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同日，陕北延安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司令员朱德，命令华南抗日纵队向交通要道敌占城市进军。
同时向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达命令：“在广东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命令。”（我很奇怪朱总司令如何向冈村下命令，究竟是报纸公告，电台播音，无线电报通电，还是专人送达……）东江纵队立即紧急动员，执行命令，分几路向东江两岸，粤汉路、广九路沿线和沿海敌伪据点推进，强行攻克接收宝安县城及无数大小村镇。
习惯历史叙述语境，一说到1945年8月10、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的1——7号命令，还有苏联军队出兵东北事宜，自豪之情总是溢于言表，事实上命令没有足够的实力做保证，政治姿势多于实际意义。
果然，朱总司令的命令被冈村宁次扔在一边置若惘闻。他当然不敢接受一个集团军司令的命令，不然其他三、四十个集团军的总司令也学朱总司令一样，分别给他下命令只许向自己部属投降，不管他遵照执行哪一个。最终结果，蒋委员长肯定把他片成皮鸭。
解放军诸多将领的老首长，北伐第四军军长张发奎
我孤陋寡闻，没有见到过任何人对朱总司令这些命令得失进行研究与检讨。在别地方或许能顺利执行，但内容涉及华南地区，却是激怒广州地区受降主官，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差点给东江纵队带来了灭顶之灾。
张发奎这个土匪认为延安太不给面子他了，居然从西北伸过手来到他盆里捞食，真是叔可忍，婶不可忍。由此一改往日容共、亲共态度，耍起山大王（张发奎绰号“大王”）横蛮作风，拒绝承认共产党领导华南抗日游击队存在事实，他在记者招待会说：我从未接获辖区内有中共部队番号、驻地、及驻军数目通知，各方面也无此情报，也没听说他们有什么抗战事迹，因此广东只有剿匪问题，没有什么东江纵队问题……
抗战胜利后，就国内和平问题，国共双方1945年10月10日重庆谈判达成《双十协定》。协议中中共同意放弃黄河以南占据的八个根据地，即从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八个省区的根据地撤离。其中以广东最面积最大。随后，两党还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协议，双方所有军事冲突，由张群、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协调解决，于1946年1月13日生效。
广东省政府档案：军事调停执行部第八小组备忘录124号
1946年初，军调部派出第八执行小组到广州沙面的苏联领事馆，就中共广东武装部队北撤事宜与广州行营（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改编）进行谈判。执行小组的三方代表分别是美方代表米勒、国民党代表黄维勤和中共代表方方。除方方外，主导和参与广东的中共解放区和武装部队根据地谈判的，还有廖承志（中共南方局委员、军调部重庆三人小组的中共代表）、林平（尹林平，东江纵队少将政治委员）、曾生（东江纵队少将司令员）。
在谈判初期，蒋介石就密令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上将“限期肃清行营辖区内残匪”，力图在谈判桌上制造“广东境内没有中共武装部队”的假象。
谈判小组的中共翻译员林展回忆，军统人员在苏联领事馆门口派了多名便衣人员，名曰“保护”，实则是限制中共代表行动自由，提防外界进步人士、群众与代表们接近。为摆脱监视，代表团成员晚饭后三五成群同时外出，然后分头搭上黄包车分方向乱走。通过这种方式，代表们多次与广东区委党组织秘密联络协调沟通。
中共代表与国民党广州行营谈判了几个月，经过一系列斗争，在1946年4月2日就“东江停战”和“东江纵队北撤”问题签署了《联合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包括了三项原则，十项决议和一个决议附则。
三项原则是：
（1）登船地点：大鹏湾。
（2）人数：二千余人（不得超过三千人）。
（3）时间：自开始调查之日起，至登船之日止，以一个月为限，不得超出。
十项决议：
（1）广东省内和东江以南、东江以北、以及广东北部三地区的中共武装人员二千四百人（其中包括妇孺三百人），在大鹏半岛集中，用美国轮船运到山东烟台登岸。
（2）上述人员的集中及登船的准备，自第八执行小组派出联络小组出发调查开始之日起，共一个月。距大鹏湾较远的地区（粤北）人员，若不能及时赶到，须宽限时日，要呈报三人委员会决定。
广东省政府档案：广东中共武装人员胸章图样
（3）在中共武装人员集中大鹏半岛期间，以及登船之前，大鹏半岛葵涌、王母圩等地的国军，应撤离该区若干距离，以便中共武装人员集中。
