导致天下大乱，而天下大乱之后，他们往往也难逃被诛杀的结果。第一次宦官时代如此，第二次也是如此，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903年，后来称帝的朱温派军杀进长安，也对宦官来了一场大屠杀，包括那两位斥责皇帝不听他们教导的大宦官在内，统统死于非命；其他不在长安而被派到各地的宦官，也被斩尽杀绝。

第一次宦官时代的经历还告诉我们，宦官时代的结束，常常也离一个王朝的终结不远了。果然，四年后，唐亡。

宦官好像是明王朝皇帝的灵魂

第三次宦官时代在明朝来临。这一次宦官时代从王振当权到明王朝灭亡，历时达二百三十年左右之久。用柏杨的话说，宦官好像是明王朝皇帝的灵魂，明王朝皇帝不能没有宦官，犹如一个人不能没有灵魂。自明朝中期开始，除了极个别皇帝外，几乎每个皇帝都有其宠信的宦官。

其实，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历史上宦官乱政的教训太多，对宦官一直抱着怀疑态度：“初，太祖禁中官预政。”然而，“自永乐后，渐加委寄”。

第一个宠信宦官而倒了大霉的是明朝皇帝是英宗朱祁镇。朱祁镇即位时只有九岁，王振任司礼监大太监，朱祁镇对这个看着自己长大的和蔼可亲的没有胡须的中年人十分亲切，尊他为王先生。

朱祁镇的祖母张太后曾因王振假传圣旨而欲取其性命，由于朱祁镇的极力求情乃得免。不久，太后去世，王振大权在握，“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于是大臣下狱者不绝，而振得因以市权。”

侍讲刘球因上疏劝朱祁镇亲政，王振以为他在敲山震虎，即令锦衣卫将其逮入狱中，乱刀砍死并肢解。

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对前来视察的王振没有特别恭敬，王振便指控他盗砍国家树木，在大学门前带枷示众三天，太学生数千人奔走哭号亦无法解救。

一时间，王振权倾朝野，建设部副部长（工部侍郎）王佑没有胡须，王振问他原因，王佑竟然说：“老爷没有，儿子辈安敢有。”

是时，瓦刺进攻大明，王振大约为了树立更大的权威，坚持要求朱祁镇亲征。朱祁镇真的听了王振的话，仓促间连粮草也没带够，竟然在奔到边境的路上就有士兵饿死。到了大同，王振还要北进，但派出去的几支部队都派消灭了，军心大乱，王振不得已，下令退兵。

退到土木堡时，瓦刺铁骑追上来了，兵部尚书邝野要求部队立即入关防守，但运送王振沿途搜刮的金银财宝的车队还没到，王振坚决不许，并痛骂这位可怜的兵部尚书不懂军事。　　

瓦刺骑兵却不怕这位王公公，迅速地将这支腐朽的军队团团包围，朱祁镇身为君王，竟然作了俘虏，王振则被悲愤的军官樊忠用铁锤打碎了脑袋。

朱祁镇在瓦刺作了几年俘虏，后来释放回到北京，并成功地发动了政变，重又登极。这时，这位糊涂皇帝依然对王振念念不忘，竟亲自主持为这位宦官招魂，并建了祠庙祭祀。

明武宗正德时代的大宦官是刘瑾。刘瑾本姓谈，因为无法谋生而冒一位姓刘的宦官之名进了宫。与王振一样，他也是在正德童年时起就侍侯他，使正德对他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而这种亲切感则成为他日后谋取政治权力的最大的本钱。

与王振的单枪匹马不同，刘瑾有一个由宦官组成的核心集团，号称八虎。刘瑾等人原初并不想干预政治，只是“尝慕王振之为人，日进鹰犬，歌舞，角力之戏，导帝微行。”由是，正德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进内官监，总督团营。”

在刘瑾的教导下，原本就好动的正德更加荒淫，大学士刘健和谢迁及李东阳等人大为不满，要求正德杀掉八虎。刘瑾等人是时羽翼未丰，大为恐惧，要求放他们一条生路，愿意去南京守陵，再不回朱正德身边。

迂腐而固执是文官的特点，谢迁等人教条地认为君子小人誓不两立，坚持要将他们处死。八虎转而求诸正德，并极力挑拔。当时，正德还是十多岁的小青年，逆反心理十分严重。次日早朝，朝臣们都以为八虎将人头落地，不料，圣旨却宣布把谢迁和刘健撤职。　　

