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樓大茶壺

導讀：明朝崇禎皇帝即位之初，農民起義雲湧於內，後金政權崛起於外。此時的明王朝雖然內憂外患，但形勢就總體而言還處於可控制之中。直到崇禎三年發生的一起兵變，使得明、後金的實力發生了根本性的傾斜，這起兵變就是明末席捲了大半個山東的“吳橋兵變”。

想說清吳橋兵變，這要先從“袁崇煥擅殺毛文龍”這件事講起。毛文龍與袁崇煥同是明末遼東戰局的重要將領，前者是平遼總兵官，後者是薊遼總督。

明朝天啟六年，遼東大將毛文龍率軍駐守鴨綠江出海口的皮島，並以此為根據地創建東江鎮，屯精兵數萬，是後金政權的心頭大患。但此人擁兵自重，一貫吃空餉，不服薊遼督師袁崇煥的調度，且言語多“不遜”。

崇禎二年（1629年），袁崇煥請出“尚方劍”，矯詔斬殺毛文龍，其舊部由副將陳繼盛暫為代管。由於毛文龍在皮島經營多年，威望甚重，深得皮島將士擁戴，其被殺引起了舊部的強烈不滿，“島中將卒聞其死，皆哭雲”。

以孔有德、李九成和

耿仲明為代表的毛文龍舊部堅持認為：“文龍無罪，橫受屠酷”。毛文龍同樣有“尚方劍”加身，袁崇煥無權殺他。只是事發突然，毛還沒請出“尚方劍”，就被袁斬殺于軍前。後來，袁崇煥被崇禎帝凌遲處死，兩大罪狀之一，便是擅殺毛文龍（另一條為私通皇太極）。

毛文龍對孔有德、李九成和耿仲明三人有知遇之恩。他死後，三人將仇恨轉向新任上司陳繼盛身上，認為此人“不足與謀”。之後，三人聯合成同盟與上司進行軟對抗，消極怠工。為了穩定軍心，明廷採取“散其徒眾”的策略，將他們分散處置。三人被分配到登萊巡撫孫元化的帳前聽用。剛升任巡撫的孫元化對三人很信任，分別委以重任。

崇禎四年（1631年）八月，後金首領皇太極親率兩萬八旗騎兵圍攻關外大淩河城，遼東前鋒總兵官祖大壽困守城內。明朝政府多次派兵解圍未果，遂命孫元化遣登萊勁旅度海北上增援。孫元化對孔有德等人的思想問題並不瞭解，他認為孔有德有遼東背景，熟悉當地情況，便派孔有德率部從陸路增援大淩河城。

祖大壽是仇人袁崇煥的舊將，孔有德心不甘情不願地上路了。他一路上沿途觀望，磨磨蹭蹭，只等那邊大淩河城陷的消息一到，自己就返回登州覆命。

就這樣，孔有德率部走了兩三個月，直到十一月二十七日才走到河北吳橋縣。諷刺的是，大淩河城守軍因為糧草耗盡已經於三十天前投降

後金了，他還在增援的路上。而此時，孔有德的軍糧也已耗盡，又偏偏碰到了雨雪天氣，導致部隊給養不足、伙食跟不上，士兵們怨念滿腹。

新城一個叫王象春的鄉紳在吳橋縣有一片莊園，孔有德部隊路過時，軍中一個飢餓的士兵偷吃了王家莊園裡的一隻雞。結果，王象春的兒子大鬧軍營，要求孔有德嚴懲偷雞的士兵。孔有德只得執行軍紀，痛打肇事士兵並遊營示眾，以示懲戒。但王象春的兒子對這個處理結果並不滿意，要求孔有德以人命抵雞的命，殺掉偷雞的士兵。

王象春之子的無理要求徹底激怒了眾士兵，激發了譁變。憤怒的士兵一把大火燒了王象春的莊園，王象春之子逃跑，孔有德的軍隊闖下了大禍。

王氏一族是新城勢力最大的名門望族，王象春曾任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是東林黨干將，他在《東林點將錄》裡的稱號是：天損星，浪裡白條。他的堂兄王向乾更是兩任兵部尚書，在朝廷里人脈極廣且背景複雜。所以，王象春的兒子才敢如此驕狂悖理！

燒了王象春的莊園後，孔有德的軍隊沸騰得像一口燒滾了的油鍋。正當孔有德為得罪東林黨而坐立不安時，老戰友李九成

突然來了，為這口油鍋扔進了一粒火星。

原來，在孔有德北上增援之前，孫元化曾派李九成父子去塞外購買馬匹。結果李九成爺倆半路把買馬的銀子花完了，連個馬鞍子都沒買回來。他與兒子李應元商議：“今反亦死，不反亦死，不如一逞”。就這樣，李九成父子倆畏罪來到吳橋（孔有德與李九成在登州同為步兵參將，級別一樣）。

李九成父子來到吳橋第二天，趁孔有德醉酒之際，把他綁到演武場，然後召集軍隊開會。在會上，李九成“首倡反謀”，慷慨激昂地發表了一番“反明演說”，得到了眾兵士的響應。孔有德酒醒過來時，才發現木已成舟，只得舉兵發動叛亂。

崇禎四年十一月二十九，孔有德率軍從吳橋出發，倒戈殺向登州。

“文官貪財不要命，武將愛錢又怕死”是明末官場的一大特色，加上山東地方駐軍“承平日久，武備廢弛，略無鬥志”，孔李叛軍一路上勢如破竹，連克十幾個州縣，於二十三天後抵達登州城下。王象春一家老小，包括他兒子，也在新城城破時，盡被叛軍屠戮。

