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女兒蘇茜當記者的時候，常常很疲倦，有時候很多新聞素材一下湧上來，她忙的是手忙腳亂，插了東牆補西牆。
有一天，蘇茜加班到很晚才回到家裡，疲憊不堪，把文件包扔到桌子上以後就癱倒在沙發上，巴菲特見到這個情境，於是關切地問道：蘇茜，單位的事情非常多嗎？
蘇茜默然地回答：我也搞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事，我只覺得自己一直在忙碌，感覺時間用不過來。巴菲特明白了，原來是大大咧咧的女兒缺乏規劃，沒有前瞻性，做事的時候不喜歡提前想一想。
於是巴菲特給女兒講了一個故事：
公元前415年，雅典人準備攻擊西西里島，他們以為戰爭會給他們帶來財富和權力，但是他們沒有考慮到戰爭的危險性和西西里人抵抗戰爭的頑強性。由於求勝心切，戰線拉得太長，他們的力量被分散，再加上面對著聯合起來的敵人，他們更難以應付。雅典的遠征導致了古希臘文明的衰落。
巴菲特告訴女兒，如果雅典人能夠想好他們落地的第二隻靴子，他們就不會盲目的開始這場戰爭進而最終落敗。蘇茜也是這樣，如果她在每天工作之前，預想下會碰到的問題，然後能想好今天的工作順序，有一個輕重緩急，那麼她就可以把自己的工作量納入一個可控的範圍，如果從宏觀上考慮，蘇茜應該把自己每一個階段的工作規劃定下來，在做好第一步工作的時候，就想好如何做好第二步工作。
1971年，巴菲特決定進軍報業，對巴菲特來說，報業領域既熟悉又不熟悉，熟悉是因為他多年養成的讀報習慣，不熟悉是由於他以前並沒有接手過報社這類的經濟實體。經過周密安排，他制定了一系列計劃。
他鎖定的第一個目標是《華盛頓郵報》，一家在他童年時期就與之結下不解之緣的報紙。《華盛頓郵報》是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最大、最老的報紙，它創建於1877年，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表現黯淡。
1933年，當凱瑟琳·格雷厄姆的父親尤金·梅耶以82.5萬美元的價格買下這家瀕臨破產的報紙時，它在一個擁有5家報紙的城市中排名最後。在尤金的帶領下，經過十年的努力，《華盛頓郵報》扭虧為盈，而後經過凱瑟琳夫婦的用心經營，郵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世紀80年代，《華盛頓郵報》在美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不僅經濟收益不菲，它的報道也頻頻獲得普利策獎，在新聞界地位相當高。
1971年6月，華盛頓郵報公司發行了1354000股B種股票，1972年其股價強勁攀升，從一月份的每股24.75美元上升到12月份的38美元。1973年報業不斷髮展，但是道瓊斯指數卻持續下跌，因為美國股市的崩潰，華盛頓郵報公司雖然收益率達到19%，增加趨勢也很好，但是股價下跌了50%。公司的每股價格從最初的6.50美元的發行價格下降至每股4美元。
在這種情形下，巴菲特看到了機遇，在和搭檔芒格進行了一番商議之後，他們馬上就收集關於《華盛頓郵報》的股票信息，經過一番調查，巴菲特認為更加認定這是一次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於是開始涉足報紙行業。
巴菲特投資《華盛頓郵報》之後，又與1977年收購了布法羅市的《新聞晚報》。當時巴菲特想讓凱瑟琳收購這家報紙，但是凱瑟琳正在為工人罷工的事情忙得焦頭爛額，表示不想冒這個風險，況且《新聞晚報》的拋售價在凱瑟琳的預料之外。在這種情況下，巴菲特考慮買下這家報紙。
1976年《新聞晚報》的銷量儘管不錯，但是稅前收益只有區區的170萬美元，如果按照這種收益，巴菲特至少需要用15年的時間才能收回投資成本。一向精明的巴菲特的這次舉動，讓許多業內人士感到吃驚。
可巴菲特從來不做沒有把握的事情，在收購之前，他對《新聞晚報》的經營狀況作了極為細緻的調查研究。他發現《新聞晚報》在當地的群眾基礎比其他所有的全國性報紙還要好，完全有機會發展成為主流報紙。他還發現，法布羅的大部分人口都是本地人，《新聞晚報》伴隨著他們長大，很難改掉讀《新聞晚報》的習慣。儘管這個城市正在走向衰弱，但穩定的人口是一個很大優勢，況且它還擁有當地一家電臺和一個印刷廠，並且擁有北美航空公司的部分股權。巴菲特認為只要對報社進行適當的調整，《新聞晚報》是值得投資的報紙。
1977年，聖誕節剛過，巴菲特和電話找到《新聞晚報》的經濟人文森特·麥奴談收購一事。正在為此事頭痛不已的麥奴聽到這個消息，驚喜萬分，於是雙方約定時間就收購一事進行談判。在具體協商收購事宜時，巴菲特提出3000萬美元的收購價，這比麥奴的報價低了500萬美元，所以，麥奴並沒有痛快地答應。巴菲特又把價格提高到3200萬美元，但麥奴依然不鬆口：“3500萬美元，少一美元也不賣！”
巴菲特還想再加價，這時，芒格適時地阻止了他，並對麥奴說：“我們需要考慮一下”。之後，兩人離開了麥奴的辦公室。在經過一番商討後，兩人再次回到了麥奴的辦公室，並把收購價提到了3250萬美元，這個價雖然離麥奴希望的價格相差了250萬美元，但是麥奴也知道，在整個美國，除了巴菲特之外，不會再有第二個人願意出這個價格了，於是他決定在合同上簽字。
