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07 “红旗跃过汀江”的前夜—寻访1929年红四军渡过汀江的历史印迹

“红旗跃过汀江”的前夜—寻访1929年红四军渡过汀江的历史印迹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梁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毛泽东脍炙人口的《清平乐·蒋桂战争》早已成为历史永恒的经典之作。然而，时至今日，绝大多数读者对于“红旗跃过汀江”的真实场景，尤其是很多细节活动却茫然无知。

　　春光潋滟，江流逶迤。89年后的明媚春天，笔者专程来到1929年5月20日（农历4月12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第二次入闽横渡汀江的渡口———长汀县濯田镇水口村一带，寻访当年红军渡江的知情人。在乡亲们平淡深远的回忆诉说中，蓦然可见红旗飘扬、人声鼎沸、战马嘶鸣，那些隐藏在岁月风雨之中的真实场景依稀再现。

红四军送给“恒德堂”一套茶具

古稀之年的原长汀县卫生局局长蓝通文出生于中医世家，其祖父蓝林顺、父亲蓝华森(乳名河水生)都是当地名医，在水口码头开设“恒德堂”药局坐诊。大伯蓝福森早年也学医，后来开店做京果米粮生意，也是当地有影响的店老板。1929年，蓝通文的父亲24岁，大伯30出头，祖父年满60。春夏之交，红四军的到来，“恒德堂”意想不到地被赋予特殊的历史使命。对于父辈们口耳相传的红军故事，蓝通文至今记忆犹新。

“水口自古以来就是汀江航道上的大码头，各种店铺林立，客商人来人往。运输货物的船只布满江面，非常繁华热闹。水口墟场也叫‘米行坝’，1958年大炼钢铁以前，这里一直都是大树成荫，各地运来的米谷在此交易后，装船运输到各地。1927年至1928年间，不断有从广东来的散兵流落在水口，栖身在码头的天后宫、财神庙里。他们没有穿军装、扛枪支，为了生计开始在水口做买卖。每逢农历四、九的墟日，还有从江西来的‘线客子’挑着货郎摊卖针头线脑。听父亲说，红军过汀江的前一、两墟（一墟相隔5天），水口街上就陆续多了许多平时没见过的陌生人，出入各家店铺。后来猜想他们可能是红军的便衣侦察兵。原先三洲民团戴团长有一个排的团丁在码头收税，早在5天前就撤走了。”

“渡江的前一天，水口码头的所有店铺都关门了。上午时分，听到有人拍恒德堂的店门。祖父和父亲打开店门，看到一个书生模样的高个子，带着几个穿军装和便衣的人站在外面，其中两个红军挑着担子，有一副担子是竹编的书箱，装着很多书，父亲对此印象特别深刻。祖父把客人迎进门，吩咐父亲把客人安顿在后院的药寮里。药寮有60多平方米，一边是碾槽、铡凳、炒药锅灶和中草药材，另一边是茅房，方便起居又相对安静。红军派出哨兵站岗，把药店门板卸下搭了几个简易床铺，他们一住下，就有很多红军指战员进进出出。当天中午，来到恒德堂的红军自己动手在药寮里做了一顿饭吃，晚饭是从其他地方做好送来的。”

“恒德堂药局前店后居，加上药寮，前后有三进。总面积不大，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小有名气。父亲说，1929年前后生意特别好做。事实上红军要来的消息早就传开了，因为不明真相，有钱的大户人家几乎都走光了。附近濯田镇上的大药店老板吴东子、全福堂药店黄老板早早关店外出躲避；水口墟场的江西樟树药帮也关店撤走了。红军渡江前夕，长汀革命先驱张赤男领导的汀南暴动赤卫队沿途接应。客家人重视宗族、亲戚关系，我们家是本地人，有地方宗族势力关照。我的母亲谢三三和张赤男是姑表兄妹，事先肯定有过沟通，祖父和父亲才敢守在药店。竞争对象少了，所以生意特别好。”

