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精神層面分析離婚原因
電影《婚姻故事》（Marriage Story 2019），講述的是一對夫妻的離婚過程全記錄。
有人評價它是一份婚姻勸退指南。但在筆者看來，透過觀察影像中男女雙方冷漠、焦慮、攻擊、和解歷程，及一系列寫實細節的敘事，對我們處理自己的親密關係具有參考價值。
因為我們不得不面對殘酷事實：
沒有人奔著離婚而結婚，但結婚之後，未必對對都能白頭偕老。
女主人公妮可是紐約一家劇院的女演員，她的老公查理是劇目的導演，集劇作一體，是掌控全局的類型。
在舞臺上，查理指導妮可，在婚姻中，查也扮演主導角色。
妮可出生成長在加州，早前因出演先鋒青春電影小有名氣，認識查理後，妮可放棄了故鄉，更放棄了影視表演。一切如查理所願，讓他們得以成婚。
電影中並沒有出現妮可、查理甜蜜相戀時的鏡頭，從第一個鏡頭開始，他們已經打算離婚。
離婚原因是什麼？
在這裡問題等同於，妮可一定要在回加州重返影視表演時態度堅決地聘請律師離婚，這代表了什麼？
如果說婚前二人算勢均力敵，婚後各自的發展卻並不平衡。
查理的事業一路上升，從默默無聞到拿獎，他是優秀本人，而妮可身上的光芒越來越暗。
一段不能實現彼此共同成長的婚姻對個體是有損傷的，這種矛盾並不新鮮。
如美劇《致命女人》中六十年代婚姻代表貝斯與羅伯特，丈夫有體面職業，而貝斯雖然曾有做音樂家的夢，卻在婚後束之高閣。一個有夢想的人活成了擺在家裡的花瓶。
很多影視劇中都把幸福婚姻的配置都被描述為男性能賺錢，女性入得廚房，上得廳堂。
人們普通接受一種觀點，事業成功是男性專屬榮耀，而女性大都遵循輔助職能，以當個賢內助為己任。
而妮可則代表了現代人在處理婚姻生活觀念上的轉變—我愛你，我同時也愛自己。如果和你在一起長期扼制自我發展，那麼我選擇離開。
社會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在《動機與人格》一書中，認為人一生都離不開“需要”二字。
“人是一種不斷需求的動物，除短暫的時間外，極少達到完全滿足的狀態。一個慾望滿足後，另一個迅速出現並取代它的位置；當這個被滿足了，又會出現一個新的。人幾乎總是在希望著什麼，這是貫穿他整個一生的特點。”
基於此，馬斯諾提出了“需求層次理論”：
由下到上依次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與歸屬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實現需要。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對親密關係的需要低於自我實現需要，一個人終其一生最高的價值是盡最大可能發揮自己的潛能。
在妮可和查理的婚姻關係中，他們已經一年沒有夫妻生活，除了孩子的事，沒有其他話題可分享，這意味著親密關係河床袒露，愛情幾盡枯竭。
既然情感需要已不能獲得，妮可勢必會為滿足自我實現需要而從婚姻中抽身。
妮可再也不願作為老公的附屬物而存在，她是演員，她需要適合自己的表演空間，她是妻子，但她也有實現自身價值的渴望。
自我實現與家庭關係的衝突是導致他們婚姻破裂的根本因素。而影片最可貴的價值也在此，從精神世界層面討論夫妻訴求，而不是把問題簡單歸結為生理上的遠離—出軌。
查理和劇院同事有染，但這不是導致他們婚姻解體的病根，就如查理的“辯解”，“你應該生氣的不是我和她發生關係，而是和她在一起笑了”。這就說明，這段親密關係早就病了，雙方都不快樂。
自我實現與家庭之間的矛盾也並非不能調和，可惜他們錯過了最佳溝通時間。在整個離婚過程中，查理一直無法理解妻子為什麼非要從紐約搬回加州。
在兩人情緒最激烈的一段長鏡頭中，妮可舊事重提說起在結婚初期查理曾承諾住在加州一段時間，而查理認為那只是隨便說說，就像曾經說起買個碗櫃卻沒買，沒有放在心上。他把妮可的需求當成了抱怨。
