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司馬昭一直放不下
相信很多人都聽過“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句話，這句話是魏帝曹髦自感皇權日益被孤立、聖聽逐漸被矇蔽，決定孤注一擲，率眾聲討司馬昭時所說的。
據《漢晉春秋》記載：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自出討之。”
初聽這句話，感覺這句話的背後是穿透紙背的狂妄。司馬昭作為一個臣子，敢於把自己的野心暴露到“路人皆知”的地步，這是何等的目空一切？又是何等狂妄自大？
司馬昭不是狂妄，而是精於算計
及至再度讀起這段歷史的時候，細思之下，才發現曾經的自己終究還是過於淺薄和武斷。我們經常沉迷在歷史的表象中而自鳴得意，這種淺嘗則止的史學觀讓我們經常“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如果要真正瞭解司馬昭的“路人皆知之心”，一切還要從頭細說。
01、“司馬昭之心”背後的故事
司馬懿為司馬家奠定了一個好基礎
公元249年，司馬昭之父司馬懿終於卸下偽裝的包袱，停止了將近三年的裝病生涯，趁著政敵曹爽和天子曹芳離開洛陽前往高平陵祭拜魏明帝之時，封鎖宮門，上奏郭太后請廢曹爽兄弟，並以謀反罪誅殺曹爽及其黨羽三族，從此開始專權國政，這一事變史稱高平陵政變。
公元251年，魏國大臣王凌因不滿司馬氏專權，欲起兵討伐，結果消息走漏，被司馬懿斬殺。不久，司馬懿去世，長子司馬師獨攬朝廷大權，也就是司馬昭的長兄。
公元254年，皇帝曹芳不願繼續傀儡生涯，打算髮動政變廢除司馬師，改立夏侯玄為大將軍，可惜計劃洩露。於是司馬師廢曹芳為齊王，改立高貴鄉公曹髦為帝。
公元255年，魏國再次發生叛亂，毌丘儉、文欽等在淮南發起勤王，司馬師帶病親征 。期間，文欽之子文鴦帶兵襲營，司馬師雖然平定了叛亂，但驚嚇過度，致使眼珠震出眼眶，沒過多久就去世了。
司馬昭順勢登上舞臺
由於司馬師沒有兒子，在他臨終前自然將權利移交給自己的二弟司馬昭，而司馬昭跟隨父兄經過數年的鍛鍊也是當時最合適的人選。
魏帝曹髦聽聞司馬師已死，大喜過望，認為奪權的機會已到。於是命司馬昭鎮守許昌，令尚書傅嘏率六軍回京師，這一計謀被司馬昭識破，於是他搶先一步率軍回京。曹髦見大局已定，只得晉司馬昭為大將軍，總統朝政。
公元257年，魏國第三次發生叛亂，鎮東將軍諸葛誕聯合東吳為外援，率軍討伐司馬氏。或許有人會問諸葛誕和諸葛亮是什麼關係呢？
沒錯，諸葛誕正是諸葛亮的堂弟，在魏國官處顯任，此次出兵是不滿司馬氏專權。諸葛三兄弟分仕三國，自古以來就有“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的說法，而“魏得其狗”說的正是諸葛誕。
雖然諸葛誕的才能和名聲不及兩位堂兄，但他本身也是有過人之處。諸葛誕此次出兵汲取了前兩次兵敗的經驗，做了充分準備，還聯合東吳為援，東吳派遣第二次叛亂失敗投降的文欽率兵相助諸葛誕。
面對如此浩大的聲勢，司馬昭決定親征，但他又擔心後方大本營出事，畢竟他的父親當年正是趁著曹爽外出才政變成功的，前車之鑑不可不察。於是歷史上頗具戲劇性的一幕上演了，司馬昭攜天子與太后共同出征。由於諸葛誕軍中內訌，司馬昭在次年平定了叛亂。
公元260年，皇帝曹髦已經二十歲，他眼見威權日去，國家政事自己不能做主，心中不安，又常憂慮被廢受辱，於是在殿上召集百官打算廢黜司馬昭。
說起這曹髦，可真是不同於其他的傀儡皇帝，有膽識，有見地，屬於少年英才。十四歲被司馬師立為皇帝時，就在司馬師與鍾會的對話中，被鍾會譽為“文同陳思，武類太祖”（文采可以同陳思王曹植相比，武略堪比魏武帝曹操）。