刘瑾在引导正德冶游玩乐上颇有一套，因此深为他喜欢。他每当有要事请示时，故意选在正德正玩得高兴的时候，正德总是不耐烦地说：我拿你来干什么的，你不会处理？

这样，刘瑾成了大明帝国最有权势的人。他用皇帝的名义公布奸党名单，将那些反对过或有可能反对他的人尽数列入其中，然后令全体朝臣跪在金水桥边等候宣读。不久，有人将一封匿名的揭发刘瑾种种罪行的信塞在大殿上，正德看了后，竟然在上面批示：你所说的贤能的人，我偏不用，你揭发的人，我偏要用。

对此，刘瑾下令追查到底是谁写的信，他将包括各部部长在内的三百多名官员集中跪在奉天门前的烈日下，这些高级官员从早晨一直跪到傍晚，包括顺天府推官和兵部主事在内的一批官员竟然焦渴而死。天黑以后，没死的官员们被抓进了锦衣卫的牢房。

古往今来宦官为恶的集大成者

魏忠贤称得上古往今来宦官为恶的集大成者，同时，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真正握有重权的大太监。

史称，魏忠贤少年时即是一街头混混，在一次与其他混混的斗殴中，被人家打了个半死。躺在吱吱作响的木床上，魏忠贤觉得要出人头地，必须想一个能走捷径的办法。于是，他“愤而自宫”，并把姓名改为李进忠，直到有了一定权势后，才恢复了本姓，皇帝认为他是既忠且贤，因而赐名魏忠贤。

魏忠贤领导的是一个阉党集团，其成员不仅包括太监，几乎接纳了来自当时各个层次的各怀鬼胎的机会主义者们。这个集团最核心的部分称为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

五虎是核心的核心，由兵部尚书崔呈秀为首，礼部尚书田吉为次，主谋议；五彪由武将组成，包括锦衣卫都督田尔耕，镇抚司许显纯；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为十狗。“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植死党。”

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东林党与魏忠贤势同水火，魏忠贤当然容不下他们的存在。他最先开刀的是名将熊廷弼，并以熊为索引，将东林党诸多重要人物一网打尽。

他指使手下指控熊贪污，当一些东林党或其它有正义感的官员为熊辩护时，魏忠贤称这些人全都接受了熊的重贿。于是，包括左都御史杨涟，都给事中魏大中等在内的大批东林党在京官员，纷纷被捕入狱。

在酷刑下，这些人全都按审讯者的意途招了。他们之所以自证其罪，一则受不过刑，二则是希望按明朝惯例，犯人一旦招供后，就应由暗无天日的锦衣卫送到国家正式的司法系统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得以获得申诉的机会。

但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发展，在他们招认了各种罪证之后，并没有如愿得到转移，而是继续三天一次的严刑拷打追索莫须有的赃款。结果，在严刑拷打下，这些可怜的官员们全部死在锦衣卫的大牢里。

杨涟的尸体被抬出来时，全身已经溃烂，胸前还有一个压死他时的装有泥土的口袋，他的耳朵里有一根横穿脑部的铁钉。魏大中的尸体则一直蜷在牢里，直到生蛆以后才让家人认领。

一面血腥镇压，一面歌功颂德。浙江巡抚潘汝祯第一个发明了为魏忠贤建生祠的独特的歌颂形式，魏大喜。于是“海内争望风献谄……争颂德立祠，汹汹若不及“。

这样一来，天下人都异口同声地赞颂魏忠贤。大臣们的奏章，在提到魏忠贤的时候，都只称”厂臣“而从不提其名。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在代为皇帝拟的圣旨中，都称”朕与厂臣“，从来不敢直书魏忠贤的名字。山东捕获了一只麒麟，巡抚李精白画了它的像上报朝廷报喜，黄立极等人批示说：厂臣有道，所以仁兽才出现。’

对这些荒唐之举的深层原因，扬州知府刘铎的说法是：生在这个时代，应该为自己的功名着想，别人的生死，跟我有什么相干？晚明士大夫的集体无耻竟到了如此地步，这已经超过了魏忠贤作为权宦而作恶的恶果本身。

当是时也，欧洲人正向亚洲美洲侵略扩张，后金汗国拼命向明王朝进攻，中国各地民变风起云涌，明政府的几乎全体官员，却向一个宦官变态地摇尾谄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