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是指原籍中原的汉族，历经五次大规模南迁，在南方各省形成的具有独特风貌的客家民系，是中华汉民族八大民系中最重要的支系之一。遂川县是客家人较为集中的地区，客家人对遂川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据考证，客家人的先民，有过5次大规模的南迁：
第一次南迁是在公元317—879年间。东晋怀帝妥朝时，由于西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中原，形成对汉民族影响深远的“五胡乱华”之局，中原地区的不少官员和平民，纷纷随着渡过黄河南下。当时，为了避难，一部分中原居民辗转迁入闽粤赣边区。稍后，由于南北对峙，又有近百万中原人民南迁至长江中游两岸。其中一部分人口流入赣南，一部分经宁都、石城进入闽粤地区。为了避免和原户籍者发生混淆，便把这些新来的户籍称为“客”。这是“客”字第一次在中华民族上出现。
第二次南迁是在唐末黄巢起义时期。先是唐代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巨大灾难，迫使大量中原汉人南逃。唐末黄巢起义，又有大批中原汉人逃入闽粤赣区。固始人王绪、王潮响应黄巢起义，率光、寿二州农民起义军下江西，致使闽赣边一带人口激增。
第三次南迁是宋南渡及宋末时期。金人入侵，建炎南渡，一部分官吏士民流移太湖流域一带。另一部分士民或南渡大庚岭，入南雄、始兴、韶州；或沿走洪、吉、虔州，而后由虔州入汀州；或滞留赣南各县。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下，又有大量江浙及江西宋民，从蒲田逃亡广东沿海潮汕至海南岛。这过程中，许多客家人均卷入保卫宋室、抵抗元兵的勤王战争。宋亡后，他们退往了更偏远的广东东、北部。
第四次南迁是在明末清初。其时，生活在赣南、粤东、粤北的客家人因人口繁衍，而居处又山多地少，遂向川、湘、桂、台诸地以及粤中和粤西一带迁徙。这次大规模的迁徙，在客家移民史上被称作“西进运动”。当时四川人口因战乱、瘟疫及自然灾害锐减，康熙皇帝为了争取南方的民心，赐给每个男子8两银子、妇女儿童4两银子，鼓励客家人迁入四川、广西及台湾，这就是“西进运动”中著名的“湖广填四川”。一向以客家人为荣的朱德同志的祖辈就是在这一次迁徙时，从韶关移居四川的。
第五次南迁是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和大部分太平军都是客家人，太平天国失败后，许多客家人在清政府的压力下，纷纷向偏远的南方，甚至向东南亚等海外地区迁徙。
除以上五次大规模的南迁外，中原汉人也有因旱灾水患逃荒而南迁者，另有历代官宦、贬谪、经商、游学而定居闽粤赣边地区的。但并不是所有南迁的汉人都成为了客家人，只有闽粤赣系和源自这一系的人，才被称为客家人。
据史料记载，隋、唐以后，每逢朝代更易和战乱，遂川（古称龙泉）都有一次较为明显的“北民”迁徙而来，使县内人口大增。清同治《龙泉县志》载：“宋淳熙十六年（1189）民户30738户，男丁（16岁以上）47556人。其中主户（土著人）14582户，男丁27117人；客户16156户，男丁20379人。”800年前，客家户数和男丁人口在全县的比例分别达53%、43%。
遂川县地处湘赣边区，森林茂密，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地处偏僻。明末清初，粤、闽两地因过量客家南迁、资源开发“殆尽”，以及日本武士和一些不法商人的侵扰掠夺，导致大批客家从闽粤由南往北“回迁”现象。
《吉安地区志》载：“明末清初，闽粤湘等省有更多的客家人为避战乱和自然灾害，辗转迁徙来吉安山区，垦种谋生，搭棚而居，俗称‘棚户’。遂川是福建、广东客籍人迁入最多的一个县。清顺治时，遂川已有闽广流寓之人；乾隆时，遂川出现‘丁口半出流寓’的景象，该县的人口有一半以上是外籍人。”
1999年，遂川县钟氏家族编修的《钟氏族谱》载：“我壁公于元朝顺帝时（1330年前后），由福建长汀徙广东长乐（今五华县）铁炉坝为一世祖。历元、明、清三朝传十三世。明崇祯十二年（1639）敏公诞生。是时，明朝国运将终，干戈四起，敏公于险阻艰难，无不备尝。迨清大祖定鼎以后，敏公知粤东有人满为患，于是偕温祖妣携家眷，挈儿孙由粤迁赣，卜居龙泉（今遂川）宝洞（西溪），遂为开基之祖。由广东长乐迁遂川迄今已三百余载，传十三世，裔孙数千众，分居遂川黄坑、西溪、大汾、堆前和南昌、萍乡及湖南江华等地。”
2008年，遂川县古氏家族编修的《古氏族谱》载：“吾祖兄弟三人初居广东长乐邑，大清康熙二十一年壬戌（1682）迁江西龙泉之鹿洞（大汾），迄今已有三百余年。”该谱还载：“与古氏迁来龙泉的先后还有张、钟、李、彭、曹、何等大小30多个姓氏，人口逾数千，遍及该县西部山区。”
“丁口半出流寓”的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史学者的关注。曹树基的《中国移民史》载：“清乾隆后期，遂川人口可达二十八万人，闽粤移民约占总人口的60%”。 万芳珍在《江西客家入迁原由与分布》一书中，以该县1987年编修的《江西省遂川县地名志》为史料，对该县闽粤“客家村”的建村数（聚落点）及人口统计得出：“遂川客家村落有1325个（含赣南转迁147个），占全县村落的30.5%，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48%以上。”
通过漫长历史的客家移民,至民国初年，遂川除县城附近的泉江、盆珠、雩田、枚江等几个平原乡镇基本为土著外，其余则均为土、客混居。其中，该县人口数量、土地面积第三大镇的大汾镇，80%以上居民是客家后裔。
