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六部口那個漂亮的四合院和陳設簡陋乃至寒酸的房間裡，我們從來只談國家、世界、文藝大事。我說：“上個星期三，報紙上有一篇重要的報道。”他說：“噢，不是星期三，是星期四。。。。。。”
我為他的水晶般的清晰嚇了一跳。因為他是夏衍，比我大三十四歲，他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時候距離我出生人世還有七年。
他永遠是那麼敏捷，條理，言簡意賅，不打磕巴兒，不模糊吞吐，不哼哼哈哈，節奏分明而又迅疾，應對及時而又一針見血。他的這些特點使你不相信他是一個九十多歲的人。
如果是第一次見面，你也許會為他的瘦削而吃驚，他這個人也像他的思想、語言一樣，刪除了一切枝蔓鋪排，只留下提煉到最後的精粹。然而，他總是明白透徹，一清見底。
他當然是絕對的前輩，然而他從來不擺前輩的譜。他早就擔任高級領導職務了，然而他從來不拿哪怕是一點點官架子。說起待遇，他說五十年代有一回他出差到某市，當地按照他的級別給他安排了房間，“那房間大得太可怕。”他說的時候似乎還“心有餘悸”。八十年代初期，有一次鄧友梅同志稱他與另一位擔任領導職務的老作家為“首長”，他立即打斷，說：“不要叫首長。”
他真誠待人，渴望吸收新的信息，對一切新的知識新的動向感興趣。在這方面，他永遠不老。七十年代初期，與世紀同齡的他居然半夜裡起床看足球並如數家珍地有所評論，這真是一絕。
我第一次聽他講話是他在第四次文代會上致閉幕詞。與一些官樣文章不同，夏老語重心長地講了反封建與學科學，字字出自肺腑，字字是畢生奮鬥經驗的結晶，寄大希望於年輕人，令人感奮不已。
華藝出版社一九九年出版了一個《當代名家新作大系》。出版社領導要我求夏公給寫個序。考慮到夏公的高齡，我起草了一個提綱供他參考。夏公給我寫了一封信，說是各人文章寫起來風格不同，捉刀的效果往往不好，他無法使用我代為起草的提綱，他自己一筆一畫地另外寫了頗有見地而又清澈見底的序言。他還對一個我們都很熟悉的朋友說：“按王蒙的那個提綱去寫，人家一看，就是王蒙的文章麼，怎麼會是夏衍寫的呢!”就這樣，他老人家把我的提綱“槍斃”了。但可能是為了“安慰”我，他聲稱他的序言裡已經吸收了我的提綱。我也就假裝得到了安慰和鼓勵，心中暗暗為老人喝彩叫絕。
在大六部口住所的院落裡，有兩棵丁香樹，一紫一白。一九九年開花時節，我去賞花，打從年輕時候我就喜歡丁香。夏老那天也高興，扶著柺杖出來看花，看小貓在房上跑，他還興致勃勃地說是它也喜歡石榴花。那場面很像是一幅水墨“新春行樂圖”。
今年元月初，我最後一次在他清醒的時候看望他。我們談論的是社會治安問題與《人民日報》刊登的胡繩同志的文章：《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那天他精神很好，坐在椅子上談笑風生。說曹操曹操就到，說著說著胡繩同志進病房來看望夏公來了。據說那是夏公去夏病情不好住院以來情況最好的一天。
倒數第二次與夏公的見面是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底。他那天十分疲勞，靜臥在病床上。他已經臥床數日了。見此情況我稍事問候便起身告辭，以免打攪。夏公平躺著衰弱地說：“有一個擔心。。。。。。“
我連忙湊過去，以為他有什麼話要告訴我。
他繼續說：“現在從計劃經濟轉變成為市場經濟，而我們的青年作家太不熟悉市場經濟了。他們懂得市場麼？如果不懂，他們又怎麼能寫出反映現實的好作品來呢？”
我感到驚訝。在臥床不起的情況下，夏公關心的仍然是中國的文學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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