年輕人總是被欺負
如今曹髦即位已經六年，從少年已然成長為青年，胸懷大志的他眼見帝勢衰微，自然不甘坐以待斃，氣血方剛的曹髦決定反擊，雖是以卵擊石也要奮起反抗。於是，曹髦就說出來這句婦孺皆知的話，鼓動身邊人一起去聲討司馬昭。但曹髦話一出口，王沈、王經和王業三人便大驚失色，紛紛勸其隱忍，曹髦將早已寫好的詔書扔在地上，說道：“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
只是可惜曹髦縱有匡扶魏室之心，但畢竟年輕，所託非人，三人中除王經外，其餘兩人擔心禍及自身，於是向司馬昭報告了這一消息，司馬昭召護軍賈充等作戒備。
曹髦親自駕車率領左右進攻司馬昭的府邸，到達南闕時賈充率領兵將阻擋曹髦，但相府中的兵將見皇帝親自揮劍指揮，無人敢上前迎戰。
於是賈充和一個叫成濟的人，於慌亂之中強行接過劇本。據《漢晉春秋》記載：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蓄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背。
事後，成濟被夷滅三族以堵天下悠悠眾口，同時，司馬昭又殺了沒有向自己告密的王經以絕後患。燕王曹宇之子常道鄉公曹璜被擁立為新的天子，後來更名為曹奐。
司馬昭一直在“冷眼”地看著
大魏傳到了曹奐這一代已經氣數將近，鑑於曹髦的前車之鑑，曹奐只是聽從司馬昭的指令，安心做一個徹頭徹尾的傀儡皇帝，或許只有這樣才能保命。
公元263年，司馬昭為了代魏自立，急需建立功勳，於是此時提出伐蜀的主張，並任命鍾會和鄧艾為主將，率軍伐蜀。
原本鍾會大軍皆被姜維擋在劍閣，後勤補給困難，伐蜀幾乎功敗垂成，不想鄧艾偷渡陰平，行七百里無人之地，兵鋒直指成都，劉禪開城投降。司馬昭此次的伐蜀行動出乎意料的順利，從出兵到滅蜀僅過了不足三個月的時間。
公元264年，司馬昭滅蜀之後居功至偉，曹奐下令封司馬昭為晉公，加九錫，想當年曹操就曾被漢獻帝封為魏公，加九錫。所以這個階段基本就是篡權的前奏了。
公元265年，司馬昭去世，在他死後剛四個月，其子司馬炎便迫不及待的代魏稱帝，國號晉，追封司馬昭為文帝，至此立國四十五年的魏國正式滅亡。
02、“司馬昭之心”的歷史影響
司馬昭就是要你忍不住地急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聽起來是一種政治態度，但實際上還是一種權力陰謀。
朝野上下，宮廷內外，因為這樣一句話無不牽涉其中，反覆的試探和鬥爭、無休止的權力傾軋和算計，取代了當時曹魏正常的政治秩序，如何在這樣的政治亂局中獲得最大的利益成為了統治階級最為用心的事情。與此同時，曹魏政權面臨的是內有“正統之爭”，外有“敵國犯邊”，這一切都在昭示曹魏政權的奄奄一息，或許也是“司馬昭之心”所預設的。
一切盡在掌握中
具體一點來說，“司馬昭之心”事件的直接影響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皇權將易手
曹髦在聲討司馬昭的過程中被“意外”刺殺，先不說這背後是有意還是無心，但不得不說，這對本已羸弱不堪的曹魏皇權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的。後來被推上皇位的曹奐再也無力甚至無心再起反抗。
解決了顯得更加麻煩的曹髦之後，司馬昭背後的司馬家族在政治上已經是“一馬平川”，皇權的替代只是遲早的事情。事實上，在曹髦身死之後的第四年，司馬昭也撒手人寰了，他的兒子司馬炎就急不可耐地登上了皇位，並追封他為文帝。而司馬炎稱帝的過程中幾乎是沒有任何阻力的，可見司馬昭在前期對整個皇權替代的鋪墊工作是做得多麼的到位。