“红军的医官来到恒德堂，买走了店里所有的刀枪伤药。当时西药奇缺，只有中成药。恒德堂的几台药碾子昼夜不停，把整箩整筐的中草药材碾成药粉药末，有的做成口服的丸散，有的做成各种敷贴的药膏。因为人少不够，家里还请了很多亲友帮忙。那几天把大家都忙坏了，红军需要的药品量大，给出的药品价钱很优惠。父亲是店里的掌柜，白天忙里忙外，进料补货差遣调度人手，夜深人静的时候还要记账，第二天把工钱及时付给来帮忙的亲友和工人。”

“红军大部队顺利过江后，留下了善后工作人员负责还款还物。恒德堂积极配合红军制作急用药品，得到了红军将领的赞许。一位叫‘章先生’的红军干部送给恒德堂一套青花瓷的茶具，这套茶具上个世纪50、60年代我还用过。父亲说，章先生是外省口音，穿便衣，平时没见他带枪。红四军过江后，章先生返回留在水口做生意，后来一直频繁来往于潮汕、汀州、赣州之间。有时章先生不在水口，潮汕客商带来的货款现大洋就寄在恒德堂代管，说明恒德堂是可靠的中转站。长辈们猜测他是红军的地下交通员，专门为红军筹集军费。”水口蓝氏宗亲理事会会长、退休老师蓝其发介绍，老一辈的水口人津津乐道。红军过江之前，毛泽东等人曾在恒德堂住过一晚，和蓝家人相谈甚欢。第二天走后留下一把铜茶壶送给恒德堂。年深月久，易碎的瓷器茶具早已不知去向，那把红军留下的铜茶壶虽然陈旧不堪，恒德堂的后人却至今视如拱璧。

毛泽东在码头客店召开座谈会

关于铜茶壶是否毛泽东亲自赠送，虽然民间传闻言之凿凿，蓝通文谨慎地说父辈们没有明确的说法，但茶壶和茶盘肯定都是红四军送的。上个世纪60年代，少年蓝通文读书放假回家，花甲之年的大伯蓝福森多次讲述过和毛泽东之间的渊源。

　　“我记得很清楚，大伯对我说他和毛泽东同年出生，他为红军做了不少事。大伯肯定地说红军在水口过江，前后持续了三天。他在码头街上开店，但平时住在坪岭，距离码头有2里路。那天听说有部队来了，担心店铺和家人的安全，匆匆忙忙从坪岭赶到码头。当时码头上过渡的一条小木船还停在岸边，但艄公受三洲戴团长部队的管制，没有命令不准开。在恒德堂药店，因为红军洽谈购买药品。父亲要照看药店的生意，祖父就专门让大伯随时听从红军的调遣。长辈们起初都不知道住在药寮里的红军大官就是毛泽东，后来听章先生说了才恍然大悟。”

　　“大伯说红军很神奇，他们手里有一份名单，上面写着水口码头所有商铺旅馆老板的行号和姓名。午饭后，毛泽东让大伯按照名单把各个商家老板请到码头蓝坤子老板的旅馆里开会。蓝坤子是水口的头面人物，旅馆是座有上、下厅和左右横屋的大宅院，面积很大。大伯把名单上20多位老板请到了旅馆，由毛泽东主持和大家开座谈会。这个会开了两个多钟头，毛泽东在会上宣讲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希望在座的老板们积极配合红军搞好后勤军需补给，支持红军为穷人打天下。毛泽东特别强调说，将来革命成功了，他一定会挨家挨户来拜谢大家。大伯边讲边指着墙上的毛泽东画像对我说，现在家家户户都有毛主席像，他说到也做到了。这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

