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和湖南，作為中部南端省份，經常被拿來比較。兩省對比也著實令人驚訝，以經濟數據來看，去年江西省GDP剛剛2萬億出頭，排在全國十六名。而它的鄰居湖南則高出許多，以3.6萬億的成績位居全國第八，大有邁進 4萬億俱樂部的趨勢。同屬中部，同樣坐擁長江之險、大湖之利的湘贛，為何經濟差距如此之大？
在人們印象中，江西似乎一直扮演著“阿卡林”（路人）的角色，它就在那裡，卻好像不存在。
1957年京廣鐵路通車時，南昌作為省會不幸被繞道，直到1996年京九鐵路建成以前，南昌都沒有直通北京的火車，進京要繞道長沙合肥或杭州。新中國建立以來，江西境內僅有和上海連通的滬昆鐵路、和安徽連接的皖贛鐵路以及可以追溯至一五計劃時期的鷹廈鐵路。
與鄰居湖南相比較，江西的尷尬還在它幾乎沒有知名高校。坐落於長沙的湖南大學和中南大學都被冠以985和雙一流的頭銜。反觀江西，竟無一所985高校，211高校也鳳毛麟角，只有南昌大學一所，而號稱小央財的江西財經大學，則連211都不是。
歷史的輝煌
然而歷史上的江西，卻有著極其輝煌的一面。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促使江西逐步崛起。
原本南方的“蠻荒之地”開始成為農耕時代最重要的地區，到了宋代以及之後的元明清，隨著南方經濟的全面開發，江西的經濟地位進一步凸顯。這時景德鎮的瓷器聞名天下，很快江西就成了全國重要的手工業中心。
除了在經濟上獨當一面，這一時期的江西在文化上也獨領風騷。王勃在《滕王閣序》裡就用“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來感嘆江西這塊鍾靈毓秀之地。唐宋八大家中的歐陽修、王安石、曾鞏，宋四家之一的黃庭堅，理學的代表人物朱熹等，也都出自江西。
與如今高校稀疏的狀況截然相反，古代江西曾是全國的“高校”中心。宋代書院約有三分之一坐落於江西，達224所之多，其中最負盛名的當屬四大書院之一的白鹿洞書院。
江西在古代歷史上的成功，除了受益於經濟重心的南移，很大部分得益於自身“吳頭楚尾，粵戶閩庭，形勝之區”的地理優勢。而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湖南既遠離全國政治中心，又難以得到江浙等經濟發達地區的輻射，所以經濟發展落後於江西。
歷史的嬗變
不幸的是，近代江西在戰爭、開放通商口岸和近代工業興起的衝擊下，一步步走向了衰落。
首先給江西“當頭一棒”的是鴉片戰爭。隨著戰敗後通商口岸的開通，東部沿海地區的進出口量很快就超過了廣州，廣州在外貿上的壟斷地位不復存在。廣州經濟地位的沒落，很快就牽連到了贛江及大庾嶺商道，江西經濟從此一落千丈。
此外，原本作為優勢的傳統商道也變成了阻礙江西發展的包袱。在既沒有沿海地區的海上交通優勢，內部又多是山地丘陵地形的情況下，江西變得更加封閉起來。
然而機遇的喪失只是江西走向衰落的開始，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運動又在江西的身上開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在這場長達14年的內戰中，江西成為了清政府和太平軍持久拉鋸戰的主戰場之一，這對江西的社會經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十餘年間，熾熱的戰爭和災荒使得江西元氣大傷，人口銳減，土地荒蕪，由於遠離沿海貿易補給，江西遲遲未能從太平天國的創傷中緩過氣來。
在新的時代環境下，江西傳統經濟難以為繼，開始進入衰退期，而鄰居湖南卻開始尋求新的變革。
艱難的轉型
隨著清朝被迫捲入世界化進程，湖南開始了其自身的嬗變。眾所周知，平定太平天國運動的主力就是來自湖南的湘軍。自太平天國運動開始，這支發軔於湖南、以儒生為骨幹的新興軍事力量，最終演化為影響清末進程的洋務派。
1861年，作為中國近代工業的代表，安慶內軍械所正式創辦，創辦人正是主張向西方學習的洋務派代表、湖南人曾國藩。
此時的江西，仍拘泥於傳統體制之中齟齬不前。科舉之盛既造就了江西發達的文教傳統，也造就了頑固的思想。19世紀後半期，江西的興學讀書風氣，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興盛。可惜的是，當時所興之學、所讀之書，仍是傳統的四書五經，與時代發展的要求南轅北轍。當時太平天國戰亂一過，人口銳減一半的江西，卻出現了罕見的科舉高潮，科舉生員增長迅速。
此外，整個洋務運動和維新變法期間，江西境內鮮有傳播新思想的報紙和介紹研究西學的書籍。
當時江西的工業化進程也還在蹣跚學步。被譽為“中國實業之父”的盛宣懷在江西考察煤礦時，因為“觸及祖宗的墳山”而受到宗族勢力的攻擊，以至於感嘆“痛心疾首”。
一直到1898年，江西才有了自己的子彈廠和萍鄉煤礦兩家企業，第一條鐵路株萍鐵路建成更是1905年的事情，這時江西和湖南的差距已經很大了。
沒落和新生
進入民國時期，江西作為紅軍的根據地，受國民黨多次反圍剿戰爭影響，經濟難有起色。新中國建立以後，江西再次與各種機會擦肩而過，在蘇聯援建中國的156個工業項目中，江西只拿到了3個，而僅西安一市就有17個重點項目。僅有的三個項目還都是鎢礦資源開發，沒有重工業和製造業項目，這很難帶動經濟發展。
改革開放以後，沿海相繼開放，由於地處內陸，江西並沒有成為排頭兵。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戶籍制度的放開，夾在珠三角和長三角之間的江西，被這兩大超強經濟區組團輻射。
兩大區域的虹吸加重了江西勞動力以及原料外流，江西一度成為了勞動力輸出省份和原料礦產產地，南昌的影響力被侷限在了鄱陽湖平原一帶。
大多數情況下，一個省的省會往往代表一個省的經濟最高水平，江西雖然也是如此，但相較於鄰省省會，南昌發展顯得差強人意。 2018年南昌市的GDP為5274.67億元，在中部六省省會里排名倒數第二，僅高於太原的3884.48億元，甚至比不上江蘇揚州。放眼全國，強省加弱省會的組合並不是沒有，但其省內往往會有一個超過省會的城市，比如江蘇的南京之於蘇州，福建的福州之於泉州。
而擁有強省會的湖南長株潭城市群和湖北大武漢城市群，經濟合作密切。反觀與之對標的九江南昌雙核城市，無論從規模還是城市建設上，都要落後於前兩者。
面向未來，江西也早已給出了自己的答案。目前江西正大力建設以南昌、九江為龍頭的環鄱陽湖城市群，加快打造南昌核心增長極、融合長江經濟帶建設、建設昌九工業走廊。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南昌九江一體化的展開，江西有望破解九江港口吞吐量過剩和南昌影響力無法向外輻射的困局。
相信不遠的將來，江西一定會走出困境，重現當年的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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