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78年，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征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從農村到城市，從試點到推廣，從經濟體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40年眾志成城，40年砥礪奮進，40年春風化雨，中國人民用雙手書寫了國家和民族發展的壯麗史詩。”
在這場深刻改變中國、深刻影響世界的偉大變革中，有多少波瀾壯闊的征程，有多少值得銘記的時刻？在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之聲踏著改革開放40週年的歷史軌跡，尋訪到很多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記錄他們的回憶、他們的思考、他們的展望。
回望歷史，是為了汲取繼續前行的力量。中國之聲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特別報道《見證》，今天推出《賈樟柯：它是我的時代，一直在吸引我》。
央廣網北京7月4日消息（記者郭靜 白傑戈 嶽旭輝）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報道，賈樟柯，1970年生於山西汾陽，1993年入讀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1995年開始電影編導工作至今，多次在威尼斯、戛納、柏林等國際電影節獲獎，被視作中國“第六代”導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職業生涯起起落落間，他的作品一直著力展現社會變遷中不同個體的命運和情感，被認為是“理解中國的一種特殊方式”。
“你要說‘見證者’，我確實比較合適，因為改革開放（開始那年）我8歲，到現在40年，我48歲，貫穿了我整個成長過程。作為一箇中國人，確實是在這個變革中生活的……”賈樟柯說。
刻骨銘心的飢餓感
1978年，賈樟柯8歲，上小學一年級。父親在縣城學校當語文老師，母親在糖業菸酒公司當售貨員。這是縣城裡一個標準的市民家庭，稱不上貧寒，可也不寬裕。
賈樟柯告訴記者：“記憶裡面最難忘的可能就是那個時候還有飢餓感。比如上小學一年級時，早上都是窩頭，那東西沒有熱量，所以一到第二堂課結束做完廣播體操，第三堂課就非常非常的餓！我覺得是刻骨銘心的飢餓的記憶。但是這種感覺到80年代初很快就消失了，突然這個社會活躍起來，因為改革開放包產到戶，對孩子來說首先就是白麵多了，能吃飽了。”
6歲的賈樟柯
“科幻般”的變革
一場巨大的變革悄然來臨，新名詞、新事物、新思想應接不暇。許多年後回想起來，賈樟柯用“科幻般”來形容：“上小學的時候，應該是1979年或者1980年，看了一個科教片，類似《祖國新貌》這種，介紹上海生產出了洗衣機，可以洗衣服還能甩幹。我覺得簡直是科幻電影！因為家裡頭媽媽還在用一個鋁盆、搓衣板兒、洗衣粉……那樣去洗衣服，怎麼想象有一個機器！哦，覺得那是一個非常遙不可及的、科幻一樣的未來。但是也就三四年的時間，洗衣機就鋪天蓋地，一般的市民家庭都買了洗衣機。”
“霹靂舞”高手
改革開放，不僅是政治經濟的變革，也包括思想意識和文化娛樂的解禁。賈樟柯曾陪母親一遍又一遍看重映的老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漸漸地，縣城電影院開始每三天上映一部新電影。1982年《少林寺》上映，他看了七遍。初中時，縣城有了錄像廳，兩角錢一張票就可以看一部香港武俠片的生活，賈樟柯一度沉醉其中。1987年美國歌舞片《霹靂舞》被引進，成為賈樟柯高中畢業前的最愛。
他說，自己看幾分鐘就完全被吸引了，覺得那種舞蹈真是跟自己的身體太融合了！看到太空步、機械舞，覺得非常奇妙！他很想跳，但是沒有人教，於是一遍一遍看，自學成才。之後他們成立了一個舞蹈隊叫“害蟲隊”，到處跳，拎著錄音機到處跑……
喜歡那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時代
賈樟柯的青春期在寫詩、踢足球和跳霹靂舞中度過。和所有剛剛從禁錮中走出的人一樣，他喜歡那個不安分、不知天高地厚的時代。
在賈樟柯看來，那個時代氛圍最好的就是讓每個人可以去想，可以去嘗試，不保守生活。那種不知天高地厚的內心狀態，不僅是他自己，很多人都有，他覺得社會需要這樣的狀態。
