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唐以来，江南逐渐成为全国赖以生存的经济中心。“苏湖熟而天下足”，历朝历代无不想尽办法加强与江南地区的联系。
赵匡胤也因此毅然决然选择了无险可守的东京开封作为自己王朝的首都，只为占据运河命脉。而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不仅给北方带去了江南丰富的物产，也带去了江南的悠悠文化。
江南的发展一刻也没有过停歇，千百年来，一条浩浩大江庇佑着她南方的子民免受一次又一次的战火之灾。
而经历了两宋苦心经营的江南，又在经历元末农民起义风暴之中，幸运又必然的被大明太祖朱元璋占领。在这一片战火中没有倒退反而进一步发展，为朱明王朝一统天下和后继的永乐盛世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而在明清之际，随着当地工商业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下，城镇的经济地位和文化功能都得以进一步彰显。
而诸如浙西词派、虞山诗派和娄东诗派等，无一不是和江南城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如此，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中，江南城镇也成为了文人墨客歌咏唱和的重要对象之一。
明清之际，由于政治局面和平稳定、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和北方人口与技术大量输入，使得自宋繁荣以来的江南城镇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
城镇由来已久，早在宋朝就已经兴旺发展开来，而两宋又恰好是经济重心的终点。宋室后南迁江南，最终定都于钱塘江流域的临安，使得大量北方衣冠士族和下层民众移民江南，江南地区的文化和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早在北宋时期，占城稻就已经传入中国，南下的农民把中原先进的种植和管理技术也带到了江南。这使得江南的农业发展起来，两浙路和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成了全国的粮仓，号称“苏湖熟，天下足”。在这种江南大发展下，江南的城镇，已经具备了现代城市市场经济繁荣的特点。
而且宋代四大名镇除朱仙镇外，汉口、佛山、景德都是江南的产物。千百年后的今天，朱仙镇早已随着现代化的风尘消失历史长廊之中，而其他三镇却凭借着各自自身的优势成为新时代的新秀。
城镇是区域的核心，区域是城镇的基础。东南的低湿平原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经被开发完毕，人口密度的提高和集约农业的出现，使得明清时期江南可开发空间已近趋于饱和。
江南人口由明初不到一千万人增长到清朝中期近三千万人，耕地面积却几乎不变。江南地区的城镇也因此开始寻求新的发展道路。明清江南地区形成了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以经济作物和原始工业化为主导的商品经济并对城镇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明清时期江南棉布的商品率达到40%以上，口粮自给率则不足50%。这一切均需发达的市场作为支撑。相互之间源源不断的贸易往来，也让江南地区因此确立了与全国其他地区的中心一外围关系。因此，城镇的流通职能也开始超过它的生产职能。
而江南城镇特殊的运转方式也让许多资本缺乏出路，因而明清之际江南大量的官员、富商和地主士绅倾向于建设更加优异的居住环境来致力于生活品质的提升。这一时期的江南之城镇，出现了普遍化的园林景观，也成为了江南文化发展的重要基地。
明清之际在江南城镇文化熏陶下，出现了大批优秀仕途人才，并且江南城镇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私有的园林，使得诸多富商官宦收藏史书典籍和文献，江南城镇文化也因此在明清之际大放异彩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子弟的教育永远是第一等的大事。“学而优则仕”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必须恪守的首要信条之一，江南城镇自然也不例外。“从大传统上来考量江南市镇文化的特色，毫无疑问首推科举事业上的贡献：人文蔚起，科第兴旺。
明清之际的江南城镇，城镇文化勃兴的表现之一就是科第成就的辉煌。如苏州府元和县角直镇文化昌明， “诵诗读书者正复不少，比岁科名相继，吟咏成风胜于他镇”。
