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從太宗時期就在長安之外營建洛陽，高宗時將洛陽正式定為帝國的東都，發展出歷史上的“兩都制”或“多都制”的典範。
實行兩都制的原因當然是綜合的，既有洛陽相對於長安更有利的漕運條件，也有加強帝國東部區域統治的考慮。但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唐帝國太過遼闊和巨大，橫跨東西、地盡南北、治下350餘個州府，需要有兩都制這樣的安排來適應地域和交通距離上的不便。
五代十國時期，南方地區長期六、七個政權並立，面積和人口規模稍大一些的，也就是據有江淮地區的南唐政權。而南唐以區區兩府、三十一州的地盤，卻也和大唐帝國一般擁有兩個都城，即西都金陵（今南京）、東都江都（今揚州）。
南唐兩都制的形成，根源在於徐溫和徐知誥（李昪）父子為了打造自己的權力中心，刻意在楊吳都城江都之外著力營建金陵城，形成金陵和江都分庭抗禮的二元政治格局，也形成了楊吳末年的兩都制。
即便在李昪代吳自立之後，選擇以自己的根據地金陵為都，也無法忽視江都原有的政治力量，只能採取兩都繼續並立的治國策略。
同時，長江對南唐疆域一分為二的地理現實，也從客觀上加大了統一管理的難度，分別發揮金陵和江都對江南、江北的影響力和約束力，並以江都的影響力統合江北淮南的軍事防衛來應對北方威脅，不啻為一種理智的抉擇 。
中主李璟後期，後周世宗柴榮三次起兵攻南唐，江都作為東都本應承擔的守土之責和拱衛作用，卻並未發揮出來，反而在一次奇襲之下就陷入敵手。這一事實表明，一條大江的天然阻隔，足以給南唐的東都作用帶來致命的削弱，更何況此時的南唐統治力本就不強。
南唐東西兩度並立
【一】楊吳時期，掌握大權的徐溫、徐知誥（李昪）父子先後長期經營金陵，逐漸形成江都之外的另一個權力中心
① 徐溫奪取楊吳大權之後出鎮金陵，以此為中心經營自己的國中之國，金陵開始與江都分庭抗禮
在楊行密去世之後，繼位的長子楊渥僅僅在位兩三年，就被徐溫夥同張顥發動兵變控制，並在不久後被弒殺，楊吳政權大權旁落。
權臣徐溫總攬楊吳的國政，但採取了一種較為特殊的執政方式，以掌握最高權力的身份出鎮地方，期望在江都之外形成自己的權力根據地。
915年，徐溫晉爵齊國公，一邊留下自己的長子徐知訓在江都坐鎮，另一邊自己卻以執政之地位出鎮潤州（今鎮江）。兩年之後（917年），徐溫又從潤州前往昇州（之後升為金陵府），並長期鎮守於此地。
918年，長子徐知訓由於太過驕橫，而被忠於楊吳的大將朱瑾殺死，本來出鎮潤州的養子徐知誥（李昪）看準機會，自行前往江都平定亂局，並代替了徐知訓的輔政地位，徐溫默認事實。
919年，徐溫被冊封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東海郡王，楊吳政權的一切政令均由徐溫在金陵發出。
與此同時，徐溫派謀士陳彥謙對金陵城池進行有計劃的營建，並以此為中心打造屬於他自己的齊國（楊吳所封的公國），經營昇州、潤州、常州、宣州、歙州、池州等6州，國中之國的雛形正在萌生。
此時的金陵雖然暫時沒有都城之名，卻已經儼然在事實上成為楊吳政權的另一個都城， 開始與江都走向對等的地位和相似的政治功能，分庭抗禮。
徐溫
② 徐知誥獨攬楊吳大權之後，仍然和徐溫一樣出鎮金陵，將金陵的政治影響力擴展到與江都分庭抗禮的地步
