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爆发了一场席卷华北、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鼠疫，造成了大量病患和死亡。
京师北京也成为重灾区。
计六奇《明季北略·志异》记载：崇祯癸末，“八月至十月，京城内外号瘩病。……沿街小户，收掩十之五六，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有棺无棺，九门计数，二十余万也。”
这时，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于1644年三月十九日攻占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
疆域辽阔、万国来朝、巡洋世界、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大明王朝，在传十六帝、国祚276年即告覆亡。
人们唏嘘、惊讶之余，纷纷探究明朝灭亡的原因。
其实鼠疫、李自成、清军都不是明亡的主因
有人自然地认为，是鼠疫使得北京守军羸弱，战斗力下降，李自成才得以轻易攻克。
但是当时鼠疫波及全国，农民起义军不是百毒不侵的外星人战队。
无论对于明军还是李自成起义军而言，鼠疫具有公平的杀伤力。
有人认为，是李自成起义军实力强大，明军无力抵抗。
然而，明军训练有素、武器装备先进，还多次远征海外得胜。而李自成起义军主要由饥民组成，被明军多次击溃。
李自成能一月自陕西一路东征，势如破竹，三月攻占北京，原因之一是沿途很多明军将领投降献城。
例如忻州官民迎降，大同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胤、居庸关监军杜之秩、真定太守邱茂华等皆不战而降。
最后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时，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接。
还有人认为，是清军牵制了明军的战斗力。
然而，尚在三月初李自成开进宣府时，崇桢帝就急调辽东总兵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昌平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入卫京城。
当时清军尚被挡在遥远的山海关之外，难以染指李自成攻占北京战事。
李自成攻占北京之后，才赴山海关，与多尔衮和吴三桂的合兵会战。
所以，鼠疫、李自成、清军都不是明王朝真正的掘墓人。
那么，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万历时期已酿下明亡的祸根
隆庆六年(1572年)，九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改元万历，即神宗。
内阁首辅张居正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结果，“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肃然；"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国库充盈。史称“万历中兴”。
张居正病逝后，为万历帝留下了丰厚的资产和良好运转的局面。
然而此后，明朝的发展势头进入了一个转折期。
其一，内政混乱。
万历帝的皇后王氏、昭妃刘氏长期无子嗣。万历帝偶然私幸宫女王氏，生下长子朱常洛。显然，皇太子之位，非独苗朱常洛莫属。
然而，四年后，万历帝宠爱的郑贵妃生下皇子朱常洵，并使万历帝承诺立朱常洵为太子、自己做皇后。
万历帝此举违背了祖制和封建礼制，势必引起重大的政治危机。
王氏寂居幽宫，以泪洗面，以致双目失明，不久病逝。万历帝竟然不同意厚葬，最后勉强同意追谥皇贵妃。
万历帝专宠郑贵妃，迟迟不立太子，引起朝野猜疑。大臣们纷纷上奏提及皇储问题，但万历帝搁置不理。
直到1601年十月，即位近三十年的万历帝终于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朱常洵为福王。“国本之争”算是落下帷幕。
然而，这场激烈、复杂的事件，使明朝付出了很大的政治代价。共逼退内阁首辅四人，部级官员十余人，株连官员三百多人，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
1615年的一天，一名男子持枣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宫殿，打伤多人后被抓获，供认系郑贵妃手下宦官。万历帝将其处死，不愿深究。而郑贵妃毫发未损。这个惊天大事不了了之。史称“梃击案”。
更严重的是，万历帝因为“国本之争”而对大臣们极度不满，进而怠政。自1587年开始连续不上朝以示抗议，后来甚至整日身居深宫而不理政事，长达约三十年！
