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末诸番作乱，五国十代并立，武将造反之事比比皆是，到宋初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一举结束了五代乱象，武将的权利愈发壮大。宋太祖建立宋朝以后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怎样去解决武将归属问题，于是有了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事件。
“杯酒释兵权”虽然限制了武将的发展，但是由于当时诸国并未彻底被灭，武将仍有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宋太宗赵光义时期，诸国大部被灭，而北方辽国，宋朝又无力去撼动，于是开始整治自己内部的政事，鉴于前朝重用武将造成的乱象，宋太宗开始逐渐收回武将的权利，开始派文官代替武将，直到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北伐幽州期间部分将领拥戴宋太祖之子事件，更是给了宋太宗一个深刻的教训，至此宋太宗彻底下定了抑制武将的决心。“上常与近臣论将帅，因言：前代武臣，难为防治，苟欲移徙，必先发兵备御，然后降诏。若恩泽姑息，稍思未偏，则四方藩镇，如群犬交吠，周世宗时，安番琦自襄阳来朝，喜不自胜，亲幸其地，今且无此事也。”《续资治通鉴长篇》这些话也可以当时武将实力之大以及宋太宗削武将之权之心，宋太宗为此采取了很多的措施，以保证其“崇文抑武”策略的实施。
宋太宗
抑武
其一，太平兴国二年，宋太宗下诏以给各节度使子弟封官为由，将其调入京师，实际上则等于变相的软禁，以制约各路节度使。
其二，宋朝的官职排列，很明显的是文官的最高官职是太师，隶属正一品，而武官的最高职位则是太尉，属于正二品，也就是说武将们无论怎样干，怎样立功，最终的职位都不如“刀笔吏”们，这就极大地挫伤了宋朝武将们的积极性。
其三，宋太宗不但要制约武将，为了防备他们谋反，派出大量的监军，这些监军们的任务就是牵制诸多将帅，让他们无法对士兵进行有效的控制，使得士兵与将帅根本无法同心协力，这也为以后宋朝后来军力衰退打下了基础。
崇文
既然压低了武将们的地位，自然也要提高文人们的地位，宋太宗亲自主持科考，大批录取文人士子，使其数量援朝以往，然后将宫中内殿“讲武殿”改为“崇文殿”，也可见其“崇文抑武”之心。
这些主张在当时看没有什么害处，既防备了武将作乱，又提高了治国之人的地位，在宋太宗心中可谓是一举两得，但是宋朝的形式不比前面的王朝，它有一个重要的劣势，那就是他没有彻底的大一统，随着“崇文抑武”策略的实施，坏处也逐渐显现。
首先是文人方面的，自古文人相轻，“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是文人秉持的观点，在走向朝堂之后，这些观点更加的扩大化，宋朝朝堂一直充斥的一种氛围就是所谓的“吵架”，各级官员互相对有别于自己的观点不服，那么就要联合自己的同伙打压对手，这种打压不止是在官员之间，就连皇帝也是，所以宋朝除开国外自始至终都未出现一个强势的皇帝其中有很大关系。
其次是武将方面，由于文官们的诸多掣肘，导致武将们在战场上不能随意的带兵，领兵作战之前都要先请示文官集团，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战机被贻误，自然败仗也就越来越多，打了败仗后，文官们为了避免被罚，将责任都推到了武将方面，这使得武将越来越束手束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武将群体的积极性产生了很大的伤害。
到了宋朝后期，由于文人集团的做大，武将集团根本没有说话的地方，甚至就连宋朝发动的数次战争，文人集团为了避免武将集团的做大，都宁愿无功也要反对，对外没法立功，对内却要受到文人排挤，武将们是保卫国家“顶梁柱”，流血但却无法得到应有的回报，自然是积极性大伤，不愿努力向前了，这就导致宋军越打越弱，直到宋朝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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