如何才能破局？
2、政權再集中
司馬懿在魏明帝和曹爽的聯合壓制下，不得不裝病三年，最後憑藉高平陵政變才大權在握，可緊接著就是魏國大臣王凌因不滿司馬氏的專權而起兵聲討，只不過被司馬懿事先發覺而迅速剿滅。司馬師接過乃父的權杖，獨掌朝政，
但先是是魏帝曹芳陰謀除掉他，後是毌丘儉、文欽起兵反了他，司馬師雖然快刀斬亂麻地處理了，卻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到了司馬昭手裡，有了父兄的鋪墊，司馬家的權勢更是一時無兩。但是，曹髦在司馬師去世的時候就表現出了十分不友好的政治訊號，後來諸葛誕等大臣又公然地舉起“反司馬”的旗幟。所以，雖然明面上看起來，司馬昭是權傾朝野，但是背後有多少人在暗自謀算著，司馬昭心裡也並沒有底。而且曹髦隨著年歲漸長，政治上的表現越來越成熟，這些都給司馬昭帶來了一定的心理壓力。
刺殺了曹髦不光是一種政治試探，也是一種政治清算。隨著曹髦身死，新上位的曹奐更沒有主動權，也更沒有威脅力。那些在背後敵視司馬家族的大臣們也失去了政治核心。整個魏國的政治大權開始真正地、徹底地落入了司馬昭手裡。此後，司馬昭封晉公、加九錫，一切都是那麼水到渠成 。
背後的唯命是從代替不了表面的號令天下
3、餘波斷又起
司馬昭也並沒有因為刺殺了曹髦而一勞永逸，曹髦之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被用來作為一種政治工具和藉口。首先是刺殺曹髦的直接兇手成濟被夷滅三族，成了政治鬥爭下的第一個犧牲品。後來成濟的兄弟為其鳴不平，又被剿殺。其次，被推上皇位的曹奐，通過曹髦之死，徹底地認清了自己的處境，唯命是從，而小心翼翼。然後是朝中有些舊臣始終只肯自稱
“魏臣”，即便是是到了西晉司馬炎時期，還有如司馬孚這樣的人自稱“魏臣”來羞辱司馬政權。最後，“弒君”的罪名也讓司馬昭以及司馬氏的名聲徹底臭了，很多時候在強權的壓制下，眾臣敢怒不敢言而已，背後的非議卻是一直存在的。這也導致司馬炎建立了晉朝，也只敢言孝，不敢言忠，一系列因素為晉室埋下了亡國之患。03、“司馬昭之心”的邏輯疑點
取而代之是終極目標
“司馬昭之心”事件給人最直觀的印象就是曹髦對司馬昭痛下殺心，最後反受其累，死於非命。但是順著這個邏輯，我們會發現有很多地方邏輯上是說不通的，至少是不符合常理的。我們首先進行簡單地梳理：
- 在那個極重“君臣名分”的時代，司馬昭為何要把自己的“不臣之心”表現得路人皆知？
- 曹髦並不是在被殺前感覺到司馬昭的威脅，為何會在倉促之間選擇孤注一擲？
- 曹髦選擇的“密謀親信”為何會轉頭就向司馬昭告密？
- 曹髦帶兵去圍攻司馬昭的路上遇到司馬昭的弟弟司馬伷，他為何沒有加以阻攔，難道真的是懼怕皇帝的權威？
- 賈充奉命抵擋皇帝曹髦，沒有司馬昭的明確指示，為何敢任由成濟殺死皇帝？
- 曹髦死後，司馬昭為何又要威逼郭太后下旨對曹髦進行詆譭，並降低其葬禮級別？
- 曹髦死後為了追究責任，為什麼司馬昭會把成濟夷滅三族，而賈充卻相安無事？
- 同為曹髦起事的“身邊人”，為什麼沒有向司馬昭告密的尚書王經會被以“教唆聖上”、“離間重臣”的罪名處死？而向司馬昭告密的王沈因為告密而立功免死，並因功封為安平侯，食邑二千戶？
表面工作無疑是要做的
從上述的情況來看，表面上是曹髦按捺不住內心的恐慌和激動，急於求成地想把司馬昭永絕後患，所以為了鼓動人心說出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句千古名言。而細思之下，這一切似乎都是司馬昭一步一步佈下的陷阱與圈套。
