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古典神魔小说《西游记》中大闹天宫的孙行者，与名满天下的民国学术大师、“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两个响亮的名字放在一块，看上去很有些风马牛不相及。然而事实上，早在将近九十年前，“他们”就已经被人特意“并称”了一回。
那是发生在1932年的陈年旧事。当时，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举行一年一度的新生入学考试，其中，由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所命制的国文科目试卷，有一道对联题难倒了众多考生。此题所出上联仅有三字——“孙行者”，然而下联该如何对答呢？一时间交白卷的大有人在，少数机敏者则抬出了两位古人来应对，曰：“祖冲之”（大科学家）、“王引之”（经学大师）。然而这些都不是令陈大师感到特别满意的答案。终于有一人，尝试着拿当时名气如日中天的北大教授胡适的字号来作答，顿时大受陈大师激赏。据传，陈大师甚至有些夸张地对人说说：“就凭这三个字，这个考生想上清华的哪个系都行！”而这个考生，就是后来的北大中文系教授周祖谟（1914—1995）。值得一提的是，周先生在当年同时考取了北大和清华，最后选择的是北大，勤修苦读，严谨治学，终成汉语言文字领域内一代学术名家。
回到正题。以“胡适之”对“孙行者”，仔细想来，堪称妙笔佳构！当年陈大师似乎对这副对联有过专门解释，其大略云：“ ‘孙’与‘胡’均为姓氏，‘行’与‘适’都是动词，‘者’与‘之’同属虚词，两个人名，一古一今，一虚一实，几为绝配，而合‘胡’‘孙’而成‘猢狲’，又是一妙也。”
而今重提这一段往事，自然不是为了猎奇——这并非什么鲜为人知的秘闻。我只是想做再进一步地追问： 将“孙行者”与“胡适之”这两个名字并提，除了可以凑成一副对联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值得一论了 ？
我以为，可资谈论的，若能细细挖掘，还有很多。
那就先正本清源，略略介绍本尊。
孙行者何许“人”也？中国古典小说史（古代文学）中一大经典形象是也！揆诸小说《西游记》，他先是自号“美猴王”，接着是自封“齐天大圣”，保唐僧取经路上常常自称“俺老孙”，因取经终了而被如来佛祖封为“斗战胜佛”！纵观全书，孙行者堪称天字第一号桀骜不驯的“人”物，极为勇敢好斗，但同时又活泼乐观，喜感很强。在他身上，始终洋溢着一股反抗意识、一种英雄情怀、一份理想主义精神，或许还带有一缕不老的青春气息。即便最后皈依佛门，我相信，他大概也变不成端坐莲台、慈眉善目、双手合十、弥日诵经那般庄严肃穆的模样！
然则胡适之先生呢？
今天我们对胡适的定义有许多，简言之，他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也是白话文运动的旗手和标志性人物。看胡适先生的照片，英拔俊朗，笑眼清澈，很是和蔼可亲。再想到他终生推崇与践行“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信条，人们很容易相信，胡适先生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与孙行者有着天壤之别，但其实不然，这需要我们往深处看。
以前，我对胡适之先生是有几分轻视的，原因其实较简单，我深憾于先生没有什么学术上的煌煌巨著，也没有什么文采出众的锦绣华章，能够标注自身分量的“硬通货”实在有限，以致当时贻人“暴得大名”之哂。然而退一步来讲，即便是“暴得大名”，也是他如孙行者那样，攘臂高呼，摇旗呐喊，凭借一番实实在在的争斗挣来的。
1916年底，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深感于我国仍旧盛行的文言八股之祸害与流毒，愤而写成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寄回国来，翌年发表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在该文中，胡适直言无讳地提出了关于“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语俗字。”
于当时而言，这简直就是一篇战斗檄文，它等于向通行了数千年之久的文言文发起挑战。一石激起千层浪，有志之士纷纷响应。没多久，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出来了，鲁迅的《狂人日记》出来了，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出来了， 刘半农钱玄同二人的“双簧戏”也上演了，“新文化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一股思想上的清新空气顿时吹遍了神州大地。