巴菲特順利取得了《新聞晚報》的經營權，但他卻感到十分沉重，畢竟這是他迄今為止最大的一筆收購合同，也是自己第一次獨立投資一家公司。儘管在收購《新聞晚報》之前，他就制定了一個戰略，但是還是遇到了不少的困難。當莫里·萊特——這位出生於布魯克林的煙不離嘴的執行主編作自我介紹時，巴菲特問他：“你對週日報紙是怎麼看的？”萊特說他幾年來一直在勸發行商辦週日報。巴菲特沒有表態，但萊特明白他同意自己的觀點。
收購合同簽署後，萊特在家裡為巴菲特辦了一個歡迎會。一群喧鬧的僱員在後院迎接他們的新老闆。巴菲特說道：“一天24小時，一星期7天，時時都有新聞。”明顯地暗示他準備擴展週日版。
此後，布法羅城謠言四起，人們議論紛紛，都認為《新聞晚報》發行週日版是一件不厚道的事情，因為《新聞晚報》之前的東家布特勒家族曾經與競爭對手《信使快報》的主人康納家族有一個心照不宣的協議：《新聞晚報》絕不出週日報，而《信使快報》的主要業務方向也僅僅是週日報。因為《信使快報》以週日報為自己的生命線，而《新聞晚報》則是以工作日出報為自己的主要贏利模式，所以兩個家報決定保持戰略平衡，互不侵犯對方的市場。於是這種戰略方針直接決定了兩家報紙的發行量。週一至週六，《新聞晚報》的日發行量是268000份，而《信使快報》是123000份，但是《信使快報》週日報紙的發行量則是270000份。而這兩家報紙的廣告收益正好與發行量成正比，並且在廣告市場上的佔有率是4：1的模式。
但是巴菲特為了企業的贏利，打破了這種均衡，勢必引來《信使快報》經營者的不滿，於是《信使快報》向當地的法院提起了訴訟，理由是《新聞晚報》違反了《反壟斷法》，並要求取消《新聞晚報》週日發行權。
巴菲特造就料想到《信使快報》的反擊，他積極準備訴訟材料，準備迎接《信使快報》在法律上的挑戰。
經過一番艱難的法庭較量，最後的結果終於出來了，法官宣佈允許《晚報》週日報的發行，但是卻對週日報的推銷工作、廣告版面等作了具體的限制。
巴菲特和《新聞晚報》取得了勝利，但代價慘重，而《信使快報》雖然沒有得到想要的結果，卻對判決結果相當滿意，因為他們認為，這足以對《新聞晚報》週日版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另一方面，巴菲特的信心並沒有動搖，他決定與對方打一場市場爭奪戰，要讓《新聞晚報》在內容和可讀性方面戰勝對手，以此擠佔《信息快報》的市場份額並最終擊垮對方。畢竟只有質量上去了才能真正吸引讀者。
巴菲特剛剛解決了這一危機，新的挑戰有接踵而至。巴菲特在收購《新聞晚報》之前，報紙的13家工會每年都會得到“跳山羊般的利潤”，而巴菲特接受《新聞晚報》以後，打破了這種格局，引來了工會的不滿。
巴菲特預料到了這種情況，他認為，要保障報社的利潤，必須在原則問題上毫不動搖。
1980年底，布魯根領導工會的一些司機要求《新聞晚報》增加人手，還要求在不工作時也要發工資。顯然，這對報社是不公平的，於是巴菲特斷然拒絕了司機們的要求，並且鄭重聲明：“如果發生罷工事件，就將解僱全部的司機。”
當時，布魯根認為巴菲特不敢在與《信使快報》競爭的緊要關頭冒險。於是，第二天清晨，他讓司機們開始罷工，並且在主要街道進行遊行。罷工事件越鬧越大，並最終導致了報社不得不暫時性停業。在這場罷工中，最大受益者，當然是《信使快報》，於是他們鼓勵工人們為了換取更高的薪水而罷工。
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巴菲特使出殺手鐧，他果斷地宣佈：如果第二天報紙不能正常出版，他就不會發工資，並將解僱全體員工。此外，如果因為司機們的罷工影響了週日報的發行，他將取消週日報。
在巴菲特毅然決然的態度下，其他工會也開始給布魯根施加壓力，因為一旦報社倒閉對誰都沒有好處。在強大的壓力下，布魯根最終選擇了妥協，司機們也體面地結束了罷工，第二天的下午，《新聞晚報》週日版正常出版，並且準時送到了消費者手中。至此，《新聞晚報》在巴菲特的經營中漸漸走上了正軌。以後每年的贏利都會達到4000萬美元。
正是巴菲特的步步為營，使得他在面對接踵而來的複雜情況能夠鎮定自若，從容解決。巴菲特認為，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不給自己一個“提前量”，提前做好準備，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你很難有效的完美處理掉你面臨的問題。
在我們面對繁重的工作時，應該像巴菲特說的那樣化解目標，一步步來解決，最後走向成功。如果每天只會瞎忙，你將會疲於奔命，累的夠嗆卻收穫甚微，真正的成就大事情的人每天都知道自己下一步的目標是什麼，善於化整為零，從大處著眼，從小處著手，才能為自己拼搏出成功的人生。
擁有遠見和善於規劃的人才能在人類的巨大畫卷中洞察到未來的情景，只有看到別人看不見的事物的人，才能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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