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躍過汀江”的前夜—尋訪1929年紅四軍渡過汀江的歷史印跡
“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灑向人間都是怨，一枕黃梁再現。紅旗躍過汀江，直下龍巖上杭。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毛澤東膾炙人口的《清平樂·蔣桂戰爭》早已成為歷史永恆的經典之作。然而，時至今日，絕大多數讀者對於“紅旗躍過汀江”的真實場景，尤其是很多細節活動卻茫然無知。
春光瀲灩，江流逶迤。89年後的明媚春天，筆者專程來到1929年5月20日（農曆4月12日）朱德、毛澤東率領紅四軍第二次入閩橫渡汀江的渡口———長汀縣濯田鎮水口村一帶，尋訪當年紅軍渡江的知情人。在鄉親們平淡深遠的回憶訴說中，驀然可見紅旗飄揚、人聲鼎沸、戰馬嘶鳴，那些隱藏在歲月風雨之中的真實場景依稀再現。
紅四軍送給“恆德堂”一套茶具
古稀之年的原長汀縣衛生局局長藍通文出生於中醫世家，其祖父藍林順、父親藍華森(乳名河水生)都是當地名醫，在水口碼頭開設“恆德堂”藥局坐診。大伯藍福森早年也學醫，後來開店做京果米糧生意，也是當地有影響的店老闆。1929年，藍通文的父親24歲，大伯30出頭，祖父年滿60。春夏之交，紅四軍的到來，“恆德堂”意想不到地被賦予特殊的歷史使命。對於父輩們口耳相傳的紅軍故事，藍通文至今記憶猶新。
“水口自古以來就是汀江航道上的大碼頭，各種店鋪林立，客商人來人往。運輸貨物的船隻佈滿江面，非常繁華熱鬧。水口墟場也叫‘米行壩’，1958年大鍊鋼鐵以前，這裡一直都是大樹成蔭，各地運來的米穀在此交易後，裝船運輸到各地。1927年至1928年間，不斷有從廣東來的散兵流落在水口，棲身在碼頭的天后宮、財神廟裡。他們沒有穿軍裝、扛槍支，為了生計開始在水口做買賣。每逢農曆四、九的墟日，還有從江西來的‘線客子’挑著貨郎攤賣針頭線腦。聽父親說，紅軍過汀江的前一、兩墟（一墟相隔5天），水口街上就陸續多了許多平時沒見過的陌生人，出入各家店鋪。後來猜想他們可能是紅軍的便衣偵察兵。原先三洲民團戴團長有一個排的團丁在碼頭收稅，早在5天前就撤走了。”
“渡江的前一天，水口碼頭的所有店鋪都關門了。上午時分，聽到有人拍恆德堂的店門。祖父和父親打開店門，看到一個書生模樣的高個子，帶著幾個穿軍裝和便衣的人站在外面，其中兩個紅軍挑著擔子，有一副擔子是竹編的書箱，裝著很多書，父親對此印象特別深刻。祖父把客人迎進門，吩咐父親把客人安頓在後院的藥寮裡。藥寮有60多平方米，一邊是碾槽、鍘凳、炒藥鍋灶和中草藥材，另一邊是茅房，方便起居又相對安靜。紅軍派出哨兵站崗，把藥店門板卸下搭了幾個簡易床鋪，他們一住下，就有很多紅軍指戰員進進出出。當天中午，來到恆德堂的紅軍自己動手在藥寮裡做了一頓飯吃，晚飯是從其他地方做好送來的。”
“恆德堂藥局前店後居，加上藥寮，前後有三進。總面積不大，經過幾代人的苦心經營小有名氣。父親說，1929年前後生意特別好做。事實上紅軍要來的消息早就傳開了，因為不明真相，有錢的大戶人家幾乎都走光了。附近濯田鎮上的大藥店老闆吳東子、全福堂藥店黃老闆早早關店外出躲避；水口墟場的江西樟樹藥幫也關店撤走了。紅軍渡江前夕，長汀革命先驅張赤男領導的汀南暴動赤衛隊沿途接應。客家人重視宗族、親戚關係，我們家是本地人，有地方宗族勢力關照。我的母親謝三三和張赤男是姑表兄妹，事先肯定有過溝通，祖父和父親才敢守在藥店。競爭對象少了，所以生意特別好。”
