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男女的婚姻皆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而成，沒有父母的同意以及媒氏協助的婚姻容易受到社會的議論。到了唐代，於唐律中也可以見到婚配相關的條文，希望透過律法的限制，以減少百姓在婚配過程可能產生的爭議。於此同時也確立了主婚人、婚配範圍及婚約證明等的規範，讓天下萬民的婚配可以順利進行。

唐朝將婚配錄入唐律

透過《唐律疏議．戶婚律》的“嫁娶違律”條，可以確定唐代婚禮的主婚人為至親尊長父母或是祖父母，卑幼輩們的婚姻由尊長輩的家長們做主，自選擇婚配對象開始直到婚禮完成為止。

唐代對婚姻做了些限制和規定並將之放進唐律中，而這些規定可以分為下列幾種：良賤不婚、同姓不婚、官民不婚、奸逃不婚、違時不婚等，希望百姓的婚配能有條不紊地進行，以穩定地增加社會的人口。在這些限制之外，唐代男女的婚配由家長們主導，併為已屆適婚的兒女們擇取婚配對象。

唐代婚配“門當戶對”成主流

唐代的婚姻基本上將門當戶對放在第一優先，尚門第郡望的風氣也反映在婚姻上。以山東士族之門第郡望最為尊貴崇高，甚至連李唐皇族也無法比擬。

唐太宗於貞觀十二詔令高士廉等著《氏族志》，欲藉由重定姓族，試圖削弱山東士族之崇高郡望。但太宗之作為並無太大的成效，山東士族之郡望依舊崇高，甚至以本身之郡望為恃，不與他姓通婚。當時的勳貴如魏徵、房玄齡、李勣等仍然高攀名門，甘願與山東士族聯姻。

唐朝科舉，士人成“香餑餑”

再者，隋唐開始實施科舉制後，社會上遂出現一批擁有政治實權、卻可能非出身世族的士人。他們為了融入這股尚門第郡望的風氣，開始與世家大族通婚，延續了這股風氣，遂形成唐人婚姻的社會時尚。據《隋唐嘉話》載，即使已為高宗倚重之宰相薛元超，仍將未能娶五姓女為妻列為平生三恨之一，唐代尚門第郡望之風氣可見一斑。

著名士人張嘉貞和李翱，在政治上皆有所成就，想必對於挑選女婿也有其標準。張嘉貞看中郭少振的才學，希望能納他為婿。但是張嘉貞的五位女兒皆各具姿色，郭元振無法馬上下決定。張嘉貞便提出讓五女隔幔拿著紅絲，由郭元振自行挑選，選中者即為他的妻子。郭元振最後娶走了最具姿色的第三女。

據《太平廣記》的記載，李翱則是於任江淮典郡時，適逢盧儲投卷。其長女在李翱因公外出之時，恰巧讀了盧儲的文章。幾番閱讀後，便斷定盧儲將來成就不凡。李翱回來後聽聞此事，對女兒的言語感到驚異。隨即派人至盧儲下榻的旅店，告知此事並欲將女兒許配給他。盧儲謙讓許久，仍不敵李家的盛意，最後答應了這門婚事。

首先，張嘉貞和李翱的女婿人選皆為士人階層，皆已具有任官資格或已為在朝官員，具備足以匹配張嘉貞和李翱一族的家世背景。其次，郭元振和盧儲皆為登科並有才識之人，前者獲得張嘉貞肯定，後者則獲得李翱之女肯定，顯示出除了門第郡望之外，登科及第也能獲得朝臣的青睞，並在才學的加分之下，能有更多機會與朝臣聯姻。

這樣的轉變似乎拜通過科舉制之士人增多之故，即使尚門第郡望仍為風氣，但逐漸出現以才識擇婿的現象。最後，唐代男女之婚配雖然皆須由尊長做主，但是據《唐律疏議．戶婚律》的“卑幼在外娶妻”條規定，若男性卑幼因公往他地，在尊長為其決定婚配前，已完成婚姻程序者，則承認其婚姻；但是若未完成婚姻程序，則必須遵從尊長之婚配。因此，若是盧儲和郭少振完成婚配程序在尊長替他們婚配之前的話，則沒有違律之嫌疑。此也為唐律在處理卑幼自定婚配上較為寬鬆的一面。

唐朝經典擇婿案例

一名於唐憲宗元和八逝世的女性河間郡太夫人宋氏其墓誌銘即記載了她出嫁時的軼事。宋氏的祖上於兩晉時期傳授周官學，可謂經學世家出身。宋父再榮於宋氏初笄起，便覺宋氏異絕，頗有繼承家學之姿，不可以嫁給平凡人為妻。後見彭城公劉氏氣宇非凡，定能為朝廷器重，便說：若是劉氏向我提親，我就將女兒嫁給他。劉氏聽聞後，信其真誠便派媒氏攜金帛前去提親。宋父當然歡欣允諾，更笑著跟妻子說：我們家的事情也不用擔心了。

