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到1895年，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极为耻辱的岁月，就在这期间，由大清属国李氏王朝的内乱引发，清朝与日本爆发了一场大战，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甲午战争。然而，本是入侵者的日本，却利用巧妙的媒体策略，洗白了自己的身份，在战争中，一度被国际社会视为“文明之师”、“亚洲的解放者”，但却在最后，因一场屠杀而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而一度被他们夸为友人的外国记者，则因报道真相被他们定义为“污蔑日本的敌人”。
甲午战争
当时，清朝并非没有媒体，但是基本没有官方主导的报纸存在，而主要的官方信息窗口，则是与各国公使交流的清朝总理衙门，例如，上海等地的近代报纸，比如《万国公报》，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的，而《沪报》的主笔人，则是英国人巴尔福，而《申报》等报纸，也基本都是由外国人经营的。基于这个原因，甲午战争中，这些国内报纸大多没办法派遣记者随军报导，这导致了上面的战争信息不仅不及时，而且有很多问题，甚至于很多战争的实情，反倒是在日本报纸在批评清朝报纸的问题后，才被国人了解。
另外，清朝不允许外国记者随军报导，也不允许其他国家武官跟随观战，这种信息隔绝的态度，很快，给了对手日本一个机会，“舆论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占领”，与清朝不同，日本对新闻媒体这块却极为积极主动。
林乐知以及《万国公报》
日本对甲午战争的新闻媒体方面，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他们允许外国武官参战，其次，大力支持外国新闻记者随军采访报导，甚至于特意在军队中增添翻译官编制，并招募了214名翻译人员，用来满足新闻采访需要，而在战争中，又在本土的九州学院再度征召了40余名学生充当翻译官。而最后一个方面，则是鼓励国内的新闻媒体甚至是僧侣、神官等随军采访和工作，当然，日本军队实际上对于这些人是存在种种限制的，但相对于完全不允许记者存在的清朝，日本的行为还是成功博得了当时的国际社会的好感，甲午战争中，日本国内合计派遣了100多名记者，共有60多家报社参与了战争的报导，因此，日本全国在信息方面，其透明度远远超越了清朝，然而，这也为日本最后暴行的暴露埋下了伏笔。
1894年9月6日，随着日本大本营发布“外国人随军规则”后，欧美国家的记者开始随军报导，其中，有当时著名的《纽约世界》、《伦敦时报》、《黑白画报》等报纸的记者。但是，也正是因为日本对此早有准备，所以，原本是入侵者的日本军队，在外国记者的报导下，反而呈现出了奇特的形象，例如，在有的报导中，日军就被夸赞为“服装端正、纪律严明、武器精锐”，而清军则被说成是“败退后掠夺当地百姓”。还有随军的外国武官也评价日军“战术规范、井然有序”。这些外国记者中，美国《纽约世界》的记者克里曼对日军的夸赞极为典型，他评价日军“精强雄烈”、“胆量令人感叹”，并又对日军的医疗和战术大为称颂，而对清军的表现则嗤之以鼻，讽刺后者“不堪一击”。
日本的媒体策略为军队赢得了极其良好的国际印象
这些还不算惊人，最令人惊讶的，则是法国记者卡雷斯考以及英国记者伊斯贝拉对日本军队以及清朝军队对于普通百姓的记录，在这两人的记载中，日军成了“军纪严明、仁厚、人道”的典范，而清军则成了“纪律涣散”、“强抢民财”的代表，至于实际情况到底如何，显然只有日军自身以及战区老百姓才知道真相，但无论如何，正是由于这种一边倒的新闻报道，使得当时的清朝几乎没有机会获得国际社会的帮助。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日本在战争期间的一系列欺骗的手段，最终因为一场暴行而大白于天下。1894年11月21日，日军攻陷大清军事重镇旅顺，随即对该地进行了持续四天之久的大屠杀，与可怕的前线相反，日本国内此时正因为“旅顺大捷”的消息而陷入狂欢，本土城市各处都挂着国旗，庆祝的宴会、队伍比比皆是，仿佛是在庆祝盛大的节日。但在亲临前线的外国记者看来，则堪称一记响亮的耳光，其中，最先发难的，是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托马斯·克温，克温乘坐轮船，从旅顺返回日本本土，直接约见了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对他发出重重质询，陆奥虽然当时敷衍了过去，但却在事后立刻命令自己的下属，密切注意国际舆论，这个老奸巨猾的日本高官，已经预料到了一场风暴即将爆发，而他正是坐在风暴眼上的人。
