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的天京事变中,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被杀,第二年翼王石达开出走,第一代天国领导人几乎损失殆尽。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不是没人才,就看有没有机会了。
陈玉成和李秀成脱颖而出,号称太平天国后期的“双子星”。以陈、李二人为首的众将通力合作,首先摧毁了江北大营,让清军大将向荣忧忿而死。随后在三河战役中,一起全歼湘军精锐李续宾部,湘军元气大伤。通过一系列战役,扭转了天京事变后的颓势,天京的威胁暂时缓解。
这样的一片大好形势,貌似天国又回到了正轨。从表面上看,不过是换了一拨领导人,其他照旧,其实骨子里发生了质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军阀”,以及大军阀下的小军阀们。
天平天国的信众主要是广西客家人,在拜上帝教的传播中,有很强的群体色彩。中国几千年封建时代,基层管理组织本质上是家族制或者宗族制。一个人首先要受到族规的制约,犯了错由族长和长老们处罚,典型的如《白鹿原》,祠堂就是惩戒所。
太平天国也必然分为了大大小小的各个宗派小团体,不过在杨秀清时期,由于其崇高的政治和宗教地位,加上铁腕统治,下面的人必须绝对服从,地方的财政统一上交“圣库”。即使雄踞一方,手里没钱,那就翻不起大浪来。
杨秀清死后,情况就不同了,中央已经没有一位强权人物了。洪秀全自己嗜权,可又懒政,又要陈玉成、李秀成这些人去卖命。红口白牙的说说不顶用了,总得给些好处。
经济上,可以截留上交给“圣库”的钱,手里有钱了。政治上,则和中央的大佬们互为同盟,相互扶持,例如洪仁玕和陈玉成,林绍章和李秀成。如此这般,这些地方实权派们逐渐坐大,越发有尾大不掉之势。同理,陈、李对下采取同样策略,给钱给地盘。
前期陈玉成占据天京上游的安徽等广大地区,所属人马都是精锐,势力最大。1859年,22岁就晋封英王。反观李秀成,比陈玉成大十几岁,地盘只有浦口的几个城池。直到1859年,才晋封忠王,晚了整整一年。
当有了东进苏南和南下浙江的机会时,当时的第一大佬陈玉成依然不想放过,甚至想将英王府修建在苏州城。对李秀成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容有失。
即使贿赂洪天王,也要拿下这个机会。最终富庶的苏南和浙江落入了李秀成和堂弟李世贤手中,一下新建了苏福省、天浙省。李秀成终于可以和陈玉成平起平坐了,这是洪秀全乐意看到的,不能让一方坐大。
陈、李作为大军阀,下面则是大大小小的小军阀。太平天国后期总共封了2000多个王,里面也有分权的企图。李秀成西征时把苏福省交给陈坤书,不料洪秀全将陈坤书封王,脱离了李秀成的遥控。
既然成了军阀,首要的就是扩大地盘、招兵买马,这样才能持续坐大。再不济,也务必要先保存实力。有了这样的心理,就难免失败。
安庆会战,为了解围决定会攻武汉,可是有人只顾扩编壮大实力,不按期抵达前线,整个战略计划直接破产。不得已陈玉成又折回安庆,可是10几万人马甚至无法冲破1万多湘军的阻击,所向披靡的陈玉成不灵了。
天京救援战,李秀成汇集几十个王,30多万人攻不下曾国荃的雨花台,40多天后撤围而去。李鸿章围攻苏州,李秀成都知道“八王”已经动摇,控制不住了,劝谭绍光放弃算了。结果“八王”杀了谭绍光,开城投降。
不是陈玉成、李秀成不行了,而是从上到下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谁都不愿意牺牲自己,为他人做嫁衣。到了关键时刻,陈、李其实都无法真正掌控下面的人,这样的队伍,就是拼凑起来的一群乌合之众,焉能不败!
李秀成保护幼天王到最后,但被俘后摇尾乞降,未全力救援安庆,被人诟病。陈玉成则誓死不降,显得更为壮烈,评价颇高。我只想说,
如果两者交换位置,陈玉成未必能做的更好。閱讀更多 閒話歷史君 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