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奧斯維辛集中營，火光沖天。第三帝國在東西兩線節節敗退，已是日暮西山，集中營的黨衛軍軍官們正在準備撤離，為了消滅犯罪的證據，納粹下令焚燬他們掠奪的財物，在行動最激烈的時候，平均每天有6000名猶太人被毒氣毒死併火化。
大火肆虐了數日之久。
被蘇聯軍隊解放後的奧斯威辛-比克瑙集中營的大門和鐵路，攝於1945年1月。
這個被稱為“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地方是一個佔地40平方公里的龐大建築群，其特點是詳實的記錄和殘酷的秩序。大屠殺的策劃者們以令人不寒而慄的效率精心策劃了驅逐、拘留、實驗、奴役和謀殺的全過程，從1940年到1945年，大約有110萬猶太人、波蘭人、吉普賽人、蘇聯戰俘等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被殺害。
現在，蘇聯軍隊正高奏凱歌，一路向西穿越被佔領的波蘭。蘇聯紅軍的到來意味著解放，意味著集中營的末日，但在謀殺最終停止之後，又發生了什麼?
死亡行軍
在集中營解放前的最後幾天，黨衛軍指揮官“疏散”了約56000名囚犯，其中大部分是猶太人。然而，離開奧斯維辛並不意味著苦難的結束。相反的是，黨衛軍命令他們的排成縱隊，在那個寒冷地冬天開始了一場死亡行軍。
起初，囚犯們步行前進，缺衣少食，負責監視的警察會射殺那些落後或試圖逃跑的人。最終，他們被用敞篷火車運回德國。多達15000名前難民營成員在這場行軍中死亡。
美國大屠殺紀念館教育研究所的高級項目策劃人、前博物館永久藏品總策展人史蒂文·勒克特說：“這些囚犯被分散在剩下的營地中。”......“納粹想繼續利用這些囚犯從事強迫勞動。”
困惑的蘇聯解放者
目光回到奧斯維辛，據估計那裡還有9000名囚犯，只有幾個黨衛軍看守著他們。大多數囚犯已經病得不能行動。沒有食物，沒有水，沒有醫療，囚犯們被留在那裡等死。
黨衛軍在最後的行動中，放火焚燒了大量的集中營文件，這是他們為隱藏證據所做的最後努力。“他們明白自己犯下的罪行有多麼嚴重”，勒克特說。
1月下旬，一種超現實的寂靜降臨在奧斯維辛，那是一段充滿困惑和痛苦的時期。
隨後，蘇聯偵察兵闖入了奧斯威辛-比克瑙。解放者本來並沒有打算去集中營——雖然蘇聯領導人約瑟夫·斯大林在與其他盟國領導人的情報交流中獲悉過它的存在，但當時的紅軍指揮官卻沒聽過這個地方。
“從軍事角度看，它沒有任何軍事或經濟價值，”蘇聯退役將軍瓦西里•佩欽科多年後對美聯社表示。
此前的1944年7月，蘇聯解放了馬達涅克——一個納粹集中營和滅絕營。在那裡，他們發現了一個工作營地，在納粹匆忙撤離的過程中只被部分摧毀。這是盟軍第一次解放集中營，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盟軍將會遇到更多的集中營，因為德國軍隊正從東西兩側被擠回柏林。
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兒童倖存者在1945年2月向一名蘇聯攝影師展示了他們帶有編號的手臂
當蘇聯偵察兵，接著是軍隊，到達奧斯維辛集中營時，囚犯們用淚水和擁抱迎接他們。蘇聯戰俘安娜·波爾什奇科娃，後來回憶起第一批到來士兵的粗暴和困惑：
“你在這兒幹什麼?”他們不友好地問道。
我們很困惑，不知道該說什麼。我們看上去除了可憐還是可憐，所以他們讓步了，又用更溫和的語氣又問了一遍。
“那邊是什麼?”他們指著北方說。
“還有集中營。”
“除此之外呢?”
“也是一個營地。”
“在營地那邊呢?”