日军在旅顺暴行的照片
12月3日，克温的报导首先由《泰晤士报》刊登，日本的暴行随即被掀开一角，12月11日，原本对日军称赞有加的《纽约世界》记者克里曼的短文电报被发往美国总部，第二天，他的报导被刊登在最显眼的地方，他怒斥日军“对老弱妇孺肆意滥杀”、“三天内连续屠杀，旅顺居民所剩无几”、“日军与文明社会背道而驰”，他还特意说道，面对日军的暴行，许多外国记者不堪目睹，纷纷愤怒地离开报导现场。此后，《纽约世界》继续报导日军的暴行真相，使得许多美国民众愤怒不已，就连许多美国议员也产生了抗议，使得要快签订的《日美条约改订协议》一度陷入搁置。
面对国际社会的舆论翻转，日本国内的新闻媒体却开始了无耻的辩解，其中，尤以《时事新报》等报纸最为积极，称日本的暴行是“对敌人罪行的打扫”。同时，外相陆奥也开始暗中指示驻各国的日本外交人员，要歪曲真相、混淆视听、封锁消息，同时收买欧美媒体，随后，他又给公布真相最为卖力的《纽约世界》首先送去声明，很快，其它报纸也收到了日本官方的声明。
记者克里曼的照片
仅仅在真相暴露后的两个星期后，舆论再度发生反转，许多报纸开始指责克里曼的报导的真实性，甚至像《华盛顿邮报》、《旧金山纪事》以及《纽约时报》等报纸，都开始公开指责克里曼的报导“虚假”，12月18日，《日美条约改订协议》顺利通过，没有一个议员对此发出反对意见。
面对日本即将再次封锁真相的局面，一直以来都对日军赞赏有加、此刻已经发现真相的克里曼没有放弃，尽管日本此时已经对外国记者的报导材料进行了管制，甚至渐渐有威胁这些记者人身安全的行为，但克里曼依然暗中将原稿制成两份，一份直接发往美国，另一份则通过加拿大辗转回国内，果然，美国方向的材料被日本拦截，但加拿大方向的材料却成功回国。
12月20日，《纽约世界》再度出击，刊载了克里曼的最新、最详尽报导，将整个旅顺的惨剧完完全全地暴露在世人面前，就连遥远的伦敦，所有的晚报也都转载了克里曼的报导，其它国家的报纸也纷纷转载，终于，日本再也没有能力封锁真相，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好感几乎一夜之间崩塌。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
面对媒体战的彻底失败，外相陆奥宗光不得不咽下苦果，而日本国内媒体也开始要求政府不要再允许外国记者随军报导。由于对真相的掩盖已告失败，之后的日本上下，竟开始对克里曼做出种种人生攻击，就连有些其他外国媒体，也开始对整个美国记者发出嘲讽，最终，克里曼于次年1月8日返回美国。
此后，“接替”了克里曼的任务，继续对外宣传旅顺真相的人，是《旗帜》的记者威利阿斯，他在抵达北美后，除了发表报导外，还在各地演讲，向世人公布旅顺的真相，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日军的暴行。然而，还有一些日本在当地的留学生，竟从日本武士和刀剑等方面，妄图从所谓“科学”的角度，指责报导失实，以此来衍生到整个报导虚假，与此相同的事情不绝如缕。面对种种无理的质疑，威利阿斯前后进行过三次的论战，他曾说过“如果你真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我可以用亲眼见到的流血场面与你对话，作为目击者我可以作为事件的证人，你个日本学生没有资格问这问那。”
然而，遗憾的是，尽管日本在新闻媒体上最终失败，但考虑国际利益的英国和美国，依然在数月后接受了日本，美国通过了与日本的条约，曾经轰轰烈烈的国际舆论重新归于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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