927年，掌握楊吳大權近二十年的徐溫病死，輔政江都的養子徐知誥正式接管楊吳的權力，開始都督中外諸軍事。
929年，徐知誥解除徐知詢出鎮金陵的權力並將其囚禁，消除了前進道路上的最後一塊絆腳石。
之後，徐知誥也效法養父徐溫當年的做法，自己親自出鎮金陵，進一步營建和擴充自己的勢力範圍，並讓其長子李景通(李璟)坐鎮江都輔政，自己則遙控楊吳政權。
935年，徐知誥升任天下兵馬大元帥，加封齊王，據有昇州、潤州、宣州、歙州、常州、江州、饒州、信州、海州等十餘州，楊吳政權將近三分之二的疆土都已進入徐知誥的手中。次年，金陵建天下兵馬大元帥府並置官吏，不久又建天子旌旗，規模禮儀堪比楊吳朝廷。
之後，楊吳將金陵升格為西都，在事實和名分上都成為了與江都平起平坐，甚至更高一籌的地位。坐鎮金陵的徐知誥也完成了稱帝之前最後經營，金陵作為楊吳的西都見證了這一漫長的政治離心過程。
楊吳後期的金陵府
【二】南唐以金陵為都城，但仍然需要江都繼續坐鎮長江北岸，來彌補天然分割之下金陵的鞭長莫及
①南唐立國之後的兩都制，首先是對楊吳末年制度的繼承和因循
937年十月，徐知誥通過禪讓的表面程序，取代楊吳建國稱帝，因為徐知誥曾被封為齊王故而定國號為“齊”。第二年，徐知誥為進一步增強自己帝位的合法性，恢復自己的本姓李並改名為李昪，同時自稱唐王朝宗室後裔。
同時，李昪為表明自己是對大唐王朝的繼承和延續，將國號由“齊”改為“唐”，因地處南方而被稱為南唐。
因為是禪讓而得國，因此李昪在建立南唐（齊）之後，在制度上也幾乎全盤因循楊吳末年。當然，從本質上來說，楊吳末年的制度本來就是李昪本人所創，自己延續自己制定的政策理所當然。
兩都制則是李昪延續的最重要政策之一，這樣的選擇首先是一種實用性的考慮。在立國之初政局不穩的情況下，延續和因循之前的兩都制，以金陵穩定江南、以江都穩定江北，從而能夠保證政權儘快站穩腳跟。
南唐金陵城（也稱江寧府）
②穩定政權之餘，利用兩都制更好地加強統治才是根本利益所在
如前所述，以南唐這樣的國土規模和疆域大小，本不需要兩個都城並列。在代吳自立的過程中，徐溫和李昪自行在江都之外營造出金陵這樣的另一個政治中心，是由於建立新政權的需要。立國之初，延續兩都制在很大程度上則是出於穩定考慮。
但在政權穩定之後，繼續實行金陵-江都並立的兩都制，顯然就是有著更深的政治考量。首先，長江橫亙其間，將南唐一分為二，能夠對江北形成直接影響的首先是江都，利用江都加強統治的企圖毋庸諱言。
再則，長江以北的南唐國土，與北方強大的後晉（936-947年）之間並沒有天險相隔，隨時有著兵臨城下的危險。如若以金陵為指揮中心，來應對後晉對江北區域的威脅，顯然是遠水難救近火。而作為前朝故都的江都城，則可以利用既有的政治影響力，輔以東都的名分，更能起到統合江北軍事力量應對北方威脅的作用。
這樣的兩都制安排，與唐帝國的兩都制自然不同，因為江都作為東都並沒有經略北方的戰略作用。但是，它卻與北朝政權在邊境地區設立陪都有著異曲同工的相似，具有守土保疆的現實意義。
955年，李昪的繼任者中主李璟曾對身為東都留守的親近重臣周宗說過一段話，大意就是漢高祖劉邦以蕭何鎮守巴蜀而無後顧之憂，光武帝以寇恂鎮守河內而免去丟失疆土之患，而你周宗就是我李璟的蕭何、寇恂，你就要幫我好好地鎮守江北淮南之地。
李璟的這段話清楚明白地表明瞭南唐兩代君主對江都的現實地位和作用的考量，因此才會把江都留守的責任看得如此之重要，而留守之職除了親王就是周宗這樣的絕對重臣來擔任。
