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卡姆的威廉所实施的唯名论革新对于经院哲学的基础产生了更大的冲击，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威廉于1290年出生在奥卡姆（拉丁语为Occam）。和他的前驱者一样，他也就学于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由于他在辩论中表现得非常机敏和睿智，因而获得了一个雅号，被称为是“不可战胜的博士”（doctor invincibilis）。
早期的唯名论之所以遭到教会的谴责，其直接的原因在于洛色林的唯名论思想是针对三位一体的基督教教义的。教会之所以竭力压制他的思想，是因为他们已经意识到，虽然一种立场坚定的唯名论并不能对基督教信仰构成多大的威胁，但是它如果与古典哲学结合到一起，那么经院哲学的基础将会被动摇。因为经院哲学的方法就是不去直接观察自然，它的所有有价值的知识都是来源于古代权威，它的基本信念就是，古代权威的思想中已经包含了所有的信仰和教义，我们只需要去把它们发掘出来。如经院哲学的实在论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有当共相是原初的和“实在的”，并且一切个别事物已经完全包含于其中，每一种方法才有意义。
对威廉来说，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正好与之相反。他说，那些“实在论的”经院哲学家们试图从一般出发推导出个别，这就像把笼头套到马尾巴上，是本末倒置。因为个别事物本身就是实在的，而一般则是存在于头脑中的观念和思想，人类的一切知识也都是从个别事物开始的。在他的那些不那么容易被理解的内容广博的著作中，威廉对共相问题做了详细考察，我们只强调他的基本思想。他将逻辑学定义为符号的科学。那些被实在论者给予高度评价的一般概念或共相也都是纯粹的符号，并没有现实的东西与它们相对应。即使是在上帝的心灵中，也不会是“共相先于殊相”。这样的认识是以威廉的神学论证为依据的，他认为，上帝从虚无中创世的教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共相已经先于事物而存在了。并不存在什么“何处性”或“何时性”，而只有何处与何时；只存在如何与多少，而没有作为独立存在物的质量与数量。在现实中并没有作为独立存在物的“关系”（Relation），而只有相互关联的事物。这种关系只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并不存在“多样性”，而只有许多事物。在这些事物之外再附加一些关系，在许多事物之外再附加上多样性，这都是毫无用处的画蛇添足，与逻辑学和科学的原则是相矛盾的，也就是说，如果一种解释就足够了，那么就不用再做多余的解释了。“若无（解释的）必要，切勿增加实质（论据、看法）”，这种原则被称为“奥卡姆的剃刀”，它已经成为一种科学和哲学的方法论。
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并不是对事物的划分和把握（如阿尔伯特所认为的那样），而只是对我们附加在事物身上的符号（词与名）的划分和把握。威廉完全从他的唯名论的意义上解释亚里士多德，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从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所做的批判来看，这也完全是有可能的。
为了避免将他的唯名论应用于基督教教义而对它构成威胁，威廉从一开始就（像托马斯那样）把信仰的神秘性排除在人的理性可把握的范围之外，不仅如此，他（像邓斯·司各脱那样，不过比他更为彻底）还将整个神学排除在理性可把握的范围之外。对威廉来说，上帝的三位一体和人格化的教义等不仅是超越理性的，而且是反理性的，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对于上帝的存在或上帝的某种属性，我们并没有合乎理性的证据。因为个体的经验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可能拥有关于上帝存在的经验，因此，我们也不可能获得关于上帝的确切的和自然的知识。这也就意味着，一种能够提供精确证据的科学的神学是不可能的。如邓斯·司各脱所说：一句话在神学家那里是正确的，但是在哲学家那里可能就是错误的。威廉对此深信不疑。那句老话“因为荒谬我才信”在这里又应验了。
威廉不仅在神学和世俗科学之间划出了一条分界线，而且还将他的这一原则应用到实践中去，也就是应用到宗教政治中去，应用到教会与世俗世界的关系中去。威廉无所顾忌地抨击了宗教的世俗化以及教皇贝尼法兹八世的世俗权力政治。他援引耶稣和使徒作为例证，要求教会放弃它的世俗权力，并将它的职责限定在宗教范围之内，而且这也符合方济各修会的基本原则。在他的《论皇权与教权》一文中，奥卡姆对教会插手世俗事务进行了批判，他提出了关于人的基本权利的思想，这一思想是富于革命性的，它对启蒙运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教皇并没有被授权可以任意剥夺一个人的自然权利”，人的不可侵犯的权利特别包括“那些基督诞生前人所享有的权利，因为基督徒的这些权利都被教会夺走了或被教会扣留了，也就是说，与那些异教徒和不信教的人相比，基督徒的自由因而就被降低了”。
奥卡姆的这些言词的后果就是，他被当时住在阿维农的教皇监禁了起来。他设法逃出关押他的地方，并逃往慕尼黑。他在教皇的政敌巴伐利亚的皇帝路德威希那里寻找到了庇护。奥卡姆曾经对皇帝说过一句话：“请你用剑保护我，我将用笔保护你。”这句话后来成了一句名言。1349年，奥卡姆在慕尼黑去世。1339年，巴黎大学禁止讲授威廉·奥卡姆的学说，尽管如此，唯名论还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流派。这表现在如下的事实上：1473年教皇发布了教谕，命令巴黎大学的所有教师只能讲授实在论，这本来也就是针对威廉的，但是几年之后，这个禁令又不得不解除了。
在威廉的唯名论的影响下，经院哲学在数百年里建立起来的神学和哲学、信仰和知识之间的纽带终于断裂了。从此以后，这两个领域开始各自为政。存在着“双重真理”（阿威罗伊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威廉的这一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那时直至当代，一方面是知识、哲学和科学，另一方面是信仰、宗教和神学，这两个方面并行不悖。它们各自都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并不关心对方的事情。在很长的时间里，信仰和知识之间的对话几乎已经终止。这种分裂状态也贯穿于我们整个的现代文化之中。
对于哲学和（逐渐独立门户的）科学来说，这就意味着，它们开始摆脱自己的神学的婢女地位，开始越来越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愿望，以罗吉尔·培根这位思想开拓者为榜样，将直接的外在经验作为知识的源泉，从而使人类思想史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形成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对于宗教领域来说，这也就意味着，信仰的超越理性的思想可以不用顾忌哲学和理性神学而直接表达出来，正如我们将要在德国伟大的神秘主义者那里所看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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