　　“开会的时候，毛泽东还交代大伯帮助红军请挑夫。红四军在水口采购、募集了大量布匹、食盐、粮油、药品等物资，需要很多民夫帮助挑运。按照红军的指示，大伯每家每户去做工作。大伯读过私塾有文化，长年做生意交游四方，在当地还是有一定威望的。听说给红军挑担有发大洋，水口一带的青壮年来了30来个人。不过也有一些挑夫的家属埋怨大伯，以为大伯是为红军‘抓壮丁’的。直到这些挑夫把红军物资安全运送到连城新泉镇，几天后带着红军发的大洋回到家里，挑夫的家属们这才相信大伯没骗人。在这些支前的挑夫中，也有一部分没有返回家乡，直接在新泉参加红四军，跟随部队转战八方，后来大部分牺牲，个别也成为开国将校。对于那些参军牺牲的红军挑夫，大伯终生难以释怀。”

买卖公平的红四军将士

民国时期的水口码头上，剃头店、裁缝店、京果店、鼓乐队、泥水店、木匠店、篾匠店、药店、布行、米粮行比比皆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这些普通的买卖人和“朱毛红军”不期而遇，发生了一次毕生难忘的欢喜交集。

“听父亲说，红四军的尖兵部队大约有一个连的兵力提前一天到达水口。祖父一再交代全家十几口人待在家里，不要乱跑。红军尖兵连一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在码头街上荷枪实弹站岗警戒。第二天陆续有几千人的大部队来到水口，部队人数众多，分散驻扎在水口的米行坝、坪岭的大草坪，还有蓝万昌等大户人家的屋院，还有的驻扎在水口周边的村庄。大部队到来之前，没有下雨，江水比较浅缓，红军的尖兵部队有的坐小渡船过江，水性好的武装泅渡到了河东，控制了河东的主要制高点。因为突然下大雨，河西的红军指战员有的在码头沿街上店铺的屋檐下休息，热情地和过往群众打招呼、聊天。红军宣传队员冒雨走上街头搞宣传、贴布告，写了很多标语：“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是卖国的交易所”等等，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政策主张。因为人多，红军大部队分散到水口的各家各户借群众的锅灶做饭。打前站的红军人员事先在每户人家门墙上画有符号标记，各个分队的红军按照标记定点用餐，秩序非常正规。”

“红四军部队到达水口前后，张赤男领导的地下党组织和工农暴动队伍，一直在帮助红军做事，动员各家各户砻谷筛米，为红军将士灌装米袋。大伯生前说过，红军部队讲政策，征归征、捐归捐、买归买。在码头各个商行店铺购物明码实价，水口群众都说红军公平买卖，这样的部队世上少有。恒德堂有个豁嘴的老邻居邓先生，小名叫‘缺佬’，是濯田连湖人，在水口码头开香烛店。因为邓先生书法好，大伯出面请他帮助红军写宣传标语。早先水口‘乡公所’等沿街大屋的墙壁上都有很多石灰水、朱砂水写的红军标语。我小时候还见过‘红军万岁’‘打土豪分田地’等标语。可惜现在房子倒了，标语也没了。”

“恒德堂左边有一家裁缝店，店老板是濯田人，姓王，我从小叫他‘文生公公’。文生公公生前也常讲，他店里当年有十几台缝纫机，红军来到水口，很多红军将士把破的衣服和米袋拿到店里缝补。补好后，每个红军都会主动给他留下几个铜板作为工钱。恒德堂对面有家米粮行，老板也姓蓝，红军在米行买了很多大米，都按照行情价付账，分文不少。红军来的前两天，正好是水口的民俗节日‘打醮’，家家户户还有不少糖糕、灯盏糕。有些胆子大的村民把这些风味小吃提到街上，不一会儿就被红军用铜板买完了。红军公平买卖，态度和蔼，水口的老百姓印象深刻，至今传为佳话。”

　积极拥军支前的“蓝氏一门”

