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昭陵碑林”中，收藏了一合墓志，它就是阿史那忠与其夫人定襄县主合葬墓出土的阿史那忠墓志，其墓志中有一段话，提到了唐太宗宠妃韦贵妃的身世。
墓志云：“夫人渤海李氏，隋户部尚书雄之孙，齐王友珉之女；母京兆韦氏，郧国公孝宽之孙，陈州刺史圆成之女，夫人又纪王慎之同母姊也。”其意思就是，阿史那忠夫人李氏，是隋代齐王李友珉之女，是纪王李慎同母异父的姐姐，母亲为韦贵妃。
韦贵妃，名珪，字泽，京兆杜陵（今长安县）人。韦贵妃出身于贵族家庭，初嫁隋齐王李友珉，生定襄县主。李友珉之父李雄，隋大业九年从杨玄感起兵反隋，兵败伏诛，家被籍没。韦氏后遂为李世民妃，生临川公主李孟姜和纪王李慎。贞观元年四月一日册拜贵妃，永徽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册拜为纪国太妃，麟德二年九月二十八日薨，春秋六十九岁，乾封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陪葬昭陵。
韦贵妃是唐太宗李世民后宫众多嫔妃中较特殊但却又是最受恩宠的嫔妃之一，说她特殊，那是因为她在嫁给李世民之前，曾经嫁人并与前夫生有一子。韦贵妃以已婚配女子身份，再嫁秦王李世民，并被册封为贵妃，位居正一品之首（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其地位仅次于长孙文德皇后。长孙皇后死后，韦贵妃即为宫中位至尊者，管理后宫一切事务。由此可见，唐代皇室对待女子再婚之事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教条，那样严格。
翻开《新唐书·公主传》可见，唐代中前期的公主中，改嫁的就有二十九人之多，其中五人甚至有三次改嫁的历史。如著名的高密公主、新城公主、太平公主、安乐公主等都曾改嫁过。
中国封建社会里，关于女子再嫁的问题一直被视为关乎风俗的大事，特别是两汉以来，社会规范中关于禁止女子再婚的问题已更加严格。究竟哪些因素使唐代皇室贵族对女子改嫁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首先，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文化、经济、思想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民族大融合，特别是和北方异族的游牧文化的交融，使唐人的思想文化观念等都有了前卫性的发展。北方民族重视妇女地位，婚姻自由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唐代皇室贵族的婚姻观念。从唐初开始，在社会舆论、官方立法、伦理道德等方面都对女子再婚显得非常宽容了。
其次，有学者根据阎立本的《步辇图》中唐太宗李世民的画像推测李世民是鲜卑族的后裔。据《二十四史》记载，李世民的父亲李渊系西凉武昭王李暠的直系后裔。李世民的曾祖李虎是李暠的五世孙，西魏北周开国功臣。李虎的儿子李昺被封唐国公，娶了鲜卑人独孤信的女儿独孤氏。李昺的儿子李渊娶鲜卑贵族女子窦氏。这从血统上证明了唐朝皇族是鲜卑人。唐太宗李世民的长孙皇后祖先也为北魏拓跋氏。胡汉风俗的差异，造成李唐王朝对皇室女子再婚的宽容。
再次，这一时期，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执政后，对唐代妇女社会和家庭地位的提高也有影响，对女子再婚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这一时期，民间是否也对女子再嫁问题持同样态度？由于史书列传对普通百姓不予记载，我们只能从极少的相关资料中寻找例证。在《唐代墓志汇编》《续编》收录的三千多个墓志中，有混合改嫁史的妇女只占十例，而明确记载妇女坚守贞洁者就多达二百六十四例之多。即使有女子再嫁，绝大多数也是因为子女幼小，被生计所迫而选择改嫁，属无奈之举。尽管如此，也会受到周围人群“道德舆论”的强烈谴责。
由此可知初唐时期对待女子再婚问题的宽容态度，只在皇室贵族之间出现的“常例”。而当时社会主导的舆论还是提倡合乎纲常的男女观念，提倡贞节、鼓励守节。因此，大部分民间妇女还是受着封建体制的束缚，生活在伦理道德的桎梏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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