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念劉和珍君》中,魯迅為何要“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

引言

在《記念劉和珍君》的第四及第七小節中,魯迅曾兩次寫下這樣一句話:我向來是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的

《記念劉和珍君》多年來一直入選人教版高中語文必修一教材中,這句刻薄、陰狠的話明顯不太符合魯迅的“民族魂”形象,因此老師在講解這句話時往往會縮小“惡意”的所指範圍。同時,又有一些人認為這句話是魯迅反對、仇視民眾的證據,並將之當作攻擊魯迅的武器。

《記念劉和珍君》中,魯迅為何要“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

=高中語文人教版1

事實上,縮小“惡意”的所指範圍以及認為“最壞的惡意”是魯迅仇視民眾的證據,這兩種觀點都是不正確的。下文筆者即從魯迅確實對民眾懷有一定惡意、這種惡意本意卻是善意兩個方面展開論述。

一、魯迅確實對普通民眾懷有一定惡意

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這句話批判面可謂極廣。老師在上課時講解這句話時,往往會結合文中的具體語境,將“惡意”限於“當局者”和“流言家”,認為魯迅敵視的只是殘暴的當局以及卑劣的文人。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當局者”和“流言家”限定的只能是“最壞的惡意”。

《記念劉和珍君》中,魯迅為何要“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

在這篇文章的第二小節中,魯迅便這樣寫道:然而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此處的“庸人”指的應當是普通民眾,他們沉默、健忘,任時間的流逝洗滌舊跡。在第六節中,魯迅又這樣寫道:

時間永是流駛,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麼的,至多,不過供無惡意的閒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閒人作“流言”的種子。

有惡意的閒人”指的是抹黑犧牲者的反動文人,“無惡意的閒人”指的則是把烈士的犧牲當作談資笑料的普通民眾。魯迅無疑對那些“有惡意的閒人”懷有最壞的惡意,那麼對那些“無惡意的閒人”又懷著一種怎樣的態度呢?因為一些因素的限制,魯迅在這篇文章中沒有明說,不過我們可以根據魯迅的其它文章來做合理推測。

《記念劉和珍君》中,魯迅為何要“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

魯迅

事實上,這些“無惡意的閒人”正是《吶喊·自序》中所說的“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正是《藥》中把烈士之死當成“碰到了這樣的好運氣了”的看客們,正是《娜拉走後怎樣》中的“群眾——尤其是中國”。這些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觫,他們就看了滑稽劇”。

針對這些完全淪為看客的普通民眾,魯迅確實說過許多帶有一定“惡意”的話,如《文化偏至論》中的“不若用庸眾為犧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遞天才出而社會之活動亦以萌”,如《吶喊·自序》中的“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如《這個與那個》中的“孤獨的精神的戰士,雖然為民眾戰鬥,卻往往反為這‘所為’而滅亡”。這一方面來源於魯迅自身的體驗,另一方面則來源於尼采的思想,《文化偏至論》中便有多處轉述尼采的話語。

《記念劉和珍君》中,魯迅為何要“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

尼采

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魯迅對《記念劉和珍君》中的那些“無惡意的閒人”也是懷有一定“惡意”的,因為魯迅確實痛恨普通群眾的庸眾思想。不過,這種“惡意”不同於針對“有惡意的閒人

”的惡意,而是一種以善意為基礎的“惡意”。

二、魯迅對普通民眾的惡意的本意是善意

通過前文分析,我們發現魯迅確實對普通民眾懷有一定“惡意”。這種“惡意”的源頭是精英思想與庸眾思想的對立,是作為啟蒙者的魯迅和被啟蒙的麻木大眾的對立。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魯迅不是認為“下士聞道,大笑之。 不笑不足以為道”的老子,不是認為“人民就是老牛,他們需要的是一副牛軛,一根趕牛棒和飼料”的伏爾泰,也不是認為“超人跟普通人的區別就像人和猿猴的區別”的尼采;魯迅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魯迅,是認為“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 都和我有關”的魯迅,是“創作總根於愛”的魯迅。

《記念劉和珍君》中,魯迅為何要“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

魯迅

面對麻木的看客,魯迅雖然偏激地說了句“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但魯迅並未因此放棄大眾,而是選擇了一種更為有效的方式繼續戰鬥: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直到晚年,魯迅還不忘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中這樣寫道:

‘為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魯迅所要改良的人生,正是普通民眾的人生。中國的普通民眾“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因此魯迅創作的第一要務便是為了讓普通民眾擺脫看客思想及奴隸心理,讓人成為真正的人。

讓國人成為真正的人,這其實是魯迅的一個創作基點。早在留日期間,魯迅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立人”觀點,如《文化偏至論》中的“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舉”,如《摩羅詩力說》中的“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魯迅一生思想多變,但“立人”和“興國”這兩點是始終未變的,這既是魯迅創作的初心,也是魯迅創作的使命。

《記念劉和珍君》中,魯迅為何要“以最壞的惡意來推測中國人”?

魯迅

因此,我們在注意到魯迅精英立場和庸眾立場的對立之時,還應注意到他在情感上對普通大眾的深沉的愛。

結語

重獨立而愛自由,苟奴隸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視,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視所以怒其不爭。魯迅不時對普通民眾表露出來的“惡意”,其實正是這種“怒其不爭”之怒。魯迅之所以對國民性問題展開一系列批判,是因為他認為並且也相信,未來的人們將會變成更好的人們,未來的中國會變成更好的中國。

參考文獻

尼采 《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版

魯迅 《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版

人教版 《高一語文必修一》.2007版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