水口的牛栏地是世界蓝氏公认的发祥地，蓝氏在水口、蓝坊一带人丁兴旺，人才辈出，后裔远播海内外。“朱毛红军”铁流滚滚来到水口，让众多的蓝氏族人慨然走进了彪炳史册的重大军事活动之中。蓝通文虽已迁居厦门，但对故乡却始终念念不忘。

“我从小就听父辈说，红军过江时，除了大伯蓝福森之外，我们蓝氏宗亲蓝元直、蓝和鸣、蓝永昌三个长辈表现特别积极。在地下党组织的动员下，参加拥军支前工作的当地群众人数很多，但是大家唯独对这三个牵头人印象极深。蓝元直出生于1881年，是清末凤毛麟角的大学生。他在长汀南部、武平北部一带许多国民学校担任过校长，德高望重，门下学生无数，张赤男和刘亚楼都是他的得意弟子。刘亚楼上将1951年秋曾专程到水口，登门拜谢恩师。父亲说‘朱毛红军’过江的前前后后，元直先生非常忙碌，每天都有很多人找他办事。大家猜测他不仅是张赤男的授业老师，甚至可能是张赤男的革命引路人。再者，客家人重文化敬先生，只有像他这样的人才有能力、有魄力调度人手物资，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至于元直先生本人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员，已经无从考证。晚年元直先生在恒德堂隔壁开店卖香烛，逢年过节义务为乡亲们写对联、写家信，我经常缠着他给我讲故事。”

笔者经过多方寻找，得到了蓝永昌、蓝和鸣二人有限的履历资料。蓝永昌，外号“亚胡叫化”，1910年出生于水口一个赤贫家庭。红军渡江时，19岁的蓝永昌已经是张赤男领导的秘密农会成员。据蓝永昌1976年8月间的回忆，红军到水口后，在码头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保护工农利益的。会后，红军打开地主的谷仓分粮，穷苦农民欢欣雀跃。当时红军的服装不统一，多数是染成灰色的粗洋布，队伍中有少量的马匹。红军的装备也很差，一半人有枪，一半人还扛着梭标。1930年冬水口成立区苏维埃政府，蓝永昌因表现积极担任了水口区苏雇农工会主任。解放后担任过原濯田公社副社长，中共党员。

蓝和鸣又名蓝六子，1910年出生于贫农家庭。他是蓝元直的子侄辈和学生，读过几年私塾，文化程度较高。蓝和鸣于1929年参加少先队，1931年参加红军，编入福建军区独立第7师第3团2连任文书。后抽调到红军第12军受训，期间加入共青团。随即被调往宁（化）清（流）归（化）新区开展工作。1933年调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保卫局记录员、预审员。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北上后，蓝和鸣和妻子范顺子一起随福建省委机关和部队坚持游击战争，妻子担任红军洗衣队队员。1935年初，夫妻先后在战斗中被敌冲散被俘，后由亲友凑钱保释回家。解放后先后担任过南陈乡乡长、濯田区委副书记、县手工业管理科副科长等职。1952年入党，1978年去世。蓝和鸣的哥哥蓝星华参加红军，在长征途中牺牲。江风凛冽，军旗飘扬，红军在千年古渡水口召唤了多少热血儿女投身革命洪流。新中国成立后，除蓝元直因年老赋闲外，蓝永昌和蓝和鸣等人相继走上了乡镇领导干部岗位，他们的人生坐标在1929年的这天定准了一个崭新的方位。

被历史遗忘的摆渡船工

蓝通文告诉笔者，其父一生倍感自豪，不仅因为恒德堂为红军出了力，还因为父亲亲眼见到了朱德和毛泽东两个伟人：“父亲说，当年红军扛着一面大红旗，上面有‘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总司令部’字样。红军队伍大部分是湖南和江西口音的兵，将士个个气宇轩昂，精神抖擞。军旗下有个大官身材高大，打着绑腿，身背斗笠，在恒德堂药店门口来回走动，穿梭在米行坝、区公所和码头之间，指挥部队分批渡江。若干年后父亲才知道这个人就是朱德。”