04、“司馬昭之心”的政治陰謀
司馬昭的心思一般人猜不透
如果我們只是把“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一句話看做是曹髦的一句“討賊”檄文，那麼我們終將流於事情的表面。只有換一個角度，或許才能得到恍然大悟的明瞭。
我們知道，曹操，一代梟雄，也只敢"挾天子以令諸侯"，而不敢“自立為王”，直到曹丕手裡，漢室名存實亡已久，才敢自立稱帝。司馬懿，一是隱忍，也只敢在高平陵政變中對曹爽下殺手，而對曹芳依然要護其周全。司馬師，稱霸朝野，也只能對曹芳行廢立之事，對曹髦行擁立之功。可以說，在封建體制裡，皇權是有一層神秘的外膜在時刻保護它的，那就是世人的正統意識。
司馬昭雖然經過父兄的兩代積累，已經具備了篡位奪權的實力，但是，終究在這中間還有一層窗戶紙是他不能輕易、不能主動去捅破的。這層紙要破，只能破在敵人手裡或者別人手裡。
所以，司馬昭毫不掩飾自己的政治野心，甚至不惜誇大自己的意圖，這樣能給年少不成熟的曹髦施加更大的政治壓力。畢竟，天賦不錯，成長得也不錯的曹髦同時也給了司馬昭很大的壓力。
司馬師就曾是曹髦的噩夢
終究還是曹髦太年輕，在焦慮和屈辱的雙重刺激下，一腳踏進了司馬昭的陷阱 。當初司馬師病死在許昌的時候，曹髦就打算趁機收回大權，那時他就犯了一個重大的錯誤，就是沒有在自己認清或者扶持自己的嫡系力量的前提下，貿然而幼稚的一廂情願的認為自己所委派的官員都是自己的信得過的心腹，結果所託非人，致使計劃失敗。
今時隔5年，曹髦發奮學習了5年的先賢為人處世的經驗，計劃如此重大的事件，卻仍然沒有意識到自己身邊的環境，最起碼的誰忠誰奸的問題都沒有弄清楚，僅憑一腔熱血就想成事，顯然敗在司馬昭手裡是必然的事情。即便尚書王經已經用歷史上魯昭公的例子提醒過曹髦了，但是曹髦還是準備不足又缺乏耐心和計劃，便註定了悲劇的發生。同時這一切恰恰表明司馬昭是胸有成竹的。
一個位高權重的權臣，且明知道已經引起了主上的忌恨，如果還不思考自身的安全問題，只能說明這樣的權臣只是一個得意忘形的匹夫，如同前朝的何進一樣。但是司馬昭顯然不應該是這樣的人，從之前的經歷和之後的應對都可以看得出來，如此只能說明司馬昭早有準備 。這也足以說明王沈、王業為什麼會掉頭向司馬昭告密，也足以說明司馬伷為何不會強加阻止，而賈充為什麼會在那裡嚴整以待，並且肆無忌憚。
當一切按照司馬昭所設計的方向進行時，曹髦也就必死無疑了。司馬昭所忌諱的那層窗戶紙也終於被捅破了。
司馬昭早已安排妥當
但是，皇帝是不能死得不明不白的，所以司馬昭急急忙忙跑到太后那裡一面痛哭流涕，一面逼太后下旨，隨即司馬昭威逼郭太后下旨，大意是說：當初援立曹髦是看中他“好書疏文章，冀可成濟”，但是不成想“情性暴戾，日月滋甚”，我這個太后數次呵責都不奏效，後來和大將軍司馬昭商量要廢立他。大將軍認為他年幼無知，但還可以雕琢，要以觀後效。但沒想到他得寸進尺，還拿弓箭射我的宮殿，弓箭甚至落在我的面前。我前後數十次讓大將軍廢立他，曹髦知道後，甚至賄賂我的身邊人打算下毒藥害我。後來事情敗露，就要出兵入西宮殺我。幸虧大將軍及時知道，而他自己混雜在士兵之中，被大將軍的將士殺死。這小兒“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應當“罪廢為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
而且，“弒君”的罪名總要有人承擔的，所以成濟成了“棄卒保車”的棄卒，被夷滅三族。而“為主分憂”的賈充卻在西晉的時候貴為國丈。
