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岱
作為一首民歌，能在文學史上留下痕跡，已經很不容易。能被記入官方所修正史，好像更不多見。而《敕勒歌》無論在文論中還是在史書裡，無論在古代還是當今，都能屢屢見之，每每被人提及，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現象級”的文化景觀。
《敕勒歌》最早見於唐人李百藥撰寫的《北齊書》。這李百藥不光是史學家，還是鼎鼎大名的詩人。唐代還有一個史學家叫李延壽，在修《北史》時，也記錄了《敕勒歌》。能被唐代大詩人、大史學家看得上並放在他們的歷史著作中，可見《敕勒歌》在被稱為“詩的時代”“詩的國度”的大唐，已有很高的地位。受《敕勒歌》之影響，唐代許多詩人都有過吟詠敕勒川的詩作，像李白的《昭君怨》、王昌齡的《出塞》、張仲素的《王昭君》等。還有那個因才華橫溢被唐人稱之為“溫八叉”的溫庭筠，甚至專門寫過一首同名的敕勒歌。
有宋一代，司馬光在其編纂的《資治通鑑》中，也有對《敕勒歌》的專門記錄（第159卷“梁紀十五”）。要知道，司馬光可是北宋的大政治家、大史學家、大文學家，《資治通鑑》影響之大更不用說了。北宋郭茂倩編的對中國文學產生巨大影響的《樂府詩集》，將《敕勒歌》全文收入。南宋洪邁的《容齋隨筆》中，也能見到對《敕勒歌》的關注。至於元明清的古詩輯錄，乃至現代的古詩選本和中小學課本，則幾乎沒有不選此歌的。在研究《敕勒歌》的文化人中，甚至不乏日本、韓國等國的學者。眾人吟誦敕勒歌，眾人評說敕勒歌，眾人探究敕勒歌。可見，這首短短的《敕勒歌》從誕生之日起，就不斷被人們注目和推崇，一直活到了我們現在這個時代。
翻閱許多有關《敕勒歌》的文論和介紹，不少都把《敕勒歌》僅僅看作是一首歌唱草原風貌的田園詩、山水詩。也有人說它寫天，寫地，寫牛羊，遺憾的是沒有寫人。對此，我稍有不同見解。
我以為，《敕勒歌》是一首心靈之歌。從字面上看，似乎沒有寫人，可詩中的天、地、牛羊，展現的是敕勒人的獨特視角，折射的是遊牧民族的情感世界，反映的是遊牧民族對天地的敬畏，對草原牛羊的愛戀，還有他們心懷天下、豪邁奔放的神采氣質。“天似穹廬，籠蓋四野”，這裡不是把穹廬比作天，而是把天比作穹廬，天空再遼闊、再高遠，也不過是牧人的氈帳，這是多麼宏大的氣魄和胸襟！敕勒人是遊牧民族，遊牧民族居無定所，逐水草而遷，實際上他們就是流浪者，流浪者就是浪跡天涯，以天下為家，而《敕勒歌》正是真實地反映了遊牧民族的天下觀。
把《敕勒歌》納入山水詩、田園詩的範疇也無不可，但謝靈運、陶淵明們的山水詩、田園詩，與《敕勒歌》不同。謝、陶的詩，寄情山水田園，大多反映的是仕途受挫後的苦悶和憂鬱，抒發的是失意文人的個人情懷，是歸隱文人悠然見南山的情感寄託。雖然不可以簡單說是消極的，但畢竟格局小了一些。他們看似看破紅塵、厭煩塵世，其實更多是逃避現實，尋找所謂的避風港。而《敕勒歌》遼遠蒼茫、豪放壯闊，抒發的是一種大眾情懷、天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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