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卡姆的威廉所實施的唯名論革新對於經院哲學的基礎產生了更大的衝擊，這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開端。威廉於1290年出生在奧卡姆（拉丁語為Occam）。和他的前驅者一樣，他也就學於牛津大學和巴黎大學，由於他在辯論中表現得非常機敏和睿智，因而獲得了一個雅號，被稱為是“不可戰勝的博士”（doctor invincibilis）。
早期的唯名論之所以遭到教會的譴責，其直接的原因在於洛色林的唯名論思想是針對三位一體的基督教教義的。教會之所以竭力壓制他的思想，是因為他們已經意識到，雖然一種立場堅定的唯名論並不能對基督教信仰構成多大的威脅，但是它如果與古典哲學結合到一起，那麼經院哲學的基礎將會被動搖。因為經院哲學的方法就是不去直接觀察自然，它的所有有價值的知識都是來源於古代權威，它的基本信念就是，古代權威的思想中已經包含了所有的信仰和教義，我們只需要去把它們發掘出來。如經院哲學的實在論者所認為的那樣，只有當共相是原初的和“實在的”，並且一切個別事物已經完全包含於其中，每一種方法才有意義。
對威廉來說，一般和個別的關係正好與之相反。他說，那些“實在論的”經院哲學家們試圖從一般出發推導出個別，這就像把籠頭套到馬尾巴上，是本末倒置。因為個別事物本身就是實在的，而一般則是存在於頭腦中的觀念和思想，人類的一切知識也都是從個別事物開始的。在他的那些不那麼容易被理解的內容廣博的著作中，威廉對共相問題做了詳細考察，我們只強調他的基本思想。他將邏輯學定義為符號的科學。那些被實在論者給予高度評價的一般概念或共相也都是純粹的符號，並沒有現實的東西與它們相對應。即使是在上帝的心靈中，也不會是“共相先於殊相”。這樣的認識是以威廉的神學論證為依據的，他認為，上帝從虛無中創世的教義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共相已經先於事物而存在了。並不存在什麼“何處性”或“何時性”，而只有何處與何時；只存在如何與多少，而沒有作為獨立存在物的質量與數量。在現實中並沒有作為獨立存在物的“關係”（Relation），而只有相互關聯的事物。這種關係只存在於我們的頭腦中。並不存在“多樣性”，而只有許多事物。在這些事物之外再附加一些關係，在許多事物之外再附加上多樣性，這都是毫無用處的畫蛇添足，與邏輯學和科學的原則是相矛盾的，也就是說，如果一種解釋就足夠了，那麼就不用再做多餘的解釋了。“若無（解釋的）必要，切勿增加實質（論據、看法）”，這種原則被稱為“奧卡姆的剃刀”，它已經成為一種科學和哲學的方法論。
亞里士多德的範疇學並不是對事物的劃分和把握（如阿爾伯特所認為的那樣），而只是對我們附加在事物身上的符號（詞與名）的劃分和把握。威廉完全從他的唯名論的意義上解釋亞里士多德，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從亞里士多德對柏拉圖所做的批判來看，這也完全是有可能的。
為了避免將他的唯名論應用於基督教教義而對它構成威脅，威廉從一開始就（像托馬斯那樣）把信仰的神秘性排除在人的理性可把握的範圍之外，不僅如此，他（像鄧斯·司各脫那樣，不過比他更為徹底）還將整個神學排除在理性可把握的範圍之外。對威廉來說，上帝的三位一體和人格化的教義等不僅是超越理性的，而且是反理性的，我們必須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對於上帝的存在或上帝的某種屬性，我們並沒有合乎理性的證據。因為個體的經驗是一切知識的基礎，在此意義上，我們不可能擁有關於上帝存在的經驗，因此，我們也不可能獲得關於上帝的確切的和自然的知識。這也就意味著，一種能夠提供精確證據的科學的神學是不可能的。如鄧斯·司各脫所說：一句話在神學家那裡是正確的，但是在哲學家那裡可能就是錯誤的。威廉對此深信不疑。那句老話“因為荒謬我才信”在這裡又應驗了。
威廉不僅在神學和世俗科學之間劃出了一條分界線，而且還將他的這一原則應用到實踐中去，也就是應用到宗教政治中去，應用到教會與世俗世界的關係中去。威廉無所顧忌地抨擊了宗教的世俗化以及教皇貝尼法茲八世的世俗權力政治。他援引耶穌和使徒作為例證，要求教會放棄它的世俗權力，並將它的職責限定在宗教範圍之內，而且這也符合方濟各修會的基本原則。在他的《論皇權與教權》一文中，奧卡姆對教會插手世俗事務進行了批判，他提出了關於人的基本權利的思想，這一思想是富於革命性的，它對啟蒙運動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教皇並沒有被授權可以任意剝奪一個人的自然權利”，人的不可侵犯的權利特別包括“那些基督誕生前人所享有的權利，因為基督徒的這些權利都被教會奪走了或被教會扣留了，也就是說，與那些異教徒和不信教的人相比，基督徒的自由因而就被降低了”。
奧卡姆的這些言詞的後果就是，他被當時住在阿維農的教皇監禁了起來。他設法逃出關押他的地方，並逃往慕尼黑。他在教皇的政敵巴伐利亞的皇帝路德威希那裡尋找到了庇護。奧卡姆曾經對皇帝說過一句話：“請你用劍保護我，我將用筆保護你。”這句話後來成了一句名言。1349年，奧卡姆在慕尼黑去世。1339年，巴黎大學禁止講授威廉·奧卡姆的學說，儘管如此，唯名論還是成為佔統治地位的思想流派。這表現在如下的事實上：1473年教皇發佈了教諭，命令巴黎大學的所有教師只能講授實在論，這本來也就是針對威廉的，但是幾年之後，這個禁令又不得不解除了。
在威廉的唯名論的影響下，經院哲學在數百年裡建立起來的神學和哲學、信仰和知識之間的紐帶終於斷裂了。從此以後，這兩個領域開始各自為政。存在著“雙重真理”（阿威羅伊在很早以前就已經認識到這一點）。威廉的這一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那時直至當代，一方面是知識、哲學和科學，另一方面是信仰、宗教和神學，這兩個方面並行不悖。它們各自都按照自己的規律發展，並不關心對方的事情。在很長的時間裡，信仰和知識之間的對話幾乎已經終止。這種分裂狀態也貫穿於我們整個的現代文化之中。
對於哲學和（逐漸獨立門戶的）科學來說，這就意味著，它們開始擺脫自己的神學的婢女地位，開始越來越強烈地表達自己的願望，以羅吉爾·培根這位思想開拓者為榜樣，將直接的外在經驗作為知識的源泉，從而使人類思想史在此後的幾個世紀裡形成了空前繁榮的景象。對於宗教領域來說，這也就意味著，信仰的超越理性的思想可以不用顧忌哲學和理性神學而直接表達出來，正如我們將要在德國偉大的神秘主義者那裡所看到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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