司馬昭向太后上奏說：“故高貴鄉公曹髦率領護駕士卒，拔刀鳴鼓衝向臣的住處，臣怕雙方交兵，即命令將士不得傷害任何人，違令者以軍法處置。騎督成倅之弟太子舍人成濟進入兵陣，傷害高貴鄉公以致喪命。我聽說做人臣的應當守人臣的節義，至死也不能有二心，侍奉君主，不能躲避禍難。那次變故突然發生，災禍像機關發動一樣迅速到來，臣的確想捨棄此身，等待一死，聽候天子裁決。然而臣考慮到這次變故的謀劃，意在危害太后，傾覆社稷宗廟。臣枉充宰輔之位，有安定國家的義務，即連續發命，不得迫近天子輦車。而成濟私自闖入兵陣，以致發生這樣的大事故，臣悲哀痛恨，五臟摧裂。成濟違犯國家法紀，雖死不足以抵其罪，應逮捕成濟家屬，交付廷尉治罪。”
政治陰謀裡面本身就包含著政治清算，通過曹髦之死，司馬昭能夠更精確地找到自己潛在的政治敵人，所以王經等人的死亡就不足以為奇了。
蜀國和劉禪成了最好的背景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司馬昭又有如神助一般，派鄧艾、鍾會的滅蜀之戰異常順利。司馬昭的登基之路盡在咫尺，可惜司馬昭卻在這個緊要的歷史關頭逝世了，從而給他的政治陰謀留下了一處空白。
可四個月後，他的兒子司馬炎就急急忙忙地稱帝了，也算是給“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做了一個圓滿的備註。
05、尾聲
終其一生，司馬昭都在算計著
對司馬昭的這番操作，羅貫中是這麼評價的：假意投身強哭屍，公然弒主待推誰？欲誅成濟瞞天下，天下人人已盡知！
抱著“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一種政治陰謀的邏輯來看，那麼曹髦無疑是令人惋惜的，一個有心正乾坤的有志青年帝王，卻恰恰迫於實力和心智，選了一種極為不明智的方式葬送了自己的生命。成濟無疑是悲哀的，恰如歷史上的大多數，拋開所謂的氣節、忠義，一心只想求得更好的政治前途，卻在有意無意成了別人利用的工具，還落得個身敗名裂、家破人亡的下場。賈允無疑是可恥的，不顧廉恥地心甘情願作為一個幫兇，再多的榮華富貴也得不到歷史的認同。而司馬昭無疑是成功的，但也是可怕的，一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成功者，對於歷史和道德的破壞力是難以想象的。
曹髦死後不久，歷史如司馬昭所願地進入了司馬晉朝。可是就在司馬炎消滅東吳、統一全國的第12年，西晉就開始了“八王之亂”，進而把中原大地帶入了史無前例的“五胡亂華”的亂世，遍地狼煙、哀鴻遍野。更讓人感到絕望和悲哀的是，晉朝的那些貴族在國難當頭的時候，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恢復國威、保護民生，而是自顧自地周全於自己既得的利益。這讓人不得不聯想到司馬昭當初的“奪權”是有多麼的自私。
這是司馬昭最信奉的真理
一個成功的歷史人物，應該是一面旗幟，應該要給於後世以建設的力量和信仰，而不是破壞的邪念和參照。司馬昭確實走到了權力上的巔峰，但是在人格上，卻遠遠不如同時代的諸葛亮等人。
當然，我們再去哀嘆這段歷史的不幸，已經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只是，我們被再一次提起這個典故的時候，我們能夠清醒予以反思和回應。“君子有所為有不為”，引導我們向前的力量永遠不僅僅只有權力和慾望，還有道德和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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