于是，出现了一个奇葩现象：朝廷长期陷入无人做主的空转状态。
因而也就出现了一系列恶果。
缺官现象非常严重，有职无官，缺官理事。
《明神宗实录》卷四一九记载万历三十四年大学士沈鲤等上言：“今吏部尚书缺已三年，左都御史亦缺一年┅┅盖总计部院堂上官共三十一员，见缺二十四员，其久注门籍者尚不在数内。此犹可为国乎？”
而且，官僚队伍成天空谈朝政，拉帮结派，党派林立，如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名目众多，互相争斗倾轧。
其二，军事及外交方面代价巨大。
万历年间，内忧外患日益严重，于是进行了一系列的征战。
一是明缅战争。
万历时，东吁王朝崛起，四处征战扩张，入侵明朝管控的缅甸地区。于是万历一朝与其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连绵战争。
结果，明朝丧失了对孟养、木邦宣慰司的统治（其范围属于今缅甸），遗患后世至今。
二是著名的“万历三大征”。
西北蒙古人哱拜叛变，明朝进行了平叛的“宁夏之役”；西南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明朝进行了平叛的“播州之役”；日本入侵明朝藩属国朝鲜，明军赴朝抗日。
“三大征”最后皆胜，明朝维护了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巩固了中华疆土，功勋卓著。
但是明朝同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
这几场战争时间跨度长，绵延几十年；发生的年代接近甚至部分重合，大小战役密集；用兵地理跨度大，覆盖西北、东北、西南。
因而，明王朝不得不动天下之兵，费天下之财，耗费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其三，国库严重亏空，横征暴敛。
战争，根本上是拼经济、耗资源。
例如“三大征”中规模较小的宁夏之役，耗费“饷金几二百万”（《明神宗显皇帝实录》）。
《明史·陈增传》记载： "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
据此可粗略统计出，“三大征”的直接军事开支高达一千三百万两白银。
明朝国库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赋税，除货币形式之外，还有一部分是粮食、物产等物资形式。
仅“三大征”的开支，就使得国库入不敷出，严重亏空。
频繁的大规模战争，对社会经济及民生的破坏性也极大。
例如宁夏巡抚杨应聘曾说：“壬辰兵燹（即宁夏之役），遂举二百年之所经营者，荡然如同草味。”（范宗兴校注的《增补万历朔方新志校注》）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京师紫禁城大火，焚毁前三殿、后三宫。
为此，复建工程浩大，耗资甚大。直至二十余年后的天启七年（1627年）方才完工。
为了筹备军需以及弥补国库亏空，只有加大赋税，鱼肉百姓。
例如播州之役时增派赋税的情况：“比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天下盈实之户，比二十年之前，十减其伍”。
为了敛财，万历帝还派遣一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到各地盘剥商人、矿工，横行肆虐。
这就导致民怨沸腾，走向官逼民反的道路，全国各地接连爆发了起义。
对此，清朝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中说道：“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
其四，经营辽东失策，培养了最大的强敌。
万历朝的一系列大规模军事行动，关乎主权、内政、外交，是正义之战。但是这些战争的升级和规模扩大，与内政有直接关系。
与后金的战争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例如优秀将领李成梁，在明朝将吏贪懦、边备废弛的情况下，纵横北方边塞、镇守辽东数十年，成为一道坚固的屏障，也因而受到万历帝的信任赏识。
但李成梁后来贵极而骄，奢侈无度，甚至虚报战功领赏。
因而，明廷被他所蒙蔽，加之国库亏空，就逐渐废弛辽东边防。这为努尔哈赤的崛起创造了客观条件。
而且，李成梁故意破坏明朝与少数民族的和睦机会，成为努尔哈赤后来借口反明的“七大恨”之一。
李成梁这样的罪臣，虽然多次被劾罢，罪可至死。但在万历帝的庇护下，后来竟然加官至太傅，诸子手握重兵，家族显赫。
当然，辽东边防逐渐废弛，也与“三大征”有连锁反应关系。
“三大征”使得明朝军事力量大损，也即常说的“杀敌三千，自损八百”。
据户科都给事中李应策统计，辽东原有兵额9.5万，至援朝战争结束后的万历二十八年只有4万。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努尔哈赤悍然进攻辽东。在萨尔浒之战中以少胜多，大败明朝大军。
