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些年的明代古装剧之中，总会出现锦衣卫这种角色，他们身上服装以大红色打底，一条龙纹过肩而去，看上去十分霸气。
这种服装被称为飞鱼服，在明代属于赐服制度中一类规格比较高的赐服。君主赏赐服装这种事儿虽然在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就已经兴起，但是并不成体系。而在明代，赐服制度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成为皇帝巩固皇权的工具。
威风凛凛的飞鱼服
何为赐服制度
《正字通》:赐，上予下曰赐。
因此，赐服在字面意义上很好理解，皇帝赏赐给臣子的衣服。在唐宋时代，穿紫袍，佩戴金鱼袋成为高级官员的一种特权，而当皇帝特别器重一名品级不太高的官员，允许他穿紫金的时候，这就是一种赐服。
在明代，赐服制度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来进行介绍。
一，第一类被称为“借服”。所谓的借服就是指官员被特许穿着比自己本身品级高的冠服。这类服装大量适用于出使外邦的使者和朝廷的高级官员，可以体现出皇帝额外的重视。
明代三品孔雀补子官服
这一类服装借助的是明代衣冠禽兽的官服补子。明代皇帝把飞禽走兽按高低等级排出顺序，放在官服上区分官员的等级。
二，第二种就是我们熟悉的带有类似于龙纹的高级赐服了。依据服装上的纹饰，自高到低主要分为蟒衣，飞鱼服，斗牛服，麒麟服。
蟒衣，特征是有四爪
飞鱼纹，即拥有龙头，鱼尾巴，翅膀
头上有角的斗牛纹
爪子被牛蹄子代替的麒麟服
其实通过图片可以知道，和文武官补子上那些动物相比，这些纹饰上的动物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却和皇帝专用的五爪龙纹有些相似。这就让这些赐服和龙袍有了联系。这种有祥瑞，高贵，神秘意义的图案自然就成为了明代皇帝的高级赏赐物品。
以“衣冠”强化等级，拉高皇帝地位
《明太祖实录》:近世风俗相乘，流于僧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
仆贱隶，往往肆侈于乡曲，贵贱无等，僧礼败度，此元之失政也。”
由于元代统治者的散漫，中国古代传统等级观念礼崩乐坏。为了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朱元璋觉得必须摒弃元代那种等级崩坏的乱相，从思想上树立等级观念，必须通过服饰“辨贵贱，明等级”。
确立多种制度的朱元璋
特别是由于朱元璋以农民军起义为基础，高级将领通过结拜兄弟来维系关系。但是现在朱元璋做了皇帝，自然要确定威信，但是又要有信义，特别恩赏那些和自己共同打天下的兄弟们，以显得自己重情义。
二十四年定，公，侯，驸马，伯服，绣麒麟，白泽。
这些高等级的赐服一般只授予极其少数的高级官员，贵族。即便是在赐服制度中最低级别的麒麟服，在明代早期，也只是授予公爵，侯爵，伯爵，驸马等高级贵族而已。而公侯伯驸马这一类贵族恰好是开国的勋臣们，这种意义不言而喻，就是为他们设计的。
赐服制度里的各种纹饰类似于龙的图案，不仅能满足那些高官勋戚的虚荣心，达到朱元璋特别嘉奖的目的。而且等级颇多的赐服又拉开了他们和皇帝之间的距离。这种意义在于在满足赏赐勋爵时还能够强化天下等级意识。而等级的严格则为后来赐服具有跨越阶级，显示皇帝特别恩典的属性行了方便之门。
拉拢高官能臣的工具
一，拉拢人心。对于皇帝而言，作为上天在人间的代表，名义上他不需要讨好任何人。但是他需要借助赏赐培养出自己的势力，对于官阶较低的人来说，提拔和赏赐财物就足够了。但是对于高级官员，就得用高级货。
《明史》:衍圣公秩二品，服织金麒麟袍、玉带，则景泰中入朝拜赐
二品官衍圣公本来只能穿二品的官服，但是作为孔子的后代获得了麒麟服和玉带这两种规格较高的赐服之后，就能给明代皇帝树立一种尊师重教的形象。这有益于拉拢天下文人，提高皇帝的形象。
《明史》:万历中，赐张居正坐蟒。
对于张居正这种能活着封太师的权臣，万历皇帝自然是又尊敬又害怕。那么对于皇帝而言，要拉拢张居正，自然用等级最高的蟒袍赏赐给他。
一代权臣张居正着坐蟒蟒衣
在最初，“永乐以后，宦臣在帝左右，必蟒服”高级赐服授予的是皇帝身边的宦官，锦衣卫高官，高级侍卫等亲信。这些人物在皇帝身边时间非常长，倍受宠信，因此可得高级赐服。
那简言之，可以明白赐服实际上是一种代表皇帝相当高的信任而被物化的产物赏赐给臣子的。这种皇帝宠信政治意义和本身的荣誉成为了赐服拉拢人心的决定因素。
