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面對外來侵略，清政府屢戰屢敗，當朝掌權者認為是中國的軍事實力太弱，便在不斷探索強兵之路。而正是這場強兵之路的探索中，清政府讓袁世凱操練新軍。袁世凱的“小站練兵”也就成了北洋系之濫觴。
中國在引進技術方面其實能力不弱，對於西方先進武器，清政府尤其感興趣，剛問世不久，中國人就會仿製出來。直到甲午戰爭，武器技術層面甚至強於於日本，問題出在武器的使用，中國軍隊確實落後。直到袁世凱的新建陸軍，表面看起來行列式走得還算規範，但士兵使用槍炮的水平卻依然不怎麼樣。
當然，清朝新政以後，出現了大批留洋歸來的軍事人才，比如在日本士官學校就出了較多人才，其中比較傑出的如日本士官學校第三期的“中國三傑”蔡鍔、蔣百里、張孝準、藍天蔚。他們需要起早貪黑付出更多的努力，還得伺候好老兵，忍受日本軍曹的拳打腳踢，辛辛苦苦才學得一點低層次的軍事技術。
雖然留洋歸來學得技術的人才不少，但問題是這些認真的人學成之後回國往往都擔任高級軍官，而且這些人原本在國內都是富裕家庭出身（一般家庭負擔不起留樣的費用），在苦熬了若干年後，一旦回國，難免鬆懈，往往愛與一班文人雅士混在一起，而對於下層士兵的傳授卻很少。因此，下層士兵的軍事技術依舊得不到提高。
第一次正經八百的按照西方操法、拿西方武器、穿西式軍裝、按照西方軍隊編制操練的軍隊之間的交戰當屬辛亥革命的武漢爭奪戰，不過，雙方打得都十分的業餘，按當時人的說法，北洋軍的勝利，關鍵的是靠了他們有機關槍，而革命軍直挺挺地衝鋒，也是成全北洋軍勝利的重要因素。
此後，軍閥之間時常開戰。每次戰爭，無論多大規模的仗，大抵雷聲大雨點小，任他槍炮隆隆，基本上槍放得多，死人很少，倒是通電戰比較熱鬧，所謂通電戰即為輿論宣傳攻勢。曾有記載，四川軍閥劉存厚和熊克武之間在成都開戰，居然有大批的閒人前去觀戰，就像後來的四川球迷看球賽一樣，你說兒戲不兒戲？
西方人關於中國軍閥間戰爭曾有一番嘲諷的說法：中國的戰爭不是用真正的槍炮打的，而是用另外一種槍——煙槍打，再加上一些袁大頭輔助。此話雖然惡毒，但也不無道理，中國人，尤其是軍人，往往都深諳孫子兵法，推崇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上策，不費一兵一卒，何樂而不為呢？因此，每次戰爭，煙土和銀元倒成了殺手鐧。同時各派軍閥之間，本身關係複雜，不是親戚就是同鄉、同學，其中有扯不清的關係，給彼此的收買、瓦解提供了很好的機會。轟轟轟烈的中原大戰中，蔣介石花銀元加上曉之以情動之以理勸說張學良倒戈，就是其中一個小小的案例。其實小到一個連一個營，大到一個旅一個師，只要工作做到了家，戰事一開，某一邊嘩啦一倒戈，戰鬥也就結束了。
軍閥之間今日為親，明日為仇，所以無論仗怎麼打，但彼此都留有餘地。雙方的家眷，如果趕巧生活在一個租界，還依然在一起打牌。對於打敗了的軍閥，戰勝者一般不做肉體上的傷害，甚至不動他們的財產，很有紳士風度。1993年，晚年的張學良在臺灣接受郭冠英和周玉蔻的訪談暢談自己的一生，他曾講到他跟直係軍閥曹錕手下吳佩孚作戰的事蹟。曹錕的弟弟是曹四爺，當時為天津省長，“我們去打仗，還要去看看我四大爺去，這個仗打得有什麼意思。”
倒是軍閥混戰後期，打仗不知怎麼變得狠起來了。有人分析說是賴徐樹錚，說他狠，把對手一個將軍陸建章暗殺掉了；有人說是賴吳佩孚，用大刀隊督戰；也有人說賴孫傳芳，打敗了對手，居然把個對方的降將施從濱殺掉了。但是在軍閥混戰的前中期，確實打得比較“兒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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