（4）在中共武装人员集结及行军、登船过程中，广州行营要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并要特别令其所属，不得有任何攻击行为。
（5）上述中共武装人员集中转移过程中，广州行营同意代购粮食或供款给他们购粮，广州行营方面同意在运输、医药等方面给予一切可能的协助。
（6）为执行上述决议，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执行小组应以三人委员会代表机关的资格迅速组成并派出三个联络小组，分别携带电台到东江以南、东江以北、以及广东北部三个地区进行调查，及协助中共武装人员到大鹏半岛集中登船，各联络小组均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美国三方面的各一名代表。
广东省政府档案：北平军事调度执行部第八小组臂章图样
（7）广州行营派出宪兵若干人供第八执行小组及其联络小组使用，随同联络小组出发，其人数与任务均由第八执行小组决定。这些宪兵随同联络小组执行职务期间，须接受第八执行小组及其联络小组之命令。
（8）中共方面的林平少将于决议重要原则确定后，即乘飞机出发，于三日内陪同中共武装人员代表曾生少将及其代表，以及中共方面的联络小组人员前来第八执行小组，以便和广州行营代表共同商讨撤退中共武装人员的具体细则。三日之后，即作为“调查开始日期“。国民党方面允许保证上述人员公务来往的安全及提供交通等方面的便利。
（9）关于决议各点执行的具体细则，由第八执行小组与广州行营代表及中共武装人员共商决进行。
（10）本决议经三方面签字后，即付诸实施。
《联合会议决议》附则
（1）要求国民党保证我方复员武装人员及其家属的生命安全。
（2）琼崖纵队的问题。
（3）我方电台遭受破坏的问题。
决议附则内容是廖承志提出的，根据老同志叶锋回忆：“当时广州行营代表虽然对决议附则做出承诺，但是没有执行到位，比如保证我复员武装人员生命安全问题就没完全做到。东江纵队北撤后，有东纵战士拿了广州行营颁发的“复员证”回到家乡到乡政府去登记，却被抓了起来。
广东省政府档案：广东中共武装人员队旗图样
在军调部第八小组的安排下，东江纵队司令部在短期内将一万多名官兵进行了安排：排以上干部大部份参加北撤；由东纵江南指挥部负责编造北撤人员名册上报审批，按册上船；排以下干部及战士颁发复员证和复员费，自己执生。
其时，因北上迎接八路军南下支队等原因，中共华南武装部队在粤、赣、湘三省的多个县散布，若于一个月内集中到大鹏湾鲨鱼嘴是非常困难的。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于是建立了江南支组、江北支组、粤北支组共三个大组，通知和协助中共华南武装部队北撤。
当时为了为了谈判省事，东纵之外其它几个兄弟纵队的北撤人员，一并合到东江纵队北撤人员名单里，对外统一称东江纵队。
比如珠江纵队70多人，韩江纵队30多人，南路纵队10多人，粤中纵队人数不明。后来给外界的印象，一直以为中共的华南抗日部队只有东纵，无视其他部队名称。乃至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造成广东干部不团结原因之一。
1946年5月，粤北指挥部珠江纵队司令员林锵云、东江纵队政治部主任杨康华在始兴向部队传达了“双十协定”，并吩咐大家做好北撤准备。
按照国共两党广东军事调停小组的部署，粤北方面成立军事调停支组，美方代表是纳尔逊上尉；中共代表杨康华、临时代表李大雄，陈培兴则以粤北部队代表身份参与三人小组的谈判；粤北军调支组的国民党代表是黎国熹中校。 军事调停部粤北支组谈判地点是在粤北的南雄县岭南酒家。
广东省政府档案：粤北中共武装人员集中北撤调查统计表
经谈判，军事调停部粤北支组达成的协议内容有三个要点：粤北的中共部队北撤山东烟台人数为800人（注：一说1200人），根据广州行营档案记录显示，一共925人。以粤北的始兴县总埔圩为北撤部队的第一个集中地点，翁源县坝仔为第二个集中地点。集中后行军至广东沿海的沙鱼涌海滩上船（美军提供的登陆艇）。
谈判期间，国民党第一三一师（即是原六十四军一五五师，这个师健在的老人还有不少）在韶关以远途奔袭的战术，袭击中共部队，两次均扑空。
东纵北撤到山东烟台后，受到了解放区军民热烈的欢迎。
让人意外的是，曾生将军居然是美军服饰打扮。
按照粤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总共只能北撤800人指标，超出几百位同志粤北指挥部作了部署，一方面把能够到城市工作同志陆续送去香港等城市；一方面留下精干部队隐蔽下来以待时机。
粤北指挥部把留下的300多人组成五个武工队，分布到连接江西大庾与广东省南雄、始兴、翁源、仁化、九连山等地，种下“红色的种子”。这些种子后来在1949年，成立了广东人民解放军粤赣湘纵队和粤桂湘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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