谈到红军渡江的情景时，蓝通文颇为遗憾地说：“这么一件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却没有详细内容的记载，作为水口人真是惭愧。我父亲和张赤男的父亲张怀连、刘亚楼的养父刘德香都是知交好友，张怀连、刘德香每次来水口赶集赴墟，都是在恒德堂落脚吃住。听父亲和老一辈的水口人说，因为有张赤男领导的汀南暴动工农武装接应，红军来的时候，水口一带局势很平静，水口和附近地区的国民党民团武装都躲开了，红军过江时没有打仗没听到响枪。否则一旦交火红军难免会有伤亡，说来这也是汀南地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啊。”

“水口当时有两家大的船帮，其中一家老板是蓝玉森，外号‘班牯二’。另一家老板是蓝生发妹，外号‘树头’。他们手下都有二三十条船。我读初中时，两个老板都还健在，常到恒德堂和一群老人闲聊。他们都讲到那年下河做生意，从上杭回水口途中，船队在羊牯码头被当地民团武装拦截，扣留了好一段时间。过后才知道是因为水口有红军要过江，国民党的地方民团接到命令不让船只上水口。还好红军在当地向导带领下，在蓝坊村找到了蓝星朗（乳名马北佬）兄弟藏在内河的一条木船，很快又找到了其他几条木船。过江那天，正好发大水，江水暴涨，河面水流湍急。平时摆渡原本只要一个人一根船篙就行，当天摆渡每条船都有两、三个船工，还把船桨也用上了。用船桨船身才不容易被大水冲偏，可以走直线到达对岸码头。”

1976年8月，64岁的老红军蓝星朗在接受上级调查时讲述：“我家过去有一条木船，我和大哥蓝信宽经常帮雇主运输木柴、谷米等货物。我们不了解红军，看见有大部队来，怕人和船被扣留，就把船从水口撑到蓝坊的河岸边停泊，人躲藏起来。水口当时没有桥，红军过渡必须靠木船摆渡。红军派出很多人到处找船，在蓝坊河边发现了我家的船，看见红军上了自家的船，我们才不得不出来。红军对我们说：‘你们回来了就好，麻烦你们替我们撑船摆渡，会给你们工钱的。’我们兄弟俩半信半疑，把船撑回到水口码头。按照红军的安排，和其他船工一起把红军送过河。从上午十点来钟一直到下午四点多钟，我记得当时有八、九条船，每条船上有两到三个船工。红军过江后，给我们每个船工发了一块银元。”

据蓝星朗继子蓝自林介绍，蓝星朗在摆渡送红军过江后，当天就回家告别亲人，和同村的蓝元保一起参加了红四军，随部队征战八方。先后参加了三打龙岩、出击东江和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战役。后编入方志敏等人领导的红22军，在江西黎川的一次战斗中全团只剩下12个人。蓝星朗左大臂中弹负伤，经红军医院的治疗，组织动员其回乡。途经连城时，遇到国民党部队的盘查，为防意外，把藏有红军二级伤残证的斗笠扔进河里，从此失去了身份证明，终生在家以务农、做豆腐卖为生，直到1994年84岁高龄时去世。

时至今日，我们费尽心力也难以找全当年为红四军摆渡的十几名船工。年届花甲的蓝其发告诉我们，除蓝坊村的蓝星朗、蓝信宽兄弟之外，其他还有水口的胡牛卵薯、蓝袋佬二叔，以及露潭村的黄兴发等人，其他船工姓名一概无从查找。恢宏的历史篇章总会不经意间留下许多细节的遗憾，也许我们今天的寻访显得仓促而无奈，我们只能以内心的景仰和执着，告慰那些早已远逝的先人，脚下的土地和后世的子孙没有忘却他们当年的壮举。

综合：文化龙岩 红色文化周刊 王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