二，突破制度，激励人才。
明成祖朱棣赐翰林学士解缙，侍读黄淮、胡广，侍讲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衣与尚书同。
翰林学士为正五品，侍读，侍讲为正六品。而尚书的官职为正二品，朱棣却赏赐给这些品级偏低的官员二品官服，实际上可以说是严重的僭越行为。
但是如果从实际出发，解缙等人在永乐时代的恩宠不必多言，作为皇帝非常宠信的一类低级官员。皇帝觉得单纯的赏赐财物不足以表现他的皇恩浩荡，而根据明代的官制规定，他们的这个职位的品级就是这个等级，不可能因为几个人变动国家法律。
解缙
赐服就成了突破法律制度约束的唯一选择。而高级的赐服显然过于隆重，那么二品的官服就成了皇帝能赏赐的最高等级奖赏。换言之，就是由于体制约束，皇帝不能随便提拔亲信们，但是皇帝给予了他们二品高官的待遇，来激励他们为自己效忠。
其实就赐服种类而言，有基于普通官服的，也有高级赐服。但是他们共同承载的是在明代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下，一种皇权特许，皇帝亲信的政治意义。
其实，皇帝赐服制度抓住了人的软肋——虚荣心。赐服让等级观念颇深的官员们品尝到一种僭越特权的甜头，体会到权力的甜头。转而由这些能臣高官们追求皇帝赐服掀起明代社会崇尚高级赐服，在追求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入仕后，又多了一项追求赐服。这种社会舆论最终达到明代皇帝为了拉拢人才，控制人才的目的。
谋求周边国家臣服，天下共主
自宋代灭亡后，以汉族王朝建立起来的朝贡，附庸体系旋即崩溃。朝鲜等附庸于元朝，日本更是反对沦为元朝附庸，元代留给明代一个烂摊子。
在朱元璋看来，确立大一统的汉族王朝不仅需要统一北宋的传统故土。还要继承汉族王朝的国际地位，要确立汉族正统的地位，就一定要恢复传统的朝贡制度。而这种朝贡制度很大程度必须要以明帝国国内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作为载体，只有把这些国家纳入明代的基本法律之下，他们才能真正在法律上臣服。
《诗经》:王锡韩侯，淑旅缓章，簟莽错衡，玄衮赤寫，钩膺镂锡，辯鞍浅蔑，絛革金厄。
早在诗经中，就记载了周天子对分封的韩国侯爵赏赐衣服，以显示自己作为天子的地位，通过周礼用于强调自己和诸侯们主从关系。这就是较早的以衣服为载体维系的天下共主。
《明太祖实录》: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远，秦废之而速亡，汉晋以来莫不皆然，其间治乱不齐，特顾施为，何如尔？要之为长久之计，莫过于此。
建立这样的天下共主地位是朱元璋梦寐以求的。通过封自己的儿子为王，镇守各个地方，保卫大明王朝；通过让周边的国家臣服，沦为明代王级附庸国家。达到先秦那种众星拱月，谋求传继万代国运的地步。
同时以服装作为载体确实可以追溯到汉族王朝中周朝的礼制，这种情况无疑从法律上再次肯定了明朝这个新的朝代合法继承汉族王朝的正统地位。
朝鲜
《明史外国传》中记载：“永乐元年四月，赐朝鲜国王李芳远金印、诘命、冕服、九章、圭玉、佩玉等。永乐三年十一月，帝遣鸿妒寺少卿潘赐偕中官王进赐日本国王源道义九章冕服。自此明代赐服制度在稳定国内外局势，构建万国来朝的局面也有了具体的价值。
后记
其实，服装这种东西本来并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的分别，但是人却划分材料的区别；
飞禽走兽其实也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的分别，但是人却划分动物的区别；
龙，蟒，斗牛，飞鱼等本就不存在，但是人却分要赋予它们不同意义。所谓的赐服制度根本就是控制人心。
明代赐服制度以明确等级，恢复礼法为本心作为制度确定下来时，就注定这是一场人心的较量。当它被做为拉拢人心，控制人心的工具以达到在内控制人才，高官，在外控制属国时，就更在情理之中了。而控制了四海的人心，则将天下之人玩弄于掌间，于是皇权就巩固了。
明代以“衣冠”治天下，实以“人心”治天下。
《明史》
《明代赐服研究》
《从张居正蟒服看明代赐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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