客家在艰难险阻、开拓前行的“移民”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客家文化”。遂川客家先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中原汉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促进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客家佃山造林，推动了“龙泉杉木”的生产。遂川特产，有历史记载以来当首推杉木。以杆直、身长、芯红、质优、量大而饮誉长江南北的“龙泉杉木”，被称为“西木”珍品。南唐保太初年（943-957），该县就设有“龙泉枋木厂”为朝廷购输造船贡木，建国后该县一直为全省重点林业县。
遂川盛产杉木，与大量客家入县佃山造林关系甚大。客家乍到，土地肥沃的平地皆被土著人所占有，只能在边沿山区搭棚而居，被当地土著人称为“棚民”。1927年10月后，毛泽东同志多次来到遂川，对该县的土、客历史等地情进行研究，并写下《遂川调查》。他后来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写道：“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这些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人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
为生计所迫，大多客家只好向当地山主“求佃”开荒造林。“佃山造林”也就成为客家开基立籍的最主要方式。由于客家特有的刚毅性格和开拓精神，通过佃山造林得到较好的回报。清乾隆《龙泉县志》记载：“客有侨寄（龙）泉欣然……以泉山故多荒棘，康熙间，粤闽穷民知吾泉有山可种，渐与只身入境，求主佃山，约以栽插杉苗，俟成林时，得价而均之，山主宁不乐。从佃者倚山搭寮（棚），以前五年为辟荒，则自种旱稻姜豆薯芋等物，收益各半。后五年为熟土，始以杉苗插地滋长，未高长大仍可种植食物。如此，前后十年之内专利蓄余，彼已娶妻作室，隐厚其基。逮二十年后，售木受价或百或千。山主得之于意外，尝以耗靡竭之，佃家得之于辛勤，更以节俭饶之。于是佃家日益饶，主家日益竭。”
2003年，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劳格文远到遂川研究客家风俗，对遂川客家佃山的历史现象饶有兴趣，并将其写入客家丛书之《吉安市的宗族、经济与文化》，在香港出版发行。
客家重视教育，促进了遂川人才辈出。客家先祖从中原迁徙而来，因而客家保留了较多的中原士族遗风。“家虽贫，亦必令其子弟读书，鲜有不识字、不知稼穑者。”是客家人以耕读为本、重视教育的真实写照。
自宋后，遂川客家英才辈出，功成名就的客家弟子不乏其人：南宋大汾寨溪的孙逢吉、孙逢年、孙逢辰兄弟三人同为进士，朝野名声显赫，被时人誉为“孙氏三龙”；清时西溪的周埙，科举进士，官至汝宁知府。由他总纂的清乾隆版《龙泉县志》，成为古代遂川体例编排科学，内容丰富质量最好的一部地方志书，为遂川留下了宝贵的地方文献资料。建国后，新编《遂川县志》首志主编曾琼英（堆前人）、续志主编古文才（大汾人）均为客家后裔。遂川许多在古庐陵有名的书院，如新兴书院（新江石坑）、燕山书院（堆子前）、蔚起书院（县城）等都为客家兴办。
据统计，自宋以后，遂川经科举举士的进士有76人，其中客家40人，占52%；举人565人，客家384人，占68%。民国时期，该县出现了一批国民党军将领而使客家更名噪一时，他们有：北伐革命军第六路军司令钟皋九、国民革命军第8军中将军长张光斗（高坪人）、国民革命军第29军中将副军长李强（黄坑人）、国民党军少将古田才（杨芬人）、国民党苏西师管区少将司令张良莘（高坪人）、国民党军少将黄光（草林人）等，其中不乏爱国有为之士。《中国共产党遂川历史》载：“1926年9月23日，又有北伐革命军第六路军钟皋九部由上犹经草林进驻遂川县城，县公署知事葛祺连夜逃跑，北洋军阀在遂川的反动统治宣告结束。”1941年，南阳白河战役，李强率部全歼日军三十九师团一联队，蒋介石大喜，亲自为其颁发国防部军功勋章一枚。
客家孕育文化，辉映着遂川历史发展。客家把优秀的中原文化艺术理念、人情风俗带至遂川，与当地土著风情文化不断交融，形成了个性鲜明的遂川客家文化。客家龙灯“五龙下海”、斗牛狮，民间舞蹈旱船舞，民间音乐“点纲”、“十番”，传统手工技艺“狗牯脑”绿茶制作，测量学“龙泉码”以及客家习俗、客家山歌等等，集中体现了客家开拓进取精神和改造自然、创造文明的聪明才智。以表现客家文化为主的大汾农民剧团多次获得国家、省、市（地）表彰，许多文化艺术形式被上级有关部门录制专题片，或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走出县门，走向世界。认识客家发展历史，发掘客家思想精髓，光大客家文化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当前，客家刚毅坚强的性格、开拓进取的精神对建设富裕、文明、和谐、幸福的新遂川，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客
行天下
四海为家
有阳光的地方
就有客家人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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