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读《三国志》的人，都会发出这样一个感慨，怎么江东的人才这么多？！不仅多，而且还呈现一个特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刚死了一批，又来了一批，层出不穷！
据历代史家分析，有三个原因：
其一，孙策着意延揽英豪，而且致力于人才格局的多元化发展。
对于孙策，三国志记载是：“猛锐冠世，览奇取异，志陵中夏。”意思是孙策这个人不仅勇猛，还有帝王之术。简单的说，对于广大的人才，他不仅有挖掘、统御的能力，更有包容、协调的能力！言不尽意，举例说明！
譬如蒋钦，史载其“折节好学，耽悦书传”，董袭是“耻于雕虫，不问小节”，吕范是“溺于琐细，正直严厉”。统观这三个人的性格和习惯，可谓“大相径庭”。要是搁到今天的哪个单位去共事，时间短了无所谓，还能互相忍让，加以敷衍。日子长了，非打起来不可！
但是在孙策的治下，不仅相安无事，还能同心同德、精诚合作。
那么，孙策是如何做到的？他使用的是“任长”之术，何为“任长”？《反经》有云：“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
他经常以此术谕下，就是想让他手下的弟兄都明白“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
比方，在蔣钦施用计谋、攻城掠地之时，他就会令董袭、吕范从旁观测，教育他们，你看看人家是怎么克敌制胜的？！
因为人家博览群书，经验丰富。在董袭折节下士、与人建交之时，孙策也会拿这个来教育蔣钦、吕范，你看看人家为何人缘那么好，因为人家善于沟通，而且不拘小节！吕范在审理案件、判决官司的时候，孙策也会说两句，你看吕范的治下，很少有冤假错案，就是因为人家执法严明、刚正不阿！
久而久之，这三个人就会互相敬佩。各自认为对方有一套！
由是可知，孙策能奠定江东霸业，绝非幸致。如果没有孙策，孙权就没有招揽人才的底牌！
其二，孙权不拘一格、不看门第、不计仇怨的用人艺术，使得东吴集团英才辈出，远胜西蜀，直追曹魏。
何以见得？不妨列举数例，步骘号称“种瓜自给”,徐盛是“乱世流民”，阚泽“家世务农”,张梁“未有知名”，对于这些“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人，孙权都毫不嫌弃，给于重任。
最难得的是，对于“两代世仇”的刘基，“敌国来降”的潘濬,“耻为人下”的朱桓，“嗜酒如命”的胡综，孙权也能各授其职，量才录用。
孙权继位之初，还不到弱冠之年，但其胸怀之宽广、目光之独到、手段之老辣，不亚于一个五六十岁的政治家，真是让人瞠目结舌！
陈寿评价他说：“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这是恰如其分的。
其三，士族公议制和淮泗将军领兵制为东吴的人才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政治学家亨廷顿说，衡量一个制度的优劣，要看其能在多大程度上包容、吸纳甚至同化其他社会集团。
孙氏家族作为一个外来家族，为了在当地长治久安，不得不与流亡北士和淮泗将领进行政治妥协。士族公议制和淮泗将军领兵制由此应运而生！
这套制度虽然是政治妥协的产物，但是客观上促进了东吴人才队伍的壮大、人才素质的提升。
这套制度强迫孙氏家族必须构建一个“有限政府”。其利有二，一是在内政和外交上，必须听凭世家大族公议，在军事行动上，必须受淮泗将领的节制。君王自己不能任意妄为。虽然世家大族和淮泗将领也绝非善类，但是“众人计长，一人计短”，它也使得东吴政府的各项决策进入相对合理的范围。
二是拓展了江东其他政治团体参政议政的渠道。在士族公议制和淮泗将军领兵制的作用下，官员选拔权和任命权不单一的掌握在君王手里。如果说只有君王才能“口衔天宪，独霸坤罡”，那这个政体就僵化了。黄宗羲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以为是，而公其是非于学校。”圣人也说：“天下大器也，群生重蓄也。器大不可以独理，蓄重不可以自守。”可见专权独断之害。
在江东的早期或者中期，君王并不能“专权独断”。你只要跟江东的九大家族沾亲带故，或者你是他们的宾客、幕僚，你就有机会通过激烈的竞争，最终参与军国大事的决策！
蔚为奇观的是，在江东参政议政，秉持的是“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原则，对年龄没有限制。所以即使在孙权执政中期，依旧涌现了不少少年英杰。陆逊21岁、朱然19岁、顾谭22岁。就这岁数，搁到现在，大学还没毕业。但他们在当时已经参与到政治实践当中，几经摸爬滚打之后，卓然成家！
当然，成于斯者毁于斯！江东人才济济，固然是由于孙氏兄弟的英明远略和良好的制度。其凋零破败，也是由于孙氏的昏聩和制度的败坏。到了晚年，孙权变得多疑、嗜血、残暴，张昭、陆逊等等栋梁之才，皆为其所害，这是自毁长城。
《三国志》记载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更有甚者，随着他个人野心的膨胀，士族公议制和淮泗将军领兵制也被推翻，东吴政坛日渐萧条。
不过即令如此，孙氏一门纵横江表数十年的辉煌依旧令人啧啧称羡、赞叹不已。今特为诗以赞：“伯符强明号枭雄，委任才智拓江东。仲谋年少承国祚，克绍箕裘志业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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