清史专家萧一山指出:"是役也，明倾天下之力，尽征宿将猛士，及朝鲜叶赫精锐┅┅金士卒仅伤数百人，而所获则以巨万计。明清之兴亡，此亦最大关键也。"
此战役是明清战争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明朝从此对后金被迫转为战略防御。
这也成为明衰清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正如内阁大学士王家屏所言：“今时事与资力并当困绌之际，国威与士气并当挫刃之余。”
萨尔浒之战25年后即1644年，清军入关，大清王朝取代了明朝。
所以说，万历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使得国力元气大伤，前盛后衰，国运急转直下。
万历帝的后期怠政、决策失误，以及官僚阶层的失职、误国行为，使万历朝后期埋下了一个王朝统治走向衰亡的种种祸根：朝纲败坏、党争、官员涣散、后宫干政、阉党专政等。
因此《明史》言：“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万历之后三代皇帝无力回天
1620年七月丙申，在位长达四十八年的万历帝病逝。38岁的皇太子朱常洛继位，年号泰昌，即光宗。
深受国政混乱之害的朱常洛，积极拨乱反正，革除弊政，重振朝廷纲纪。朝政开始有转好的迹象。
但由于朱常洛长期沉湎酒色，身体羸弱而卧病，在服用药丸后猝死。
于是此事被怀疑为万历时期遗留的政治谋害事件，沸沸扬扬。史称“红丸案”。
泰昌帝仅在位一个月。
朱常洛长子、15岁的朱由校继位，年号天启，即熹宗。
泰昌帝的宠妃李选侍曾因照顾朱由校而迁居乾清宫。泰昌帝死后，欲图皇太后位的李选侍与宦官魏忠贤合谋，坚持继续与天启帝住在乾清宫。
一批正直朝臣察觉其阴谋，最终迫促李选侍搬出。
此事件史称"移宫案"，后来成为派系斗争的代名词。
它与万历朝的梃击案、泰昌朝的红丸案，并称"晚明三大疑案"。
魏忠贤与郑贵妃、李选侍、天启帝乳母客氏来往甚密，并且拉拢齐楚浙党等官僚集团，成立了明朝最大的阉党集团，权倾天下，擅权跋扈，厂卫横行全国。
“东林党人”为了反对宦官专权, 与其展开了激烈、残酷的斗争。
阉党集团借机排斥异己，毁天下东林书院，屡兴大狱，大批正直忠臣惨遭牢狱及诬杀。
宦官专权达到中国历史上的巅峰状态。
然而，天启帝忙于玩乐，醉心于制作木器，而疏于朝政。
《寄园寄所寄》：“明熹宗天性极巧，癖爱木工，手操斧斫，营建栋宇，即大匠不能及。”
明朝内政混乱之时，努尔哈赤对辽东地区步步进逼，沈阳、辽阳、广宁等地相继沦陷。同时，荷兰人占据了台湾岛。
同时期，京师北京发生洪灾、王恭厂火药库大爆炸，多地发生旱灾、蝗灾、洪灾，全国人心惶惶。
加之土地兼并剧烈，苛捐杂税繁重，使得民不聊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民变、兵变、抗租斗争频繁爆发。
例如山东先后有白莲教、徐鸿儒起义，陕西有王二之起义；永宁土司自立国号"大梁"，割据西南等。
此时的明王朝已是危机四伏。
《明史》记载：“而重以帝之庸懦，妇寺窃柄，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1627年，在位七年的天启帝病逝。由于没有子嗣，遗诏17岁的异母弟朱由检继位，年号崇祯，即思宗。
崇祯帝锐意改革朝政，最终铲除了魏忠贤阉党集团势力，重新启用被罢黜的忠直官员。
然而，自崇祯登基时起，各种自然灾害不断。使得社会混乱，盗匪与流民并起，各地民变不断。
同时，改国号为大清的皇太极不断南下骚扰入侵。
明廷苦于两线作战，每年的军费“三饷”开支高达两千万两以上。而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严重缺饷，导致明军时常骚乱哗变。
在乱局目前，崇祯帝求治心切，然而他用人多疑、刚愎自用、反复无常的性格，使得局势愈加糜烂。
例如为剿李自成农民起义，崇祯帝在十几年中频繁更换杨鹤、洪承畴、曹文诏等一批统帅，以至于皆功亏一篑。而李自成多次大难不死，逐渐做大。
再如，崇祯帝重用抗清名将袁崇焕，最后却听信魏忠贤余党诬告以及皇太极的“反间计”，凌迟处死袁崇焕。
随着洪承畴降清、明朝关外精锐丧失殆尽，宁锦防线崩溃，清军入关已成必然之势。
明亡的其它影响因素：宏观气候变迁及灾害、社会大转型
当然，事物的发展结果，往往内因是决定性因素，但是其它一些因素也会影响结果。
明亡的主因是长期的内政混乱腐败，但是同时也有一些影响因素。
其一，宏观气候变迁及灾害。
约15世纪初开始，全球气候进入了一个寒冷时期，被现代科学论断为“小冰期”。当时正好是明末清初，因而在中国也称为“明清小冰期”。
在此期间，中国遭遇了持续干旱和低温的侵袭。例如：
-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南方沿海的广东竟然下了大雪；
- 崇祯十一年（1638年），漕河干枯；
- 崇祯十三年（1640年），黄河干枯断流，而长江和淮河竟出现全部封冻；
- 崇祯十年至十四年，华北地区连续四年大旱。
这对于传统农耕社会而言，是个沉重的打击。旱灾、蝗灾、洪灾频发，农业大幅减产，导致全国性饥荒。