仅一个城镇，在明清之际，中进士就有二十人之多，无怪乎人称：
"甫里之著声吴下者，有以人物重也”、“士夫多才能，市业生理甲于他镇，子弟敏秀，好文重儒，自嘉(靖)隆(庆)以来，人文益盛，系学籍者百有余人，科第不绝" 。
发达的城镇经济催生繁荣的市镇文化，而这些文化也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展现出了它们独有的色彩。
中国古籍文献浩如烟海，古籍文献之所以得以保存并流传，除了历朝历代的皇家收书修史和地方官府的藏书外，私人的藏书行为也为此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我国，自古以来的士家大族大多兼为书香门第。为保证家族传承，购置图书为家族文化传播提供最根本的文化资源成为了不二之选。而久来久之，藏书与读书也成了各富裕家庭的必要生活方式之一。
明清之际的江南城镇，拥有发达的经济、工商业繁荣、江南城镇对自身财产的有效保护和无数私人园林内浑然天成的文化氛围。江南城镇地区在文化发展上达到了此前历史上所不能企及的高度。除了拥有大批的文士和人文世族，文学流派的涌现，文人雅集的频繁外，也在中国的图书事业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表现即是城镇出现了大量的藏书家，私家藏书；同时江南城镇的书籍刊刻事业进入了鼎盛的程度，其刊刻的书籍风行海内，嘉惠士林，为保存和传播祖国文化、推动文学繁荣做出了积极深广的贡献。
此外，城镇文人孜孜不倦的著书，在文字狱严苛的明清，大大丰实了当地所存留之书。足够的人才储备、由学而仕带来的政治支撑以及浩如烟海的文献著作，使得明清之际的江南成为超越首都的文化中心，成为了文化领域的先行者。
在传统儒学的影响下，江南城镇文化在明末清初时期孕育了无数爱国人士，同时日渐迫切的经济需求使得江南城镇的女性逐渐突破传统文化束缚走出深闺，并获得了更强的自主能力和更高的社会地位
南明弘光政权覆灭之后，江南大多人民并未就此屈服。尤其是在江南诸多城镇文化熏陶之下的文人士大夫，更是满怀报效国家的凌云壮志，不愿归顺“满夷”。
纷纷酝酿组织义军，准备抗击清军。在各地的义师中，很多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士大夫家庭，都是父子、兄弟一齐参加这场规模巨大的抗暴斗争。而生于福建泉州郑成功，承蒙隆武帝赐封国姓，更是一度率军包围南京。“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在败军后仍能为明收复台湾，继续扛起反清复明大旗。
而相比较众多男性的以死报国来说，女性在江南城镇的文化熏陶下表现出了一种偏离传统儒学的行为。明代中后期以来，皇帝往往怠于朝政，又逢宦官专权、朋党相争，朝政日益废弛。明朝初期所确立的中央集权相对削弱，对地方的控制相对松动。为江南经济的多元化发展、生活方式的多元化趋向、社会传统观念的突破等等提供了一定的自由空间。
明朝后期，伴随着城市繁荣，市镇勃兴，的、江南地区的奢靡之风盛行。缙绅士大夫和富商巨贾导奢导淫，时风所导，一般民众亦追新慕异。但是高度奢华的背后往往是一般家庭的入不敷出。
为维持较高的消费水平，每个家庭成员都需尽力增加收入，小户人家妇女通过走街串巷来挣得生活之资成为了正当渠道。当然也确有其活动的市场，日趋多元化的生活方式与明清日益僵化的儒学所不断强化的“闺范"要求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些平日养在深闺内室的女子往往寂寞无聊，对外面世界充满了好奇。
诚然，她们的活动多为时世所不容，但其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引导着闺房内室女子突破禁锢，追求“解放”。
女性游手帮闲走出家门，多为生活所迫但毕竞开始靠自己谋求生计，并且参与到更为复杂的社会活动与人际关系中，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而女性自主能力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不仅对当时的封建理论产生动摇，也为后来晚清江南地区西方平等思想传播埋下伏笔。
明清之交，送走的是中国最后一个汉族王朝，迎来的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而在此变动之际，民族文化与封建、反封建文化杂糅混合，创造了封建时代最后一个文化高峰。而江南城镇凭借着自己得天独厚的地理人文优势，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顶峰，也为后世留下来不朽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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