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公元645年（貞觀十九年）十二月，從黔州傳來一個震驚朝野的消息，原太子李承乾於黔州去世，時年二十六歲。毫無疑問，白髮人送黑髮人，最為傷心的莫過於為父母者，然而李承乾的母親長孫皇后已然去世多年，所以唯一為自己兒子英年早逝而感到痛心的，也就只有他的父親唐太宗了。在得以兒子去世噩耗的那一刻，唐太宗情不自禁隱藏了為帝王者的威嚴儀態，此時此刻，他只是一個父親，“芳菲夕霧起，暮色滿房櫳”，寄情所作的《秋日即目》表露出了他的感懷深思。然而，惋惜的同時，李世民未免又會想起時隔不久的那次夢魘，李承乾竟然會向自己的兄弟甚至是自己的父親舉起手中的屠刀，雖說事情最終未遂其願，最終的勝利仍然是屬於天可汗唐太宗的，但是在一位父親的眼中，結果卻顯得更為次要，值得思考的是，李承乾為什麼要冒如此之大的風險，發動了這樣一場成功率並不算大的政變？也許是為了至高無上的權力，可是他卻明明已經是為皇太子，權力對他而言無非就是時間上等待，難道他竟如此的急不可耐？沒錯，李承乾變了，從一個“丰姿峻嶷、仁孝純深”的開明孝子變成了“好聲色，慢遊無度”的昏庸之人，可是他又為什麼會變成如此性情呢？唐太宗也很費解。當局者迷，唐太宗費解也是正常的，基於以上的思路，我們具體來從李承乾的所處境遇來探究為何他會一步步走上一條不歸之路。
不可否認，李承乾從小就是大家口中的“隔壁家孩子”，作為嫡長子，他在李世民登基為帝之時便被明確冊封為皇太子，這個時候他只有八歲，“性聰敏”、“機悟宏遠”、“神姿凝映”等好孩子的標籤一個又一個的貼在了少年李承乾的身上，而他也因此被寄予厚望，期待著他能夠成為一代明君。所以，為了將李承乾鍛造成為一名優秀的未來君王，唐太宗也沒少在擇師方面大下功夫，李綱、杜正倫、孔穎達、張玄素、魏徵等當時有名望的人都曾經當過李承乾的老師，然而遺憾的是最終也沒能將李承乾教導成才。可是不管如何，能夠為李承乾多次更換老師，說明唐太宗是真的將李承乾當作自己接人來培養。
在唐太宗的刻意培養之下，李承乾確實大有長進，在很多方面都能夠令得唐太宗比較寬慰，在貞觀四年，唐太宗便下令“自今以後，訴人惟尚書省有不伏者，於東宮上啟，令承乾斷決”，小範圍的將部分決策之事交給了作為東宮太子的李承乾。而在貞觀九年，唐太宗借為高祖居喪之際，將國事交予李承乾處理，以此來進一步鍛鍊李承乾處理政務的能力，所以在史料中也有“性聰敏，太宗甚愛之。太宗居諒暗，庶政皆令聽斷，頗識大體。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監國”的記載。可見一直以來，李承乾成長的環境大多都是經由唐太宗所設計，並且從育才的角度而言也是頗為正面，理應對李承乾的成長有所益處。可是最後的事實卻是，李承乾性情大變，從好孩子變成了壞孩子。
其實，在未及成年，仍然處於學習階段的李承乾便已經有了一些離德的跡象，並且這些原本可能僅是孩童特有的調皮天性在諸多東宮輔臣的眼中已經算得上是“嬉戲過度” 。而在後來，雖說有著諸多名師的教導，可李承乾卻逐漸活成了大家不能接受的樣子，逐漸的從“嬉戲過度”上升到了“慢遊無度”。當然，變壞也要一個過程，因為長久以來對於自己父皇的畏懼，使得李承乾刻意地去隱藏自己的本性，使得眾多朝臣們仍然對李承乾抱有希望，“故在位者初皆以為明而莫之察也”，認為他只不過是年少氣盛而已，然而事態越至後面卻也越發的不可收拾。
貞觀十三年，面對張玄素無休止的勸諫，李承乾終於語氣銳利的對其言“庶子患風狂耶？”而後令得東宮輔臣對其改觀，經常上言於唐太宗太子離德之事。而在《資治通鑑》中，也記載了李承乾喜好突厥風尚之事：
“(李承乾)選左右貌類突厥者五人為一落，辮髮羊裘而牧羊，作五狼頭纛及幡旗，設穹廬，太子自處其中，斂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又嘗謂左右曰:‘我試作可汗死，汝曹效其喪儀。’因僵臥於地，眾悉號哭，跨馬環走，臨其身”。
可以說，後期李承乾的所作所為令得原本對他寄予厚望的朝臣們都大失所望，甚至在當時關於廢黜李承乾東宮太子之位的聲音也在眾人中有所流傳，只不過歸根結底，能夠作出做個決定的人唯有唐太宗一人。不過，儘管如此，唐太宗仍然期待著李承乾能夠浪子回頭，重新拾起原本應該屬於皇太子的品德與作為，然而最後換來的卻是李承乾蓄意謀反發動政變之事，令得唐太宗也不得不廢黜他的太子身份。