同时，据《明史》记载，从明初永乐六年（1408年）到明末崇祯十六年（1643年）的二百多年间，发生大瘟疫19次。
于是，百姓们流离失所，饥民成群，争食野草、树皮、观音土、鼠窝存粮、老鼠甚至尸体等，甚至出现人类互相残食。饿殍遍野，尸体四处暴露。
《明实录》记载：“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老鼠也难以觅食，成群结队逃窜，将病菌四处散播。
环境卫生极度恶化，长期饥饿的人们的体质和免疫力也严重下降。
于是，鼠疫很快蔓延。
其二，社会转型。
明朝中后期（16世纪初），即从弘治、正德年间开始，社会开始发生极大的转向与改变。
于是使得明代呈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征：
封建专制制度走向衰弱，民间贸易活跃繁荣，文学艺术蓬勃兴起，市民文化迅速成长，科学精神与实学风尚开始流行，出现思想解放潮流。
这种转型的主因，是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以及西方文化的传入。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影响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化。
表现在政治方面，即是朝政的宽大与舆论空间的扩大。
例如"晚明三大疑案"中，臣子们争先恐后地上奏、谏议皇帝，在实力强大的后宫、阉党面前痛斥指责，坚持己见。
党派林立，“党争”便是各抒政见的典型形式。
晚明时期，民间书院兴盛，冲击了官学的地位。许多知识分子利用讲学、聚会之机，猛烈批评时政。
讲学于东林书院的顾宪成、高攀龙，成为与当权派对抗的思想中心。并且“东林党人”顽强不屈地与权倾天下的阉党集团进行了血腥的斗争。
这种“大逆不道”的言行，在之前一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里是绝不容许的。
为了维持皇权专政，明朝几代皇帝设置了特务组织和“厂卫制度”，但是被文官集团抵制、被几任思想开明的皇帝几度废弃。
表现在哲学思想方面，“阳明心学”弟子王艮、李贽反对束缚人性，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门徒群体广泛，成为晚明显学。
同时期，西方传教士、商人纷纷来华，带来了西方文化，使得科学精神与实学风尚开始流行，倡导新的思想价值与人生观。
相对应，明廷也于1629年成立“西局”，分学科研究、传播西方文化。
商人、手工业者抵抗矿监、税使的抗税暴动，民变、兵变、抗租斗争频繁爆发，便是这种思想解放潮流的一种折射。
面对汹涌的民意，泰昌帝刚继位就罢除矿税、榷税。
政治、思想文化、社会体制的大转型，是社会发展和时代背景的产物，是不以统治阶级意志为转移的趋势。
这也意味着：极端的皇权专制制度，逐渐被觉醒的人民击碎。
叠加效应导致明亡
综上所述，万历帝后期使明王朝元气大伤，内忧外患加剧，在后世产生了诸多连锁反应。
- 万历之后的三代皇帝，即使泰昌帝、崇祯帝有心重振朝廷纲纪，但是一个在位短命，一个性格严重缺陷，加之诸多问题积重难返，无力回天。何况还有个醉心于“木匠活”的天启帝。
- 朝政愈加混乱、黑暗，官场生态不断恶化，结党营私，贪污腐化，人心涣散，对朝廷忠诚度严重下降。以致后来很多官员不战而降李自成，成为“带路党”。
- 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民心思变，民争、兵变事件不断发生。
- 后金不断入侵掠夺，使得明朝国防开支长期居高不下。
- 天道无常，灾荒、疫疾频发。
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使得明朝晚期的神州大地千疮百孔，生灵涂炭。
这一切，都表明了末日之象。
所以说，明亡的根本在于内政，祸根在万历后期埋下。
后金（清朝）、灾荒、疫疾、李自成起义军等只是影响因素或者是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
清军是虎视眈眈明帝国大厦的觊觎者，席卷全国的鼠疫使得大厦摇摇欲坠。最后，顺应民意的李自成，一脚踹开了腐朽的大门，使昔日庞大的大明帝国瞬间土崩瓦解。
后来清高宗（即乾隆帝）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说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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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考史料：《明史》、《明神宗实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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