“紅軍的醫官來到恆德堂，買走了店裡所有的刀槍傷藥。當時西藥奇缺，只有中成藥。恆德堂的幾臺藥碾子晝夜不停，把整籮整筐的中草藥材碾成藥粉藥末，有的做成口服的丸散，有的做成各種敷貼的藥膏。因為人少不夠，家裡還請了很多親友幫忙。那幾天把大家都忙壞了，紅軍需要的藥品量大，給出的藥品價錢很優惠。父親是店裡的掌櫃，白天忙裡忙外，進料補貨差遣調度人手，夜深人靜的時候還要記賬，第二天把工錢及時付給來幫忙的親友和工人。”
“紅軍大部隊順利過江後，留下了善後工作人員負責還款還物。恆德堂積極配合紅軍制作急用藥品，得到了紅軍將領的讚許。一位叫‘章先生’的紅軍幹部送給恆德堂一套青花瓷的茶具，這套茶具上個世紀50、60年代我還用過。父親說，章先生是外省口音，穿便衣，平時沒見他帶槍。紅四軍過江後，章先生返回留在水口做生意，後來一直頻繁來往於潮汕、汀州、贛州之間。有時章先生不在水口，潮汕客商帶來的貨款現大洋就寄在恆德堂代管，說明恆德堂是可靠的中轉站。長輩們猜測他是紅軍的地下交通員，專門為紅軍籌集軍費。”水口藍氏宗親理事會會長、退休老師藍其發介紹，老一輩的水口人津津樂道。紅軍過江之前，毛澤東等人曾在恆德堂住過一晚，和藍家人相談甚歡。第二天走後留下一把銅茶壺送給恆德堂。年深月久，易碎的瓷器茶具早已不知去向，那把紅軍留下的銅茶壺雖然陳舊不堪，恆德堂的後人卻至今視如拱璧。
毛澤東在碼頭客店召開座談會
關於銅茶壺是否毛澤東親自贈送，雖然民間傳聞言之鑿鑿，藍通文謹慎地說父輩們沒有明確的說法，但茶壺和茶盤肯定都是紅四軍送的。上個世紀60年代，少年藍通文讀書放假回家，花甲之年的大伯藍福森多次講述過和毛澤東之間的淵源。
“我記得很清楚，大伯對我說他和毛澤東同年出生，他為紅軍做了不少事。大伯肯定地說紅軍在水口過江，前後持續了三天。他在碼頭街上開店，但平時住在坪嶺，距離碼頭有2里路。那天聽說有部隊來了，擔心店鋪和家人的安全，匆匆忙忙從坪嶺趕到碼頭。當時碼頭上過渡的一條小木船還停在岸邊，但艄公受三洲戴團長部隊的管制，沒有命令不準開。在恆德堂藥店，因為紅軍洽談購買藥品。父親要照看藥店的生意，祖父就專門讓大伯隨時聽從紅軍的調遣。長輩們起初都不知道住在藥寮裡的紅軍大官就是毛澤東，後來聽章先生說了才恍然大悟。”
“大伯說紅軍很神奇，他們手裡有一份名單，上面寫著水口碼頭所有商鋪旅館老闆的行號和姓名。午飯後，毛澤東讓大伯按照名單把各個商家老闆請到碼頭藍坤子老闆的旅館裡開會。藍坤子是水口的頭面人物，旅館是座有上、下廳和左右橫屋的大宅院，面積很大。大伯把名單上20多位老闆請到了旅館，由毛澤東主持和大家開座談會。這個會開了兩個多鐘頭，毛澤東在會上宣講共產黨和紅軍的政策主張，希望在座的老闆們積極配合紅軍搞好後勤軍需補給，支持紅軍為窮人打天下。毛澤東特別強調說，將來革命成功了，他一定會挨家挨戶來拜謝大家。大伯邊講邊指著牆上的毛澤東畫像對我說，現在家家戶戶都有毛主席像，他說到也做到了。這個細節我印象特別深。”