表面看來，李承乾由明變暗都是他自己所造成的，是他自己辜負了父母師長的期待，沉淪自我，苛責他人。然而，正如大家所說，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李承乾會最終行至不惜冒險發動政變而篡取皇位，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所處環境的影響，從父皇、輔臣、幕僚甚至是兄弟，皆對李承乾有著重大的影響，於此我們再來具體的看看這些因素。
首先，唐太宗的對李承乾的態度變化以及所做出的決定，對於李承乾來說無疑是非常重要的，畢竟身為東宮太子，唯一能夠制約自己的也就只有自己的父親了。然而，我們也知道，一直以來，唐太宗對於李承乾都持著一種信任與期望的心理，正如前文所提及的那般，唐太宗對李承乾頗為寬容，儘管在後期李承乾性情大變令得諸多朝臣有所反感之時，唐太宗仍然特意令魏徵作為太子的老師，以堵天下悠悠之口，這對於李承乾來說無疑是一種保護。然而，問題在於，唐太宗在支持李承乾的同時，卻也給他樹立了一個競爭對手，也就是魏王李泰。在當時，魏王李泰無疑是備受唐太宗所恩寵，甚至有
“寵冠諸王”的說法，比如允許李泰不去自己的封地留在京城、為魏王府設置文學館使其招引諸多學士、允許李泰乘轎上朝等等。對於父皇的如此做法，李承乾自然是容易多心的，其實不僅是李承乾，當時很多人都隱隱將李泰看作是能夠取代太子之人，故而魏王府勢力日隆。在這種心態之下，李承乾自然也是容易自暴自棄，以另外一種形式來宣洩自己的不滿。
其次，東宮輔臣也是導致李承乾逐漸醉心於身色犬馬等嘻戲之事的重要原因。我們知道，李承乾的這些老師們都是當時德高望重之人，最為關鍵的是他們敢於諫言，這也是唐太宗選擇他們的原因。然而，表面看來這些人都是東宮之人，然而實際上他們卻是隸屬於唐太宗的，所以在唐太宗的鼓勵之下，但凡李承乾行事有不合理之處，他們都會向唐太宗進行反映，這就可以用打小報告來形容，這也是李承乾所反感的。在如此的境況之下，本就養尊處優的李承乾自然忍受不了，故而開始與輔臣們對峙，逐漸陷入了惡性循環之中。如在張玄素屢次勸諫李承乾後，李承乾不僅無動於衷，竟然還口出驚世之語：“我作天子，當肆吾欲；有諫者，我殺之，殺五百人，豈不定？”可見東宮輔臣僅僅以勸諫作為教育方式並不得李承乾之心，甚至引起了他的反感，故而導致了他劍走偏鋒，甘心邁入歧途。
再者，李承乾的心腹們也大多為貪歡之輩。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雖然李承乾身邊有著諸多東宮輔臣的教導，但是真正令得李承乾所傾心信任的，卻仍然要屬周圍的奸佞之人。正如張玄素所指責的，一直以來，李承乾都是處於
“親嬖倖，遠忠良”、“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的狀態。如和李承乾素來親密的漢王李元昌便是“頗違憲法”之輩，而在後來也正是李元昌的“願陛下早為天子。近見御側，有一宮人，善彈琵琶，事平之後，當望垂賜”，更是令得李承乾篤定了自己的造反之意。可見，雖說李承乾造反有外部壓力的原因，但是卻不可忽視其內部的奸佞挑唆。
最後，也可以說是最為直接的，即是和魏王李泰有關。正如上文所說，在唐太宗的支持下，魏王府的勢力比起東宮而言都不遑多讓，甚至李泰還得以搬入“在東宮之西”的武德殿居住，更是令得李承乾有所恐慌。當然，人的慾望是無止境的，在得到了堪比太子的待遇之後，李泰不禁也有些飄飄然，覬覦於太子之位，多次籠絡朝臣，刻意削弱東宮勢力，而在李泰的這番針對下，李承乾也開始陷入一種如坐針氈的狀態，在思想上也是更為的激化，最後更是選擇一不做二不休鬧了一出政變大戲，可見李泰帶給李承乾的陰影不可謂不大。
總而言之，李承乾發動政變並非就是單一性的，這其中必然也會有著許多更為深層次的原因。雖然在很多時候，談起李承乾發動政變，都會可想而知的認為是衝冠一怒為“紅顏”，然而在我看來，這卻應該追因於他所處的境遇。從小身處與深宮之內養尊處優，而後又身患足疾心生自卑之意，再到後來父皇、輔臣、幕僚、兄弟等人的影響，正是因為這些外在的環境塑造了李承乾負面的人格。欲使滅亡，令其瘋狂，當李承乾的逆反心理達到了一定的臨界值，自然而然的會對身邊“不嫌事大”心腹們的建議欣然接受，而後方才有了令得唐太宗也心灰意冷的“子謀父位”事件的發生，這也正是應了白居易所作的那句“最是無情帝王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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