自宋氏的墓誌銘看來，宋家是個經學世家，但由宋父非朝廷官員看來，宋父一代似乎沒有什麼政治實力。即使沒有什麼政治背景，宋父仍希望將女兒覓得佳偶。因此，當見到彭城公劉氏時，才口出此言，以吸引劉氏之注意。宋父利用本身的經學家望，與擁有政治前途的士人聯姻，不僅延續本家的郡望，也為本家迎來助力。

唐朝新科進士聚會“曲江宴”，成擇婿最佳地

隨著透過科舉制度進入官場之士人日增，在門第郡望子弟之外，新科進士也成為在朝官員納為婿的候選對象，而進士曲江會除了為新科進士拜會“同”的場合外，也轉變成公卿們擇婿之最佳場所。

曲江會本為落第舉人簡率的筵席，後為登科進士模仿，齊集在風景名勝之地舉宴，以示慶功。再加上長安遊手好閒之徒的推波助瀾，使得進士曲江會漸趨奢靡，也變得更為盛大。發展到後來，當天甚至成為長安異常熱鬧的一日。並且，公卿士大夫紛紛趁此良機為女兒挑選良婿。在門第郡望之外，科舉功名也成為唐代父親為女兒擇婿的標準之一。

此外，外表氣質也成為唐代父親擇婿的標準之一。在《太平廣記》就提到一名生活在元和間的男子成叔弁，有位滿十七的女兒興娘。某天突然有媒氏來訪，表明有位田家郎君希望與成家結親。並在門外候著。成叔弁與其妻隔門窺視後，頗不滿意這位田家郎君，便假稱女兒紀還小，還未準備嫁妝，希望推辭掉這門婚事。後來在田四郎表明身分，並呼喚夥伴前來協助，以及成興孃的推波助瀾下，成叔弁最終答應了這門婚事。不過，事例的最後，成叔弁在田四郎、田四郎的夥伴及女兒的推波助瀾下，還是答應了這門婚事，也顯示出女兒的意願仍對父親的決定有其影響。

唐朝駙馬標準，重文風氣成轉變

到了唐代中後期，皇帝選取駙馬之標準發生轉變。

唐憲宗羨慕權德輿擁有翰林學士獨孤鬱此一女婿，感嘆自己難道比不上權德輿嗎！在此之前公主嫁入貴戚功臣之家，憲宗感於此，便命令宰相開始自公卿士大夫子弟中選取有才識的子弟，準備將公主嫁入士人家。可是公卿士大夫們無人願意接受，只有杜佑之孫杜悰願意。之後憲宗便將岐陽公主嫁予杜悰。

唐代選駙馬與選妃一樣皆重視門當戶對，因此在唐代前期，公主皆嫁予皇室貴戚或是功臣之後為多。但是，唐代中期後，選駙馬的標準改變，開始選士大夫子弟為駙馬。一是受到重文風氣的影響，二是皇帝們欽羨山東士族的家風禮法所致。不過，受到重文風氣之影響，漸漸受到山東士族之家風吸引，希望透過聯姻可以攀上山東士族之家風。

只是唐代公主們的行為舉止，卻讓皇帝父親無法將之嫁入士大夫家，唯恐受到世人的恥笑。宣宗的女兒永福公主即為一例。唐宣宗本來想將永福公主嫁予於琮。但是，某天與永福公主一同用餐時，永福公主竟耍脾氣，當場將筷子折斷。宣宗氣得直說這樣的個性，要怎麼嫁入士大夫家呢？便下命於琮改娶廣德公主，非永福公主。

這顯示出皇帝父親對女兒的過度疼寵，養成公主驕縱的個性。但在不願見笑於世人，也不願失信於臣民，遂令於琮改娶品行較佳的廣德公主。同時，唐代公主多驕縱的印象，也可以由此例窺知。

上述提及的事例皆為父親基於愛女之心，才為女兒選擇婚配對象的例子。當然有正面的例子，也有負面的例子。在《大唐新語》中描述許敬宗的種種負面行為時，就曾提及許敬宗收取大量聘財後，就將女兒嫁給南方的部落首領和守門的將軍，還據此炫耀他的功績。

在《玄怪錄》中提到郭元振於開元中由晉到汾的夜行途中，遭遇一名因事委屈哭泣的女子，詢問之下得知此處有每進獻美女給地方神的習俗，這名女子即為當的中選者。但是，這名女子會中選的原因在於：“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選”，她的父親拿了鄉人的金錢，在本人不知情之下，將她獻給地方神。由這二個例子可以發現在唐代真有父親為了聘財而嫁女兒的情況出現，莫怪乎唐律將聘財也列為訂下婚約的證明之一，以限制父親因聘財的多寡，而任意悔婚的情形發生。

綜上可以看出，唐朝擇婿注重“門當戶對”，即使寒門出身也要獲取功名才可入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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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 《唐律疏議》
• 《大唐開元禮附大唐郊祀錄》
• 《唐代婚喪》
• 《唐語林校注》
• 《魏晉隋唐婚姻形態研究》
• 《隋唐嘉話》
• 《開元天寶遺事》
• 《抒情集》
• 《太平廣記》
•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
• 《唐摭言》
• 《河東記》
• 《資治通鑑》
• 《唐代婦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