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时，只掌握了1个军官教导团几百人的朱老总，实际上并没有在起义的核心指挥层，而且不显山不露水。
按诸多起义将领的说法，当时只不过“大家敬重他是个老同志罢了”。起义后成立第9军，朱老总名义上是副军长，但该军只有原先军官教导团那几百人。三河坝分兵时，朱老总率第9军教导团和周士第的第25师奉命留守三河坝，阻击钱大钧部。经过3昼夜激战，虽予敌重创，完成了掩护主力侧后的任务，但部队也遭受严重损失。
为保存革命火种，朱老总果断指挥剩下的部队，于10月3日撤出战斗，在饶平地区又汇集了潮汕失利后退出的一部分部队，共2000余人。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此时的起义军余部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师以上干部都离开了，团级干部就剩一个王尔琢。在这个非常时刻，朱老总挺身而出。他根据大家的意见，作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决策，决定到敌人力量薄弱、群众基础较好的湘粤赣边界地区去寻找落脚点。
1927年10月中旬，南昌起义军余部转到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这时部队纪律涣散，人心浮动，违反群众纪律的事屡禁不绝。不仅一路上有人当逃兵，许多暂时留在队伍中的人也公开要求离队。在这种情况下，朱老总决心对部队进行一次整顿。
在天心圩召开的军人大会上，朱德非常严肃地指出：“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是黑暗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
朱老总说到做到，将那些意志动摇者礼送出境，绝不为难，但要求他们必须把枪支留下。这既是为他们离队后隐蔽身份着想，同时也是为这支队伍尽可能积攒一些日后东山再起的装备基础。
当朱老总率起义军余部从信丰到达赣粤边境的大庾镇时，恰缝蒋军粤系、桂系、湘系军阀爆发混战，敌人暂时放松了对起义军的追击。朱德、陈毅便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对部队进行了一次整编。
这次大庾整编，朱老总将原先纷乱且有名无实的番号通通取消，部队统一整编为1个纵队，由朱德任纵队司令，陈毅任纵队指导员，王尔琢任纵队参谋长。以原25师余部为基础编为1个步兵支队，支队下面编为3个步兵大队。将原来第9军教导团、第20军第3师的余部及零散人员编为1个特务大队。同时还组成了1个机炮大队，装备2挺重机枪、2支冲锋枪和1门82迫击炮.编余干部组成了一个教导队，直属纵队部领导。
在这次整编中，陈毅负责重新登记党团员，成立支部，调配党员去担任指导员。这一举措使党组织成了部队的坚强核心，从而大大加强了起义军的凝聚力。
经过整编，南昌起义军余部还剩七八百人，只有从饶平出发时的三分之一，但部队的组织状况和精神面貌都大为改观，形成了一个比较巩固的战斗集体。虽然大家衣服槛褛，面黄肌瘦，但是人人精神抖擞，个个斗志昂扬。朱德非常自豪地说：“我们的队伍经过千锤百炼，现在已经成为一支坚不可摧的钢铁部队。”
1927年11月初，朱老总、陈毅率起义军余部抵达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崇义县上堡。上堡一带在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此地是一片连绵的山区，便于部队隐蔽活动。南昌起义军余部从三河坝撤出后，一路颠沛流离，到了上堡才算站稳脚跟。
朱老总和陈毅商量了一下，决定在上堡对部队进行整训。朱老总明确提出：募款和缴获的物资全部归公。部队成立没收委员会，专管没收和处理缴获财物事宜。在对部队进行守纪教育的同时，朱德还认真地抓了军事训练。训练的主要内容是从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从城市战、平原战向山地战转变。
起义军余部在上堡地区一住就是20几天，部队指战员的诸多观念和行为规范，都在朱老总和陈毅的耐心教育和开导下，开始发生积极的转变。
以上三次整顿部队，史称“赣南三整”。从内容来看，“赣南三整”与毛主席主持的“三湾改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人均从实践出发，打破旧思维的条条框框，在努力探索符合中国现实的斗争道路方面，可谓殊途同归。
经过“赣南三整”，原本士气低落、随时都有可能散架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恢复了元气，并且纯洁了队伍，提高了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这才有日后的湘南暴动和井冈山会师。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这两位伟人，才得以携手干出了一番大事业。
【深耕战争史，弘扬正能量，兵说欢迎各方投稿，私信必复】
閱讀更多 兵說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