“在森林那邊，是火葬場，火葬場那邊是什麼，我們就不知道了。”
艱難的救治
第一批到達的蘇聯軍隊向其他目標機繼續前進，紅軍很快佔領了全部營地，在現場建立了野戰醫院。波蘭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志願醫生、護士和護理人員，他們幾個月前剛剛參加了華沙起義——也參與了救治行動。
“當時的情況非常危急，”組織救治小組的醫生約瑟夫·貝勒特回憶說。“我們幾乎無法提供最緊急的醫療就助。”
救治開始時，他們看到屍體散落在火化坑周圍，這些火化坑是黨衛軍摧毀奧斯威辛-比克瑙火葬場後臨時使用的；人的糞便和骨灰到處都是。倖存者遭受著營養不良、褥瘡、凍傷、壞疽、斑疹傷寒、肺結核和其他疾病的折磨。儘管黨衛軍曾試圖銷燬所有大屠殺的證據，但他們留下了巨大的儲藏室，裡面裝滿了鞋子、盤子、手提箱和人的頭髮。“當時情況一片混亂，”大屠殺歷史學家喬納森·赫納說道。
紅十字會的工作人員和當地的志願者們會盡其所能地滿足倖存者的需求。他們給病人看病，給他們身份證明文件和衣服，併發送了7000多封信件來幫助倖存者找到世界各地的家人和朋友。
紅十字會勤務人員塔德烏什·庫辛斯基回憶說：“有些病人沒有意識到他們現在是自由人。4500名病人中至少有500人死亡，其中許多人死於再進食綜合症或缺乏衛生設施。
那些可以離開的人則是自己或以小團體形式離開。“人們擔心德國人會再回來，這對我們來說意味著死亡，”猶太青少年奧托·克萊恩說。他和孿生兄弟芬蘭克一起，在臭名昭著的納粹醫生約瑟夫·門格爾的醫學實驗中倖存下來。克萊恩一家和其他一行共36個人一起前往克拉科夫，其中大部分是雙胞胎，他們最終徒步離開了波蘭。
並不是每個人都選擇離開，一些人繼續留在營地幫助其他人，其中包括90名前囚犯，他們為蘇聯和紅十字會醫院提供了重要的幫助。
從死亡集中營到歷史紀念地
奧斯維辛已經解放了，但戰爭仍在進行。
營地仍然是一所監獄，只不過這一次關押的是成千上萬的德國戰俘。蘇聯人強迫他們做苦力，與最初的黨衛軍如出一轍。德國戰俘拆除了兵營和附近的合成橡膠工廠——成千上萬的囚犯曾被迫在那裡勞動。
赫納說：“一些營房被當地需要木材的居民簡單地拆除了。”儘管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他內心深處對此感到惋惜，但他還是說，“在那個極度貧困和匱乏的時期，這是可以理解的。”
在集中營解放後的幾個月裡，許多曾經的囚犯回來尋找家人和朋友，其中一些人自此留了下來。
奧斯維辛二號營大門，攝於1959年
赫納解釋說：“這個地方最早的管理者是以前的囚犯。”他在《奧斯維辛、波蘭和政治紀念：1945-1979》一書中，講述了奧斯維辛集中營是如何從一個運作中的死亡集中營變成一個紀念地的故事。他們中的大多數是波蘭政治犯，沒有人有博物館或歷史保護的經驗。但即使在監禁期間，他們也決定要保留奧斯維辛。
奧斯威辛集中營倖存者卡齊米爾茲·斯莫倫寫道：“我們不知道自己能否倖存下來，但確實有人提過紀念地的事。”......“只是不知道它會採用什麼形式。”
戰爭結束後，斯莫倫回到奧斯威辛集中營，因為他想向全世界講述在那裡發生的恐怖事件，他後來將自己的歸來和35年的任奧斯威辛-比克瑙國家博物館館長的經歷描述為“某種形式的犧牲、生存的義務”。
對於斯莫倫和其他決心保護奧斯威辛集中營的人來說，這裡既是一個巨大的墓地，也是納粹戰爭罪行的重要證據。但對某些人來說，這是一個繼續掠奪的地方。儘管有一個包括前囚犯在內的護衛隊保衛集中營，偷盜者們還是偷走了不少文物，並在灰坑裡搜尋金牙和其他貴重物品。
歷史學家詹·托馬茲·格羅斯和艾琳娜·格魯津斯卡·格羅斯寫道：“戰後的許多年裡，拾荒者，當時被稱為‘挖掘者’，在波蘭所有納粹滅絕集中營的灰燼中搜尋，尋找被納粹遺漏的珠寶和金牙。”。
赫納說，對於早期博物館工作人員中有多少是猶太人，以及他們為什麼回到奧斯威辛集中營這個問題，沒有一個全面的答案。“波蘭在戰後對猶太人不友好，但還是有成千上萬猶太人返回波蘭並留了下來。”儘管反猶太主義在如基爾切大屠殺（42名猶太人因被指控在當地綁架而被市民屠殺）的暴力事件中死灰復燃，他們還是這樣做了。
其他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倖存下來的猶太人在解放後逃離了波蘭，分散在世界各地或移居到英屬巴勒斯坦。
博物館的工作人員住在以前的黨衛軍辦公室裡，做了從基本保護工作到展覽設計的所有工作。他們驅趕搶掠者，充當數十萬湧向營地的遊客的臨時導遊，並盡力保護營地的一切。
儘管缺乏現代化的保存手段，但為保護奧斯威辛集中營而戰的前囚犯們還是成功了。在4萬多個納粹系行遺址中，這個最臭名昭著的一個將被傳之後世。
Arbeit Macht Frei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當遊客們從奧斯維辛標誌性的標記“勞動使人自由”（德語：Arbeit Macht Frei）下走進集中營時，他們所看到的建築與大屠殺時期的建築別無二樣。這些建築無聲地訴說著納粹的罪行，讓前來的遊客們淚流滿面。
現在，奧斯維辛擁有最先進的文物保存實驗室，和大量的珍貴檔案。去年，230萬人參觀了紀念館，340名導遊用20種不同的語言為遊客講解。
奧斯維辛集中營的解放不是結束，而是保存並記住歷史這一艱鉅任務的開始，這個任務時至今日仍在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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