對妮可而言，紐約是查理的主場，加州卻是能實現自我價值讓她人生髮光的地方。果然，離婚一年後，妮可獲得了知名的艾美獎。
而更有意思的是，當固執的查理離婚後終於放棄了紐約，來到加州任職時，方才讀到妮可先前為應付婚姻調解員而寫的長文，“我愛查理的那些事”，雖被打動甚至有愧疚，但已時過境遷，唯留遺憾。
假如查理能早一點認真考慮妮可的需要，承認妻子也有實現個體發展的潛能，那麼他們的婚姻故事會有不一樣的結局嗎？
可以肯定的是，在現代婚姻生活中，“勢均力敵”應該是由戀愛到婚姻一以貫之的原則，夫妻不比強弱，但雙方的發展需求都值得被重視。
成為那個更好的自己，是一生終極目標，如果愛TA，應該支持TA去自我實現人生價值。
女性視角
片中飾演妮可的演員是斯嘉麗.約翰遜，儘管她在早期出演過《迷失東京》這樣的文藝電影，但大眾近年來對她的認知更多來源於男性荷爾蒙爆發的超級英雄群像中的“黑寡婦”，一個比男人還猛的女性角色。
而這一次，斯嘉麗脫下“戰衣”，扮演的是一個自我意識鮮明的普通女性，由外表不可輕視到內心堅持自我，這種角色上的轉變本身也可以理解為對新世紀女性形象的迴歸。
電影採用雙視角敘事，出現了男女雙方記憶閃回，也給予個人視角下對婚姻生活的解讀。
傳統概念裡，男性擁有婚姻關係裡的話語權，這也是影片中查理的無意識狀態，他理所當然地決定一家人住在哪裡，自己進軍百老匯就是業績，雖然得獎後說了一句軍功章有你的一半，但那是出於客氣罷了，他沒有真正意識到和他結婚的女人是可以和他同樣優秀的藝術家。
從查理視角出發，是妮可把和平分手搞成了各請律師助攻的揭短大戰，是妮可帶偏了兒子的認知覺得加州比紐約好，當初自己沒著急結婚，如今是妮可有意拖累他正在上升期的事業。
講述完男性的怨言後，導演由諾亞·鮑姆巴赫給了男性角色默默的同情。有一個情節是，查理在觀察員面前不慎割傷自己，而後像個孩子一樣縮在地上。
鏡頭對著查理蜷縮的身體，無助感不言則明。
那麼導演的意圖是在說明男性是離婚戰爭中的受害者，或者是變相指責女性嗎？
筆者認為這大概出於導演本身為男性，情不自禁“心疼”同為男性的查理。
美國作家瑪麗蓮.弗蘭岑在小說《醒來的女性》中講過類似的故事並做出總結，一些有教養的男性並非不尊重女性，但他們受男權觀念影響長大，在遇到個體發展問題時，不由自主踐行男性優先的觀念，因此對一個自我意識強烈女性的成長需求感到不解困惑。
影片中的查理也是如此，他的疲憊、受傷來自於男權教養下的習慣，或許他此前不是故意忽略妻子的感受，他就是一時不明白妻子為什麼爭奪發言權。
當然，導演諾亞在以妮可視角講述故事時已經表現出一定女性意識，比如借女律師之口諷刺社會上的完美媽媽論，承認女性形象在男權語境下被刻板化，女性未被完全公平對待。
因此，這部讓男女雙方輪番發言的電影，既沒有冒犯男性，也沒有輕視女性，足以讓男性觀眾與女性觀眾同時欣然買賬。
而當我們把目光聚焦到今年另一部講述婚姻生活的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時，情況卻大為不同。
原作者是女性，原著小說中的女性意識也更為強烈，電影版本雖然對內容有一定改寫，但對女性受困於男權語境失去個體發展的身心痛苦予以不加掩飾地展現，從而“激怒”了很多男性，卻被女性觀眾視為女權先鋒。
其實，不管是雙視角敘事的《婚姻故事》，還是為女性權利代言《82年生的金智英》，我們不難發現兩者相同之處：
2019年的影視創作在涉及婚姻生活矛盾討論時，都不再像過去那樣侷限於對個體缺點的批判，而是融入社會環境共性的思考，查理與妮可的爭論可以擺上在任何一對要求共同成長的夫妻飯桌上，非查理一人自私；而金智英的遭遇也並非是丈夫造成的，是社會對女性的歧視逼瘋了她。
家庭是社會的微型單位，一段婚姻中反映出來的衝突也往往具有普遍意義，換言之，當社會環境中對女性個體發展價值認同態度越多，精神層面和諧的婚姻也會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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