當時的山東地區有兩個巡撫：孫元化是登萊巡撫，管轄登州、萊州以及遼東沿海諸島。山東巡撫叫餘大成，轄山東其餘地區。兩位巡撫對孔李二人的叛亂力主“安撫”政策。明廷大臣也多主張“招安”，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登州是山東軍事重鎮，叛軍久攻不下。十二月底，孔有德與另一位老戰友耿仲明裡應外合，用“詐降”手段騙開了城門，登州失陷。

此役，叛軍俘獲舊兵6000人、援兵1000人、戰馬3000匹、餉銀11萬兩、紅夷大炮20餘門外加從外國引進的西洋火炮300多門。登州總兵張可大畏罪上吊，孫元化自殺未遂，孔有德念及舊情，將其放生。孫歷經千難逃回北京後，被崇禎下令斬首。

佔領登州後，孔有德效法山東歷史名人宋江，在城頭豎起一面大旗，上面寫著四個大字：“替天行道”。他一面引誘遼東沿海的諸島兵民加入，一面向四周積極擴張，兵鋒直指山東另一重鎮——萊州！

在萊州城下，明軍與叛軍較量了四個多月後，新上任的登萊巡撫謝鏈漸感不支，遂嚮明廷請求增派援軍。崇禎帝遣兵部侍郎劉宇烈調集援軍25000人外加6門紅夷大炮增援萊州。沒曾想劉宇烈不諳軍事，逐次向戰場投放兵力，犯了兵家大忌。

劉宇烈用弱旅運送紅夷大炮，結果半路被叛軍“截胡”，6門紅夷大炮一炮沒放，全都資敵了。大量輜重、火器全被叛軍掠去。劉宇烈的25000人，潰敗到只剩600餘人回到萊州。

兩軍對峙一直持續到崇禎五年（1632年）七月初十，孔有德再次祭出“詐降術”。登萊巡撫謝鏈和登州知府朱萬年出城招撫叛軍，剛到營門口，孔有德就下令將

朱萬年斬殺，並囚禁了謝鏈，之後也被李九成殺害。

朱萬年的死，讓明廷認識到”招撫政策“已經徹底無效了，不應該再對孔李二人抱有幻想。之後，明廷全力征調精兵，甚至從遼東前線抽調了2000戰鬥力強悍的關寧鐵騎兵參與平叛。

精兵一到，效果還是很顯著的。八月即解萊州之圍。九月初已兵臨登州城下。孔有德叛軍從戰略進攻被迫開始了艱難的守城之戰。明軍圍城一直持續到十二月份，叛軍糧草耗盡，據《明史》記載：“賊中乏食已久，殺人為糧，熬人為燭，朝不謀夕”。

在敗局已定，完全看不到希望的情況下，孔有德仍然不肯投降。多次試圖突破明軍的包圍圈，但都以失敗告終，李九成也在突圍的時候被一炮轟於馬下，一命嗚呼！

崇禎六年（1633年）二月，監軍太監高起潛在登州郊外的掛傍山築建了一座炮臺，開始用紅夷大炮炮轟登州城。孔有德無奈選擇讓城，乘船從海上逃走，負責掩護的耿仲明三天後逃跑。至此，孔李叛亂被平定。

孔有德和耿仲明突圍後，並沒有投降後金，而是在海上漫無目的地飄著。餘氣未消的崇禎帝下令務必要將這些叛軍全部消滅在海上，“

毋得一人還”。

就這樣，孔有德和耿仲明在海上被明軍圍追堵截了長達兩個月之久，兵越打越少。在筋疲力盡得情況下，孔有德下令船隊駛向鴨綠江出海口——歸降後金。

叛亂雖然被平息了，但對於明王朝和後金政權來說，吳橋兵變

的影響才剛剛開始

第一，這起叛亂中，有七名朝廷官員被殺，其中巡撫級別的就有三人，沉重打擊了明政權的政治威望。山東各地在叛軍破城時被掠奪一空，萊州以東更是“殘破三百里，殺人十餘萬”。叛軍撤離登州時，留下的是“巷堆白骨，血染黃埃”，嚴重破壞了山東富饒的經濟生態鏈。

第二，孔有德、耿仲明歸降後金，對明朝和後金的影響，要比祖大壽、洪承疇深遠。得知孔、耿二人歸降，皇太極親率諸貝勒出盛京十里迎接，並使用女真人最隆重的“抱見禮”相待。皇太極之所以會如此重視，原因是孔、耿二人不光帶來了一支艦隊，還有後金最想要的紅夷大炮、西洋火器和匠人。這些東西都大大加強了後金的軍事攻擊力，助其在後期與明朝作戰時

無堅不摧。

而明朝損失的不僅是兵員、裝備的金錢，更重要的是科技上的優勢被縮小。而最重要的是，登萊局勢徹底糜爛不堪，山東腹地再無兵員可用，海上牽制力全無，使得後金可以肆無忌憚地在遼東用兵。

第三，這起兵變讓原本就性格乖戾的崇禎皇帝變得更加不可理喻，開始更加不相信臣工，頻繁進行人事調動，懲罰官員。使明末政壇產生了一股巨大的離心力，加速了明末割據勢力格局的形成，以至於地方總兵敢於公開對抗皇權和督撫。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明朝在海上圍剿孔有德和耿仲明時，還順帶逼反了尚可喜。吳三桂父子以代罪之身參與登州平叛，叛亂平定之後，吳三桂因功升任遼東總兵。崇禎十七年，吳三桂引清兵入關。順治六年，清廷為了表彰這些漢人的功勞，封孔有德封為定南王，耿仲明封靖南王，尚可喜封平南王，吳三桂封平西王。

吳橋那隻雞不但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也間接地為明末清初“三藩”政治軍事勢力集團登上歷史舞臺提供了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