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人海洋观念的萌芽，首先表现在对海洋具有“行舟辑之便”与“兴渔盐之利”特点的基本认识之上，并且这种认识随着生产技术和航海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得到变化，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舟船文明。
一、刳木为舟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各地考古发掘中，先后出土的独木舟已达几十艘之多。如：20世界70年代，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中，有木桨出土，经考古证明，中国最迟在约7000年前就已经有了独木舟。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珍藏着一艘古老的独木舟，长11米、宽0.9米，于1958年江苏武进县民工挖河发掘出土，据考古测定制成于6000年前。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浙江杭州水田畈和吴兴钱山漾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也都有木桨出土，说明当时独木舟已成为浙江地区的水上重要交通工具。
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中，还曾发现过几个“舟”字的象形文字。文字学家们分析：这些商代的“舟”字，已是左右对称、平底方形、首尾略向上翘并有着横梁和隔舱结构的木板船。美国人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评价：从甲骨文中“舟”字的复杂程度看，当时的船已“不是欧洲人想象的用一个船头柱、船尾柱连接龙骨所组成的，而是带有尾板、舱壁及方端结构的船。换句话说，即帆船的原型。”
在商代的饕餮纹鼎铭文中有一个象形会意的“荡”字。该字形描绘了一个人撑船，一个人肩挑贝币或货物乘在木板船上，表示“行舟楫之便“的航海之利，已经具备了进行商品交换活动的意义，它形象地反映了木板船出现后，原始的海上实践活动开始发生质的变化。由此可见，商代时期的人类社会随着木板船和航海技术的提高，对“行舟楫之便”的认识，已不再停留在上古时代那种漫无目的、单纯追寻生活资料的水平之上，而是将航海活动与商品交换活动联系在一起，因而也就深化了海洋对于人类生产生活的社会属性。中华民族最初“行舟辑之便”的海洋观念，也许正是在这种实践活动基础上逐渐形成，驱动着人们进一步走向海洋、征服海洋。
二、 四大海船
中国古代造船技术的巨大成就，在若干领域领先于世界。至明清时期，按广义和传统的功能分类，中国古代形成了“福船、广船、沙船、鸟船”四大海船船型。
福船亦称“大福船”，是一种尖底海船，以行驶于南洋和远海著称，是福建和浙江沿海尖底海船的通称。郑和下西洋船队中的宝船、马船、粮船、坐船和战船，也大多为福船。广船起源于春秋时期或更早期，产于广东，建造地在广东省和海南省，有较好的适航性能和续航能力。沙船是一种平底、方头、方艄的海船，是我国最古老的一种船型，为北方海区航行的主要海船，因其适于在水浅多沙滩的航道上航行，所以被命名“沙船”。鸟船头似鸟嘴，故称“鸟船”，又称浙船。沿海一带的古代浙江人认为是鸟衔来稻谷种子，才造就了浙江的鱼米之乡，所以把船头做成鸟嘴状。由于“鸟船”船头眼上方有条绿色眉，故它又得名“绿眉毛”。
“绿眉毛”木帆船造船技术和工艺的历史，虽然十分悠久，但是在一千多年前，人们建造木帆船很少使用图纸。技艺高超的造船师傅，完全凭着世代相传的看家本领，把每一个线条、每一个标准尺寸都印在脑海里。即便是画个草图，他们在看完后立即销毁。因为，对造船师来说，图纸如同武林秘笈一般珍贵。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工艺，在中国最为典型的四大古船上都有使用。比如最典型的鸟船“水密隔舱”技术，明代制造的远洋航船上，一般都有很多个这样的隔舱。它可用来放货物，还能提高船的安全性能，当其中一个舱进水时，由于其他舱位密封，所以船只不会下沉，堪称中华民族乃至人类航海史的巅峰之作。
三、闽舟为上
古代福州造船业的崛起，有赖于汉魏时期与南海诸国的频繁往来。南朝刘宋时期历史学家范晔编撰的《后汉书·郑弘传》记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汛海而至。” 东冶即福州。可见，早在三国孙吴永安时期，就曾在东冶置典船校尉，主谪徙之人造船于此。福州开元寺东直巷就是吴时的都尉营，号“船场”。说明当时福州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造船能力。
隋唐以来，福建海外交通贸易兴起，福州成了重要的海外交通贸易港口，也成为当时福建的造船中心， 乃至于全国造船基地之一。在疍家航海技术与汉人科技文明结合的基础上，闽人造出了适于远洋的大船。宋时，由于宋代经济中心转移到南方，这给南方航海业打下坚实的基础。曾任北宋福建南安县主簿的谢履诗云：“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可见泉州所造海船，在宋代已被列为朝廷制定外交船舶，甚至北方的金朝人也来请福建人去打造战船。据徐梦莘编著的宋代史学名著《三朝北盟会会编》载南宋初年名相吕颐浩文称，“南方木性与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船次之，温、明船又次之。”
从自然资源来看，闽浙粤三省多山区，盛产木材，其中又以生长在福建山区的杉木、松木、樟木、梨木等建材最适宜造船，加之南方中国的手工业，如木工、铁工、油漆工等都很发达，其制造技术足以支撑大规模的制造业。宋元时期，福船成为开展海外贸易的主要船型。马可·波罗称：“各有船房五六十所，商人皆处其中，颇觉宽舒。”马可·波罗于公元1291年奉元世祖之命护送蒙古公主阔阔真出嫁给波斯国王，就是从泉州港起航。明代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主要采用的就是适于远洋航行的福船，之后更以福船为主要战船。
舟船，不仅帮助先民们勇猛地划向海洋，还是开启人类海洋文明的标点。千百年来，随着造船术、航海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出自征服海洋和祈求平安丰收的愿望，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展开飞翔的艺术翅膀，创造出丰富多彩的船文化，唤醒了人们拥抱世界的开放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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