賈樟柯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不知天高地厚”，發生在高考落榜、經過一段迷茫，最終決定報考北京電影學院的時候。
據賈樟柯回憶：“我打電話到我父親的單位，跟他說我不想學美術了，我要準備考電影學院。我父親撂下電話，過了幾小時就來了（從汾陽到太原），看這孩子怎麼著了，‘這孩子是不是生病了’——那是1991、1992年的事了，那個時候在縣城裡面，一個孩子想從事電影工作，對於我們父母那一輩來說，他都不知道你哪兒來的這個想法！確實就是不知天高地厚……”
“沒有市場經濟，就沒有我們這些導演”
連考3年，23歲的小鎮青年賈樟柯終於進入北京電影學院。那是1993年，中國的電影行業已經不像他迷上電影的時候那樣火熱。
賈樟柯說，自己學電影的時候，其實是中國電影工業最難的時候。那時，傳統的電影院倒閉得很厲害。就汾陽而言，幾個電影院一個變成了賣傢俱的，一個變成了超市，整個縣城電影院就消失了。
不過變革中，也蘊含著前所未有的機會。
電影學院求學期間，賈樟柯和同學發起成立了“青年電影實驗小組”（前排右一為賈樟柯）
賈樟柯表示：“過去我們只有16個國營電影製片廠。電影是要用錢拍的，沒錢怎麼拍？但是，這個夢你開始做的時候，這個時代到來了，市場經濟的時代逐漸到來了！經濟的高度活躍，國力的增強，電影產業政策的開放……你可以拍電影啊，國家單位不投你，有私營企業啊！私營企業不投你，有第一批富起來的人幫你啊，是不是？我覺得這確實是一個時代的產物。這種個人的夢想、個人的想法、個人的願望，正好跟整個社會、整個國家的社會氛圍、經濟條件相吻合，我就變成了一個導演，拍到現在。所以我一直講，我覺得自己是市場經濟的產物，沒有市場經濟，就沒有我們這些導演。”
賈樟柯導演早期工作照
“我應該把我最切膚之痛的東西講出來”
賈樟柯原本最喜歡的是武俠，但1997年，當第一次拍電影的機會放在他面前，他選擇了自己熟悉的現實生活。後來他回憶說，中國社會當時正處在劇烈的變化裡，那個變化吸引著他：“因為我發現，在我的生活過程中、在我的生命裡面，特別是在70年代末開始的這場變革裡面，事實上有非常嚴肅的主題，需要用嚴肅的方法去表現它。什麼是嚴肅的方法呢？首先是誠實的生命體驗，它是紮根於個體的、實實在在的、切膚之痛的這樣一種生命體驗。我覺得我應該把我最切膚之痛的東西講出來！”
賈樟柯的鏡頭下，有大都市人造微縮景觀中打工、遊蕩、相愛、爭吵的農村青年，有即將廢棄的三線工廠快被遺忘的產業工人，有在海外自我放逐的曾經的煤老闆……有人說他專門拍底層人物、邊緣人群，他不認同，他說自己的努力恰恰相反，他拍的是普通中國人在時代變革中的獲得、失去和選擇。因為他最熟悉的是縣城、是城鄉交接部的生活，那裡與大都會不一樣，與農村也不一樣，銜接著那麼多的人口，是一個非常好的切入點，在銀幕上基本沒有。賈樟柯覺得自己應該去拍這個東西……
“我想寫失敗者，因為在一個激盪的年代，總有弄潮兒。但是對於大眾來講，總有一部分實現不了理想或是背離理想的人。我覺得就是（拍）普羅大眾在這個年代承受了什麼，他們的愛與希望是什麼……”賈樟柯告訴記者。
作為近20年來，國際電影節上最常見的中國面孔之一，賈樟柯向世界展示他眼中的中國，也觀察到世界看中國的眼光從過去看“想象中的中國”，變成了看“現實中的中國”。這些電影某種程度上讓人們能夠理解“中國正在發生什麼”，經過一個階段，逐漸理解“中國人在想什麼”。
“這40年有紮實的影像記錄”
從當初16家國營電影製片廠，到今天2000家民營電影公司；從沒有票房統計，到全球票房第二，中國電影40年間走過低谷，又迸發生機。2018年一季度，中國電影市場創造200億元的票房，創下了全球單一國家季度票房最高紀錄，首次成為世界第一。這個“第一”，即使不代表質量和影響力，但至少體現了豐富和活力。
賈樟柯認為，可貴之處在於，包括他在內的很多導演，恰好是在這變革40年擁有了拍攝電影的機會，這麼多導演一起，同步把這40年的變化、心路歷程，通過電影的方法留了下來。多少年之後，人們是有跡可循的。這些豐富的影像留給後人，留給民族，這40年有紮實的影像記錄。
賈樟柯導演接受央廣記者郭靜採訪
見證者說
賈樟柯：因為我們這40年始終是激盪的，始終是不平靜的，它一直席捲到今天，所以我沒有停下來，從第一部電影，一直到最新的《江湖兒女》，背景都是這個變革。因為它是我的時代，我沒有選擇！它一直還在吸引我，目不轉睛地感受變革中的自我。每一個好的時代，都是能給人夢想、成就人夢想的時代，激發起人們對自我的想象力，能讓你成為你想成為的人，這就是一個好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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