“開會的時候，毛澤東還交代大伯幫助紅軍請挑夫。紅四軍在水口採購、募集了大量布匹、食鹽、糧油、藥品等物資，需要很多民夫幫助挑運。按照紅軍的指示，大伯每家每戶去做工作。大伯讀過私塾有文化，長年做生意交遊四方，在當地還是有一定威望的。聽說給紅軍挑擔有發大洋，水口一帶的青壯年來了30來個人。不過也有一些挑夫的家屬埋怨大伯，以為大伯是為紅軍‘抓壯丁’的。直到這些挑夫把紅軍物資安全運送到連城新泉鎮，幾天後帶著紅軍發的大洋回到家裡，挑夫的家屬們這才相信大伯沒騙人。在這些支前的挑夫中，也有一部分沒有返回家鄉，直接在新泉參加紅四軍，跟隨部隊轉戰八方，後來大部分犧牲，個別也成為開國將校。對於那些參軍犧牲的紅軍挑夫，大伯終生難以釋懷。”
買賣公平的紅四軍將士
民國時期的水口碼頭上，剃頭店、裁縫店、京果店、鼓樂隊、泥水店、木匠店、篾匠店、藥店、布行、米糧行比比皆是。在一個特殊的歷史節點，這些普通的買賣人和“朱毛紅軍”不期而遇，發生了一次畢生難忘的歡喜交集。
“聽父親說，紅四軍的尖兵部隊大約有一個連的兵力提前一天到達水口。祖父一再交代全家十幾口人待在家裡，不要亂跑。紅軍尖兵連一到，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在碼頭街上荷槍實彈站崗警戒。第二天陸續有幾千人的大部隊來到水口，部隊人數眾多，分散駐紮在水口的米行壩、坪嶺的大草坪，還有藍萬昌等大戶人家的屋院，還有的駐紮在水口周邊的村莊。大部隊到來之前，沒有下雨，江水比較淺緩，紅軍的尖兵部隊有的坐小渡船過江，水性好的武裝泅渡到了河東，控制了河東的主要制高點。因為突然下大雨，河西的紅軍指戰員有的在碼頭沿街上店鋪的屋簷下休息，熱情地和過往群眾打招呼、聊天。紅軍宣傳隊員冒雨走上街頭搞宣傳、貼布告，寫了很多標語：“士兵不打士兵，窮人不打窮人”“國民黨投降帝國主義是賣國的交易所”等等，宣傳共產黨和紅軍的性質宗旨、政策主張。因為人多，紅軍大部隊分散到水口的各家各戶借群眾的鍋灶做飯。打前站的紅軍人員事先在每戶人家門牆上畫有符號標記，各個分隊的紅軍按照標記定點用餐，秩序非常正規。”
“紅四軍部隊到達水口前後，張赤男領導的地下黨組織和工農暴動隊伍，一直在幫助紅軍做事，動員各家各戶礱谷篩米，為紅軍將士灌裝米袋。大伯生前說過，紅軍部隊講政策，徵歸徵、捐歸捐、買歸買。在碼頭各個商行店鋪購物明碼實價，水口群眾都說紅軍公平買賣，這樣的部隊世上少有。恆德堂有個豁嘴的老鄰居鄧先生，小名叫‘缺佬’，是濯田連湖人，在水口碼頭開香燭店。因為鄧先生書法好，大伯出面請他幫助紅軍寫宣傳標語。早先水口‘鄉公所’等沿街大屋的牆壁上都有很多石灰水、硃砂水寫的紅軍標語。我小時候還見過‘紅軍萬歲’‘打土豪分田地’等標語。可惜現在房子倒了，標語也沒了。”
“恆德堂左邊有一家裁縫店，店老闆是濯田人，姓王，我從小叫他‘文生公公’。文生公公生前也常講，他店裡當年有十幾臺縫紉機，紅軍來到水口，很多紅軍將士把破的衣服和米袋拿到店裡縫補。補好後，每個紅軍都會主動給他留下幾個銅板作為工錢。恆德堂對面有家米糧行，老闆也姓藍，紅軍在米行買了很多大米，都按照行情價付賬，分文不少。紅軍來的前兩天，正好是水口的民俗節日‘打醮’，家家戶戶還有不少糖糕、燈盞糕。有些膽子大的村民把這些風味小吃提到街上，不一會兒就被紅軍用銅板買完了。紅軍公平買賣，態度和藹，水口的老百姓印象深刻，至今傳為佳話。”
積極擁軍支前的“藍氏一門”
水口的牛欄地是世界藍氏公認的發祥地，藍氏在水口、藍坊一帶人丁興旺，人才輩出，後裔遠播海內外。“朱毛紅軍”鐵流滾滾來到水口，讓眾多的藍氏族人慨然走進了彪炳史冊的重大軍事活動之中。藍通文雖已遷居廈門，但對故鄉卻始終念念不忘。