李璟
【三】江都被後周一戰奪取，坐鎮江北的作用瞬間瓦解，凸顯出地理隔離對南唐統治的削弱
①李璟統治力的低下，加之長江的天然隔離，造成東都防守經營的失敗
955年十月，就在李璟對周宗肺腑之言話音未落之際，後周世宗公開討論和準備南征事宜，對象就是南唐的江北之地。
第二年二月，後周軍隊在韓令坤的率領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直奔江都城下，先鋒白延遇以區區數百騎兵就能殺入城中，而南唐江都留守諸臣居然毫不知覺。
南唐的東都營屯使賈崇居然將官署、民房一把火燒個精光，然後倉惶南逃。而作為留守大臣的馮延魯倉惶之間逃到寺廟中躲了起來，但仍然沒有逃過被活捉的命運。
南唐苦心經營數十年的東都江都城，在旦夕之間就落入後周軍隊之手，而且留守大臣被活捉，軍隊以一種近乎恥辱的未抵抗方式向南逃跑了事。
雖然江都的失守，有韓令坤用兵詭譎、出兵神速等原因，但馮延魯、賈崇等南唐重臣的疏忽失職才是更主要的因素。堂堂東都的防守，居然如此的脆弱不堪，也反映出此時南唐朝廷尤其是中主李璟的統治能力實在是不敢恭維。
後周世宗攻南唐示意
③ 東都的丟失再次證明了它的重要性，南唐雖然試圖努力重新奪回，但無奈大勢已去無法挽回
柴榮選擇讓大將韓令坤率軍直接突襲江都，再次證明了它的重要性。證明無論是南唐、抑或是後周，都視江都為控制或奪取江北淮南之地的關鍵所在。江都在則淮南尚可保全，江都失則淮南也必成後周的囊中之物。
因此，江都一戰而陷於後周之手，除了造成客觀上的城池和疆土丟失，還有在政治上對南唐朝廷、南唐君臣的巨大震動。
但李璟還是寄希望於能夠恢復對江都的控制，先後幾次下令江都周邊的南唐軍隊奪回江都，只不過仍然連續敗於韓令坤等人手下。不過在956年七月，後周淮南節度使向訓為配合攻取壽州，主動把江都城內軍隊全數撤走，南唐總算是等到了機會。
一年之後，南唐壽州守將劉仁贍投降，解決了後顧之憂的後周軍隊捲土重來，南唐再也無力堅持對江都的經營，同時也放棄了恢復的希望。他們將城中居民全部驅趕到江南，給後周留下了一座空空的江都城。
本來南唐自中主李璟在位以來，軍事實力就與北方政權差距很大，南唐君臣上下對北方政權的恐懼心理也與日俱增，壽州、江都的完全丟失則再一次加重了這樣的心理陰影，因為江北淮南之地能夠恢復的希望已經很渺茫了。
失去東都和江北淮南之後的南唐
結語
東都的丟失，暫時結束了南唐兩都制的局面。雖然此後一段時期，李璟又選擇將南方的洪州城（今南昌）作為南都，開啟新的兩都制，但卻不能與此前的金陵-江都東西並立的局面同日而語了。
從徐溫、徐知誥父子試圖在江都之外營建新的政治中心，來奪取楊吳政權之時，南唐東西兩都並立的二元政治格局就已經開始。加之長江天險對南唐國土的南北一分為二，北方後晉、後漢、後周等強大政權的威脅，進一步固化了兩都制的現實政治需要。
但隨著中主李璟中後期對於南唐政權統治力的下降，江都城維繫江北統治和地域北方政權軍事威脅的能力也在不斷下降。最終在後周韓令坤的一次突襲之下，苦心經營多年的兩都制土崩瓦解，南唐也因此失去對江北淮南之地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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