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原本也是有城牆的。
上海的城牆建於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只不過是圓的。原因，據說是經費不足。但這個最省錢的城牆，還是在1843年開埠以後，在官紳士商的一致呼籲下被拆掉了。理由，則是它妨礙了車馬行旅、金融商情。
原來的牆址上，便有了一條圓圓的馬路。
沒有了牆的上海真的變成了灘，四通八達，平坦開闊，一點神秘感、隱蔽感和安全感都沒有。
然而怎麼樣呢？
湧進上海的人逐年遞增，甚至猛增、劇增、爆滿。近一點的，有蘇州人、寧波人；遠一點的，有廣東人、香港人；再遠一點，還有英國人、法國人、印度人、猶太人、阿拉伯人。有錢的、沒錢的、城裡的、鄉下的，都往上海跑。鬼佬與赤佬並駕，阿三與癟三齊驅，官人與商人爭奇，妓女與淑女鬥豔。開放的上海灘，華洋雜處，賢愚俱存，貧富共生，有如大唐帝國的長安。
但，上海並不是帝都，也沒有城牆。這些人趨之若鶩，又是為了什麼？
為了自由。
自由是城市的特質。
的確，城市比農村安全，也比農村自由。如果是商業城市，就更自由。比如16世紀尼德蘭南方中心城市安特衛普城內，交易所門前懸掛的標牌便是“供所有國家和民族的商人使用”；中世紀歐洲某些自治城市則規定，逃亡的農奴如果在城裡住夠了一年零一天，他便成為自由人。由此，還產生了一句民諺——“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
安特衛普的標牌，見劉明翰主編《世界通史》（中世紀卷）。
逃亡的農奴因城市而自由，見斯塔夫裡阿諾斯《全球通史》。
當年的上海就是這樣。二戰期間，上海甚至敞開大門接納了大量被納粹追殺迫害的猶太人。沒有城牆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
是的，此時無牆勝有牆。
其實，如果僅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國家都並非必需。氏族和部落的土圍子就已經很好。然而，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樓，四世同堂，固若金湯，土圍子的封閉性也終歸大於開放性。[6]因此，在那裡不會有使人自由的空氣，弄不好還會相反。
福建客家人的土樓堪稱“迷你型城市”。它的外圈是夯土而成的厚重的牆，上面有箭垛、槍眼和瞭望哨，正中則是公共空間。居民平時各人過各人的日子，有事集中起來商量。如果遭遇侵略，則同仇敵愾。
必須有一種新型的聚落，既能保證安全，又能讓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這種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與老聚落（土樓）的最大區別，在於裡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關係一定是“超血緣”的。他們之間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會超出地域的範圍，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雜居和混血。
這就必定產生出兩個新的東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關係”，二是與此相關的“公共事務”。處理這樣的事務和關係，氏族部落時代的辦法和規範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擁有“公共權力”的“公共機關”，以及如何行使權力的“公共規則”。這個“公共規則”，就叫“法律”；這個“公共權力”，就叫“公權”；這個“公共機關”，就叫“國家”；而代表國家行使權力的人，照理說就該叫“公職人員”或“公務員”，甚至“公僕”。
以城市為標誌，國家誕生。
也就在這天，“或”變成了“國”。
變成了國的或不再是氏族和部落。它的人民也不再是“族民”，而是“國民”。國民就是依靠公共權力來處理公共關係和公共事務的人民，國家則是利用公共權力來保證國民安全與自由的公共機關。因此，對於國家和國民，頭等大事都是如何看待公共權力——交給誰？誰來交？怎麼用？
不同的國家模式和體制，由此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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