时势造就英雄，胡适便是其中之一。待他学成归来，执教北大，更是令天下人引颈以望。当然，胡适也没叫世人失望，他一边在学术领域推出了两部专著——《白话文学史》（上）与《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一边在文学创作领域出版了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而这些，在当时不啻是“划时代”的产物：《白话文学史》为壮大白话文提供了历史渊源与依据，《尝试集》为诗歌革新提供了简单易行的基本案列，《中国哲学史大纲》则摆脱了中国传统的经学注解模式，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剧烈的变革。今天看来，也许我们会嫌弃《尝试集》诗味不足，却不可以忽视其“立新”之功劳；同样，我们可以批判《白话文学史》与《中国文学史大纲》失之于简陋、粗糙与支离，却无法抹杀其“破旧”之贡献。当年的胡适之，真是就像敢与天庭玉帝、西方佛祖叫板的孙猴子，时时刻刻奋起他手中的“千钧棒”，朝那个落后且愚昧的社会一棒接一棒的砸过去，只为着要“澄清万里埃”。
于是，“做了过河卒子”的胡适之，在那个群英荟萃、思想多元的民国时期，凭借着在呼唤英雄的时势面前主动出击，多方折冲，破旧立新，“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数年之间，遂使白话文席卷天下，新思想深入人心。最后，终其一生，其思想大师学术大师的名号无人可以撼动，且使天下士子争欲“登龙门”，思前想后，岂非怪哉？
钱穆的得意弟子，胡适的拥趸之一余英时教授曾如是说：“胡适是二十世纪影响力最大也最长久的学者和思想家。如果有人说他的“学问简陋”、“思想浅薄”，我也不想为他辩护。但是有一个客观事实是否认不了的：正是这种“简陋的学问”、“浅薄的思想”，才使他成为至今仍受注视的人物。”这一番话，很值得我们深思！
胡适曾有一言：“但开风气不为先！”这或许是对他那些半成品著作的一种解释，也不妨看作是他学术不够精纯不能渊深的一种解释。然而，能开风气者，何尝不就是一种大师的风范呢？
所以许多年后，论及名满天下的胡适之， 我能够用到的一个比方，未尝不可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我还要进一步追问，后来呢？
后来，孙猴子被佛祖打败，压在了五行山下；胡博士也似乎厌倦了思想上的争辩与宣传，开始声称“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再后来，孙猴子被唐三藏救出，做了保驾护航的大徒弟，身份也一变为心向我佛的“行者”；胡博士开始“整理国故”，考证章回小说，又开始办报，对时政发表评论，又开始完全投身政治，为蒋介石政府奔走效劳，于是身份屡屡变更——院长、校长、国会参议员、驻美大使。最后，孙行者历经重重难关到得西天，修成斗战胜佛，彻彻底底地成了体制内的人；胡博士也历经种种时局更迭，惨淡离开大陆，虽一读心伤而客居在美国，但最终选择定居台湾，再度为蒋政权效力，直至死于任上。孙行者与胡适之后半生的遭遇，细数起来，竟也有许多的相似点！
孙悟空最精彩的故事情节，一般都认为是写在《西游记》前五回里。后来的漫漫取经之路，虽然是不断地“刚翻过了几座山，又越过了几条河”，“刚擒住了几个妖，又降住了几个魔”，却不再那么吸引人。更别说途中还有师徒之间的争执、兄弟内部的攻讦。而胡适之呢？一生更为传奇。但在我心中，民国初期，先生斯时登高一呼，应者云从， 从而近乎“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形象， 才更为璀璨夺目。
自然，他们也有许多的不同。孙行者靠战斗起家，一生战斗到底绝少屈服；胡适之也靠“革命”手段起家，后来倾向于保守与改良，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饱受文艺界“革命”式的批判。孙行者几乎瞧不起那些原本与他同一属性的“飞禽走兽”之流，他是孤独的；胡适之口才好交际更好，以至“我的朋友胡适之”成了民国时代极有名的流行语。
孙行者始终是斗士，胡适之始终不改书生本色，但何尝不是一位斗士呢？
鲁迅曾说：“胡适是一位荷戟独彷徨的斗士。”鲁迅能够看到的只是45岁以前的胡适，然而此话，其实能够概括胡适一生——胡适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思想自由、言论独立、不肯盲从、追求真理，鼓吹民主政治，实现个人价值。胡适一再为蒋政权奔走效劳不假，但一再期待以温和手段除旧布新更是事实。对于蒋政权，胡适做到了顺从而不是依附。晚年的胡适，始终还是一介独立书生，一个隐形斗士。
而当代学者李安纲这样总结孙行者的形象：“他火眼金睛，善识妖魔；本领高强，无往不胜；忠心耿耿，匡正伏恶；嫉恶如仇，却又幽默诙谐；高尚无私，却又潇洒老到；历经险恶，而赤子之心不变。从特殊意义上说，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积淀，象征着人类征服自我、得大自在的崇高理想”（《苦海与极乐——西游记奥义》）。窃以为，孙行者大致当得起这么多的评价，然而恍惚之间我却觉得，胡适之何尝不是如此？
1962年，胡适之先生溘然长逝，一时痛悼者纷纷。中国人讲究盖棺论定，在众多的评价与褒奖中，不得不提蒋中正的那副挽联：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作者简介： 姜建发,八零后,荆州人,现执教于宜昌市秭归县一中,教师。文学科班出身,师范系统修炼。为人温而逊,做事细且谨。课上滔滔悬河,平居讷讷少语。教书十二载,惟有日日与字词句篇角力,岁岁同诗文辞赋亲近。偶然作笔耕,大抵自娱自乐,或可博同仁一哂。教书读书之余,积书满架,藏得万卷,于春秋晨昏之际视作多情故人。此外并无诸多雅好,常有远游访古之念,若能买舟东下,自是传奇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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