“我從小就聽父輩說，紅軍過江時，除了大伯藍福森之外，我們藍氏宗親藍元直、藍和鳴、藍永昌三個長輩表現特別積極。在地下黨組織的動員下，參加擁軍支前工作的當地群眾人數很多，但是大家唯獨對這三個牽頭人印象極深。藍元直出生於1881年，是清末鳳毛麟角的大學生。他在長汀南部、武平北部一帶許多國民學校擔任過校長，德高望重，門下學生無數，張赤男和劉亞樓都是他的得意弟子。劉亞樓上將1951年秋曾專程到水口，登門拜謝恩師。父親說‘朱毛紅軍’過江的前前後後，元直先生非常忙碌，每天都有很多人找他辦事。大家猜測他不僅是張赤男的授業老師，甚至可能是張赤男的革命引路人。再者，客家人重文化敬先生，只有像他這樣的人才有能力、有魄力調度人手物資，協調方方面面的關係。至於元直先生本人是不是中共地下黨員，已經無從考證。晚年元直先生在恆德堂隔壁開店賣香燭，逢年過節義務為鄉親們寫對聯、寫家信，我經常纏著他給我講故事。”
筆者經過多方尋找，得到了藍永昌、藍和鳴二人有限的履歷資料。藍永昌，外號“亞胡叫化”，1910年出生於水口一個赤貧家庭。紅軍渡江時，19歲的藍永昌已經是張赤男領導的秘密農會成員。據藍永昌1976年8月間的回憶，紅軍到水口後，在碼頭召開了群眾大會，宣傳紅軍是窮人的軍隊，是保護工農利益的。會後，紅軍打開地主的穀倉分糧，窮苦農民歡欣雀躍。當時紅軍的服裝不統一，多數是染成灰色的粗洋布，隊伍中有少量的馬匹。紅軍的裝備也很差，一半人有槍，一半人還扛著梭標。1930年冬水口成立區蘇維埃政府，藍永昌因表現積極擔任了水口區蘇僱農工會主任。解放後擔任過原濯田公社副社長，中共黨員。
藍和鳴又名藍六子，1910年出生於貧農家庭。他是藍元直的子侄輩和學生，讀過幾年私塾，文化程度較高。藍和鳴於1929年參加少先隊，1931年參加紅軍，編入福建軍區獨立第7師第3團2連任文書。後抽調到紅軍第12軍受訓，期間加入共青團。隨即被調往寧（化）清（流）歸（化）新區開展工作。1933年調任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保衛局記錄員、預審員。1934年10月紅軍主力北上後，藍和鳴和妻子範順子一起隨福建省委機關和部隊堅持游擊戰爭，妻子擔任紅軍洗衣隊隊員。1935年初，夫妻先後在戰鬥中被敵衝散被俘，後由親友湊錢保釋回家。解放後先後擔任過南陳鄉鄉長、濯田區委副書記、縣手工業管理科副科長等職。1952年入黨，1978年去世。藍和鳴的哥哥藍星華參加紅軍，在長征途中犧牲。江風凜冽，軍旗飄揚，紅軍在千年古渡水口召喚了多少熱血兒女投身革命洪流。新中國成立後，除藍元直因年老賦閒外，藍永昌和藍和鳴等人相繼走上了鄉鎮領導幹部崗位，他們的人生座標在1929年的這天定準了一個嶄新的方位。
被歷史遺忘的擺渡船工
藍通文告訴筆者，其父一生倍感自豪，不僅因為恆德堂為紅軍出了力，還因為父親親眼見到了朱德和毛澤東兩個偉人：“父親說，當年紅軍扛著一面大紅旗，上面有‘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總司令部’字樣。紅軍隊伍大部分是湖南和江西口音的兵，將士個個氣宇軒昂，精神抖擻。軍旗下有個大官身材高大，打著綁腿，身背斗笠，在恆德堂藥店門口來回走動，穿梭在米行壩、區公所和碼頭之間，指揮部隊分批渡江。若干年後父親才知道這個人就是朱德。”
談到紅軍渡江的情景時，藍通文頗為遺憾地說：“這麼一件意義重大的歷史事件卻沒有詳細內容的記載，作為水口人真是慚愧。我父親和張赤男的父親張懷連、劉亞樓的養父劉德香都是知交好友，張懷連、劉德香每次來水口趕集赴墟，都是在恆德堂落腳吃住。聽父親和老一輩的水口人說，因為有張赤男領導的汀南暴動工農武裝接應，紅軍來的時候，水口一帶局勢很平靜，水口和附近地區的國民黨民團武裝都躲開了，紅軍過江時沒有打仗沒聽到響槍。否則一旦交火紅軍難免會有傷亡，說來這也是汀南地區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啊。”
“水口當時有兩家大的船幫，其中一家老闆是藍玉森，外號‘班牯二’。另一家老闆是藍生髮妹，外號‘樹頭’。他們手下都有二三十條船。我讀初中時，兩個老闆都還健在，常到恆德堂和一群老人閒聊。他們都講到那年下河做生意，從上杭回水口途中，船隊在羊牯碼頭被當地民團武裝攔截，扣留了好一段時間。過後才知道是因為水口有紅軍要過江，國民黨的地方民團接到命令不讓船隻上水口。還好紅軍在當地嚮導帶領下，在藍坊村找到了藍星朗（乳名馬北佬）兄弟藏在內河的一條木船，很快又找到了其他幾條木船。過江那天，正好發大水，江水暴漲，河面水流湍急。平時擺渡原本只要一個人一根船篙就行，當天擺渡每條船都有兩、三個船工，還把船槳也用上了。用船槳船身才不容易被大水衝偏，可以走直線到達對岸碼頭。”
1976年8月，64歲的老紅軍藍星朗在接受上級調查時講述：“我家過去有一條木船，我和大哥藍信寬經常幫僱主運輸木柴、穀米等貨物。我們不瞭解紅軍，看見有大部隊來，怕人和船被扣留，就把船從水口撐到藍坊的河岸邊停泊，人躲藏起來。水口當時沒有橋，紅軍過渡必須靠木船擺渡。紅軍派出很多人到處找船，在藍坊河邊發現了我家的船，看見紅軍上了自家的船，我們才不得不出來。紅軍對我們說：‘你們回來了就好，麻煩你們替我們撐船擺渡，會給你們工錢的。’我們兄弟倆半信半疑，把船撐回到水口碼頭。按照紅軍的安排，和其他船工一起把紅軍送過河。從上午十點來鍾一直到下午四點多鐘，我記得當時有八、九條船，每條船上有兩到三個船工。紅軍過江後，給我們每個船工發了一塊銀元。”
據藍星朗繼子藍自林介紹，藍星朗在擺渡送紅軍過江後，當天就回家告別親人，和同村的藍元保一起參加了紅四軍，隨部隊征戰八方。先後參加了三打龍巖、出擊東江和中央蘇區的歷次反“圍剿”戰役。後編入方誌敏等人領導的紅22軍，在江西黎川的一次戰鬥中全團只剩下12個人。藍星朗左大臂中彈負傷，經紅軍醫院的治療，組織動員其回鄉。途經連城時，遇到國民黨部隊的盤查，為防意外，把藏有紅軍二級傷殘證的斗笠扔進河裡，從此失去了身份證明，終生在家以務農、做豆腐賣為生，直到1994年84歲高齡時去世。
時至今日，我們費盡心力也難以找全當年為紅四軍擺渡的十幾名船工。年屆花甲的藍其發告訴我們，除藍坊村的藍星朗、藍信寬兄弟之外，其他還有水口的胡牛卵薯、藍袋佬二叔，以及露潭村的黃興發等人，其他船工姓名一概無從查找。恢宏的歷史篇章總會不經意間留下許多細節的遺憾，也許我們今天的尋訪顯得倉促而無奈，我們只能以內心的景仰和執著，告慰那些早已遠逝的先人，腳下的土地和後世的子孫沒有忘卻他們當年的壯舉。
綜合：文化龍巖 紅色文化週刊 王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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